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 陈志强：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定位

一

《拜占庭帝国大通史》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编号：14ZDB061）资助的最终成果，是全国三十多位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专家多年来共同努力专研、携手完成的学术精品，也是我国年富力强的两代专业拜占庭研究者从2013年底开始研讨策划到2023年底合作十年，潜心专研、出版问世的结晶。全书355万字，分四卷八编，按照拜占庭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所涉内容，四卷分别聚焦330—610年、610—1057年、1057—1453年和1204—1461年四个时段的历史，各卷上编为正统王朝和地方小王朝的皇帝君主小传，下编为不同历史阶段所涉重大问题的专题论述。自2014年底项目正式启动，来自全国十余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课题研究和成果写作，他们在五大子课题小组负责人（林英、徐家玲、张绪山、田明和陈志强）的协调下认真研究与写作。为充分掌握国际拜占庭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课题组成员在项目执行期间先后出访国际拜占庭研究重要研究中心和高等学府，数十人次的调研交流，获得了大量资料信息，为项目最终成果《拜占庭帝国大通史》的完成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学术基础。毫不夸张地说，《拜占庭帝国大通史》是我国拜占庭学者群体借鉴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大力推进该学科专业化发展四十年的阶段性总结之作，是代表我国拜占庭学发展最高水平的作品。

《拜占庭帝国大通史》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创新性。项目团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吸收国内外最新成就，发挥中国历史研究优秀传统，设计大通史的框架，关注帝国发展重大问题，突出具有中国学者视角的学术风格，以拜占庭王朝及其皇帝君主为大通史的框架，写出新特色。理论创新集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史原则，关注重大问题的物质背景，强调历史发展的社会物质基础；始终注意克服“西欧中心论”和“西欧模式说”的影响，坚持以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为论述主体。全书合理把握拜占庭帝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按照帝国十余个王朝的年代顺序，系统展示其主要线索和阶段性特征。编纂体例创新则反映在吸收《史记》的优长，对拜占庭帝国大小王朝的137个皇帝君王分别作传，每个小传平均万字，这种集拜占庭帝国全部帝王小传于一书的编纂方式在国内外拜占庭学界的百余部同类作品中确属首创。特别是在出版社和项目团队共同策划努力下完成的《拜占庭君王世袭图》集帝国历任皇帝名录于一图，也是史无前例。类似的编纂创新还可举出多例，如《拜占庭帝王代表性货币图谱》浓缩了著名的拜占庭金币“索里达”的发行史。出版形式方面的创新也值得提及，出版社在版面编排、艺术设计等方面不断探索，有经典收藏限量版和精装非限量版两种版式，社会效益良好。

二是学术性。《拜占庭帝国大通史》按照帝国历史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的重大问题进行重点论说，深入分析那些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重大事件、基本制度、杰出人物、重要历史现象，特别是重大变革；在论述中突出问题意识，发扬《资治通鉴》的优秀传统，将分析融入编年体的历史叙述之中，力图在客观描述拜占庭帝国发展与文化变迁中，提出中国学者的独立见解。团队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潜心研究，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先后发表论文200多篇，大多数刊登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专业学术刊物和学报上；同时，有十余部专著、译著正式出版。这些阶段性成果得到了包括20个国家社科基金和18个部委、省、市项目在内，总计50余个项目的支持。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在教学和专题科研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获得了良好的社会评价，团队成员及其作品先后获得各种奖励40多项，其中包括国家、省、市、部委级奖励12项。全书论从史出、言必有据，团队成员们依据多渠道收集积累的大量历史文献和文物，包括随时更新的“从前荷马到后拜占庭希腊古籍原始史料数据库”（TLG）以及相关的其他原始史料数据库和二手研究著作信息平台，使研究成果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值得一提的是，各卷下编专题论述均发挥项目团队各位作者的研究所长，并在各自的论述中不拘泥于所在分卷的时间限制，坚持大通史“贯通”的整体特征，论述重点突出，并展现所涉问题的来龙去脉，较好地解决了一般通史作品中重大问题的阶段性“碎片化”问题。

作为《拜占庭帝国大通史》的总主编和分卷主编，笔者对全书所涉及的宏观理论和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深感以有限的文字说清楚拜占庭帝国历史与文化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如何合理说明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地位成为最受困扰的重大问题。事实上，数百年来拜占庭学界的诸多学者对此都提出过不同的观点，都发表过相同或相佐的真知灼见。在此，笔者认为还是用史实说话最妥当，如果我们从欧洲地中海中古世界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即是把我们的观察对象置于更为宏观的历史场景中，就会更清楚地看清历史事实，睿智的读者自然会做出判断。

最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拜占庭帝国在从东南方向拱卫欧洲方面发挥了最重要的军事作用，拜占庭帝国军队不仅以其首都君士坦丁堡为防御中心，抵抗住4、5世纪外族入侵的第一波攻势，而且在此后数百年间一再成功阻遏来自中亚、西亚地区的军事进攻，特别是在7世纪中期以后，粉碎了新兴的哈里发国家的大肆扩张，将横扫整个中亚、西亚、北非的阿拉伯水陆大军阻挡于君士坦丁堡城下，使之此后也未能越过拜占庭人把守的欧洲东南大门。拜占庭帝国防御性战略也使中古欧洲的边界长期稳定在帝国东部。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庭人利用其新式防御武器“希腊火”长期维护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一线和东地中海航道的安全，其防御性军事技术和战略战术使得君士坦丁堡的城防工事堪称整个欧洲地中海中古世界防御工事领域的一绝，致使该都城被称为“无法攻克的堡垒”，是“万城之中的王城”。拜占庭人围绕这一防御战略发展的多种军事科技也发挥着远比欧洲其他地区封建贵族武装更强大的军事作用，长期影响着欧洲地中海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欧洲地中海其他地区不断被撕裂，不仅内部陷入长期的封建贵族混战，而且阿拉伯军队将地中海分裂为南北两半，其西路军成功跨过直布罗陀海峡，翻越比利尼斯山脉，攻入法兰克王国南部。只是由于法兰克宫相查理·马特在波亚迭拼死抵抗，才打败入侵者，阻遏住强弩之末的穆斯林军队。此后的比利牛斯山脉以西的伊比利亚半岛混战不止，直到15世纪末“收复失地运动”方宣告统一。显而易见，拜占庭帝国长期发挥着中古欧洲东南部军事屏障的作用，在古代世界地缘政治交汇区域形成了对整个欧洲的保护，这一历史贡献得到国际学术界一致公认。

拜占庭帝国能够发挥上述重要的军事作用与其继承并发展了晚期罗马帝国中央集权制政治传统有密切关系。拜占庭帝国初期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塞奥多西一世、查士丁尼一世着力强化帝国国家建设，完善中央集权，得以统一调动各种资源，并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取得军事成就。随着拜占庭皇帝专制权力的加强，帝国的防御性战略发生了重要变化，军事组织和战术规划都进行了调整，稳固了其东部防御体系，进而在欧洲地中海中古世界发挥了最重要的军事壁垒作用。

谈到拜占庭帝国以皇帝专制统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就不得不谈及罗马帝国的政治传统。如众所知，公元3世纪大危机终结了地中海世界的古典时代，同时拉开欧洲地中海世界的中古史大幕。此后，所谓“蛮族入侵”的民族迁徙一浪高过一浪，自北向南、自东向西横扫整个欧洲地中海世界。内外交困的晚期罗马帝国不仅陷入军阀割据的战乱，而且无力改变外敌入侵的现实，直到君士坦丁一世统一帝国为止，晚期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制才得以加强。这一时代的皇帝们致力于发展拜占庭帝国皇帝专制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制，吸取了前代皇帝们的教训，他们开启和发展皇帝最高权力血亲继承的王朝制，极大降低了帝国最高权力交接的社会成本。同时，他们刻意削弱“四帝共治”制，强化皇帝直接控制的省区，将皇帝对整个帝国的统治权制度化。显然，自晚期罗马帝国皇帝康茂德被杀后延续半个世纪的皇位争夺战，特别是26个军阀皇帝轮流坐庄的战乱，凸显出帝国中央集权制的危机，一场强化皇权的改革势在必行。

君士坦丁王朝开启的政治变革在解决迫在眉睫的危机中抓住了核心难题，也推进了晚期罗马帝国中央集权制向拜占庭皇帝专制统治为核心的帝国政治的发展，体现出欧洲地中海世界政治体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事实上，罗马帝国初期的元首制就是古典地中海世界城邦民主制、罗马共和制走向集权的一种发展趋势，而从元首制向戴克里先的皇帝制转变则进一步加强了帝国的中央集权。这一集权化过程从君士坦丁一世开始加快，由他建立的血亲继承制王朝成为拜占庭帝国第一个王朝，其统治时间虽短，但其确定的基本国策为之后帝王特别是塞奥多西王朝所坚持，并取得了成功。此后，拜占庭皇帝们最大的政治建树都是围绕着完善皇权和中央集权制帝国取得的。他们建立起碾压其他军事集团的皇帝直属野战军，强化基督教信仰为核心的正统意识形态体系，合理利用多种蛮族人力资源，构建效忠于皇帝的高效政府机构和官僚制度，严格掌控各级官职设置和职官任免权，包括检察权和监督权，编纂法典，从而奠定了拜占庭帝国发展和强盛的基础，查士丁尼出台的《罗马民法大全》标志皇帝专制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完善了其中央集权政治模式。

站在更为宏观的高度分析问题就不难得出如下结论，晚期罗马帝国以后的欧洲地中海世界形成了两种政治模式——东地中海世界（包括地中海和黑海）的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制和西欧及西地中海的地方专权制。前者延续和发展了晚期罗马帝国的皇帝制，最终形成了拜占庭专制皇权统治，后者在日耳曼民族迁徙浪潮冲击下，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蛮族国家并陷入长期的封建混战。在欧亚大陆西端，皇帝专制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和各级封建领主控制下的欧洲其他地区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历经千载，两者的发展历史成败终见高下。人烟稠密、富庶繁华的拜占庭帝国的政治模式显然比西欧更具优势，较之遍地战乱、民不聊生的西欧封建政治模式，前者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更符合中古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也许正因如此，中央集权制的罗马帝国形成的“道统”成为后世追求的政治遗产，不仅拜占庭帝国宣称其正统继承者的身份，而且加洛林帝国的查理曼、神圣罗马帝国的奥托一世和俄罗斯沙皇都向南寻求各自皇权的合法性，甚至现代欧洲一体化运动也从中获得灵感。

拜占庭帝国在欧洲地中海中古时代发挥的政治和军事作用与其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比较安定的内外环境为其商贸活动和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帝国比较庞大的帝国官僚体系和军队建设打下了物质基础。事实上，早在祸及整个欧洲地中海世界的公元3世纪大危机期间，罗马帝国东部也如同其西部地区一样，遭受到沉重打击，只不过其农业经济除了奴隶制外，还存在大量隶农和自由小农制。这种多元化的农业经济远比帝国西部灵活得多，也有更强的活力，因而导致晚期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重心东移。与西部奴隶制庄园纷纷破产、城市生活解体、商业凋敝、货币贸易倒退到以物易物的同时，东部经济抵抗住了大危机的冲击。隶农制逐渐扩展，带动自由小农生产的发展，稳定了帝国东部的农业经济。拜占庭帝国从本质上看是农业为基础的农本经济国家，其大部分的岁收来自于农村，主要的劳动力是农民，其庞大的帝国建立在农业税收基础上。显然，欧洲地中海古典世界农业经济技术传统也更多地是由拜占庭帝国所继承，进而奠定了中古晚期欧洲农业经济复兴的坚实基础。拜占庭军区制改革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自上而下逐步推广的，在王朝严密控制下的农兵制度带动小农经济稳定发展，有效调动帝国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进而为拜占庭帝国“黄金时代”的到来创造了条件。军区制改革的成功案例也对中古欧洲乃至西亚广大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是在拜占庭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拜占庭城市经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以千年都城君士坦丁堡为代表的大小城市，依靠农业税收和农村提供的农副产品和原料，以及广阔的市场，迅速兴起。一方面形成了以各个城镇为中心的规模不等的国内经济区，另一方面催生了君士坦丁堡和地中海东岸各城市为商品集散地的国际商贸经济中心。早在西欧中古城市经济自10世纪逐渐发展起来以前，拜占庭城市工商业便提前数百年进入繁荣阶段。考古学家发现，君士坦丁堡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艺术集古典时代之大成，其建筑材料、建筑设计、力学和美学都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影响中古时代整个欧洲地中海世界。其中圣索菲亚教堂的多重穹顶建筑更是创造了中古世界的建筑奇迹，成为后世欧洲和西亚宗教建筑的榜样。如果没有拜占庭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这样的奇迹是无法实现的。如此超大规模的城市经济也极大促进了欧洲地中海经贸网络的形成，充分发挥了拜占庭首都作为“东西方贸易金桥”的作用。学者们对拜占庭货币史研究的结论也证明，拜占庭金币以其稳定的国际信誉成为13世纪以前欧亚大陆近千年流通领域的硬通货，它们散布于从北欧到东亚及南亚各地，仅我国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就达百枚以上，以至于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断言我国发现的外国古币中，最多的是波斯银币和拜占庭金币。它们以实物证据的形式证明，拜占庭帝国是中古时期特别是6—9世纪期间中欧经济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角色。更有学者证明君士坦丁堡就是古代“丝绸之路”西部的端点，来自世界各地的奢侈品商品和珍奇异宝由此集散至欧洲地中海各地。

能够反映拜占庭帝国在中古欧洲经济中之重要性的指标之一是人口。根据学者初步估算，3世纪大危机后数百年，欧洲人口持续下降，直到12世纪止跌回升，但不久再度遭遇大瘟疫打击而锐减。同一时期，拜占庭人口则始终占据欧洲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在更为广阔的西欧、中欧地区生活的居民数量还不如疆域面积更小的拜占庭帝国多。学者们的估算虽然存在差异，但中古欧洲大部分地区远比拜占庭世界更混乱贫穷，持续战乱和瘟疫疾病导致居民死亡率更高。拜占庭帝国长期成为欧洲地中海世界最富庶、人口最多、生活水平最高、城市最繁华的经济中心区，这显然是帝国集权政治下社会生活相对安定的结果，与长期陷入封建战乱的欧洲其他地区形成鲜明对照。像人口在7、8世纪便多达50万~100万之众的君士坦丁堡这样的大都城，在18世纪以前的欧洲其他地区没有出现过。

拜占庭文化在欧洲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作为罗马帝国政治遗产的继承者，拜占庭帝国始终保持着古希腊文化的传统，因为拜占庭地区原本就是古希腊和希腊化一度繁盛的地区，拜占庭文化因此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拜占庭文明具有鲜明的城市文化特征，其重要原因在于大小城市得益于自古存在的地中海海洋经贸活动，特别是得益于活跃的国际过境贸易。城市的富足使得拜占庭各大城市聚集着众多的文化精英，这些教会和世俗知识分子大多精通传自于古代的世俗学问和基督教神学，并以能熟练掌握标准的希腊语言而自豪，收藏古典时代的文献和文物成为文人的一种标配。自9世纪中期以后，以传教士君士坦丁（西里尔）为代表的拜占庭知识分子通过传教活动和创造古斯拉夫语的“西里尔文字”体系，逐步扩大了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将斯拉夫各族群纳入其主导的东欧拜占庭文明圈，影响至今深远。

值得一提的是，崇尚古典文化传统的拜占庭文人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也深刻地影响了人文主义者，激发他们学习希腊语和古希腊学问的热情。拜占庭流亡的文人墨客带往意大利的古希腊文献收藏成为今人所知75%古典作品的原始文本，众多拜占庭流亡学者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传授古希腊语言和学问的教师，促使人文主义者积极接受柏拉图主义。来自拜占庭的珍贵古代文献和文物不仅为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促使这场新文化运动形成鲜明的特征。“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时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恩格斯这段著名论断准确地说明了拜占庭文化发挥的特殊作用。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的基督教也属于广义的文化内容，在其早期发展阶段，拜占庭帝国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拜占庭皇帝不仅通过尼西亚会议确定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和信条，使之获得了帝国国教的地位，而且通过帝国行政体系向约120个行省派遣1200名教职人员，完成了基督教在整个帝国的布局。在基督教发展史这一最关键的时期，基督教奠定了此后大发展的坚实基础，并通过遍布各地的教堂逐步构建起欧洲信徒顶礼膜拜的精神家园，成为封建主义横行、政治上四分五裂、贵族混战不已的中古欧洲世界唯一的“统一”力量。

究竟应该如何判断拜占庭帝国历史与文化的历史地位，通过上述简略叙述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概况，读者能够得出合理的结论。

拜占庭历史与文化漫长曲折，内容丰富，体系庞大，博大精深，任何人终其一生也难以全面掌握。自19世纪末拜占庭研究步入专业化时期以来，国际拜占庭学稳步发展，保持着不断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势头。在此背景下，我国拜占庭研究工作者克服种种困难，努力推进这个后起学科方向的建设，近百人的专家学者团队正在形成学术共同体，在与国际同行的密切交往中，抓住重大问题，深入刻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成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拜占庭帝国大通史》。我们深知，目前我国拜占庭学发展尚处于整体上的奠基阶段，还需要几代人持之以恒潜心治学，继续在专业化道路上努力前行，不断取得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为推进我国拜占庭学再上新层次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