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现海：近世东北族群的崛起与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增塑（转载于《历史教学》）

北方族群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所处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差异，崛起于蒙古高原及其以西的游牧民族，与崛起于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交界之处，拥有农田、森林、草原的东北族群，在统治长城以内的主观意愿与历史实践上，呈现明显的区别。游牧民族由于经济方式单一，政治观念也较为单一，更倾向立足于草原，采取军事抢掠与政治和谈的方式，从长城以内获得经济补充。与之不同，东北族群由于经济方式具有复合性，比如辽朝上京一带便是如此。“上京，太祖创业之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加之族群构成也较为多样，由从事农业、牧业、渔猎的混合族群构成，在文化观念与政治视野上更为开放与多元，更倾向于在长城以内开展直接统治。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策略，美国学者巴菲尔德分别将此称为“外部边界战略”与“内部边界战略”。

北魏入主中原，结束了华北地区长期混战局面，作为其后系政权的隋朝与唐朝，两次统一中国，反映出中古时期东北族群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力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东北族群的历史影响并未由此戛然而止，“安史之乱”作为由居于东北边疆的突厥族将领所发动的军事叛乱，严重削弱了唐朝的国力，为契丹的崛起提供了历史空间。继契丹南下之后，女真、蒙古、满族入主中原乃至统一中国，不仅推动了中国的不断统一，而且推动了民族交融与国家整合，进一步增塑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对于这一现象开展专题研究，有助于揭示东北族群在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塑造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在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构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对于近世时期东北族群与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开展系统审视，便需要从以往传统的“内地视角”，转向“边疆视角”。边疆是人类社会独特的地域，虽然居于国家的边缘地带，但却是民族交融的主要地区。因此边疆虽然不如内地经济、文化之发达，但却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军事征战之地。

以往的中国历史研究，学者在审视中国历史时，大都并非是从中国整体地理空间出发，而是从仅占中国一小部分空间，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江南出发，强调这一核心地区对于中国历史的引领、推动作用。事实上，边疆凭借占据优势的军事力量，长期对核心地区形成军事压力，对中国历史进程施加牵制作用，并进行制度改造，从而与核心地区共同塑造了中国历史的演变轨迹，相应在中国历史中同样具有主体性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北部边疆由于长期是拥有骑兵优势的北方族群驻牧地区，对于中国历史影响尤其重大。

以往中外学界尤其西方学界对于中国边疆的关注，偏重于北方族群崛起的外部边疆。但事实上，北方族群虽然崛起于外部边疆，但其强势崛起并产生巨大能量，却是在长城辐射的内部边疆。中原王朝、北族政权长期沿长城南北对峙。之所以如此，根源于北部边疆的地理环境。在北中国亚洲内陆与北方平原接壤地带，自东而西大体并列分布着两大山系，“外山系”自东而西依次为大兴安岭、阴山山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内山系”自东而西依次为小兴安岭、长白山脉、太行山脉、六盘山、贺兰山脉、祁连山脉、阿尔金山、昆仑山脉。

两大山系不仅将北中国分隔成三大地理空间，由北至南依次为亚洲内陆、内陆平原过渡地带、平原地带；而且由于先后阻隔太平洋暖湿气流之北进，从而导致三大地理空间形成不同气候特征，分属干旱气候、半干旱季风气候与温带季风气候；而且受到地形与气候条件影响，三大地理空间经济方式与政治组织亦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在典型亚洲内陆干旱气候条件下，北方族群发展出单一游牧经济；在平原温带季风气候下，华夏与后来的汉族发展出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元人修《辽史》，指出：“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

在内陆平原过渡地带，由于地形、气候呈现出非典型与过渡性特点，以及平原、草原、森林、山地、沙漠各种地形、地貌交错的特征，虽然具备发展游牧、农业的条件，但又非普遍推广地带。因此之故，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内陆平原过渡地带便成为农业经济、游牧经济过渡并存、商贸往来的中间地带，中原王朝与北族政权争夺拉锯的缓冲地带，山河交错之地尤其成为经济生机蓬勃、又潜藏军事危机的地区，也相应是汉族历代拓展农业经济、防御北方族群的长城分布地区。中原王朝北上亚洲内陆时，可以借助当地农牧经济，不仅有利于获得给养，锻造兵器，而且也可发展骑兵，为与北族政权一决高下提供了战术基础。反之，北族政权南下北方平原之时，借助当地农牧经济，不仅人马可以获得给养，而且农业经济也可补充游牧经济单一匮乏的不足。这一地区的商贸往来也可以壮大北族政权实力，形成相对于内亚腹地深处族群的经济优势，借此北族政权更易在中国北疆建立较为长久的统治。不仅如此，北族政权占据这一区域，一方面可以获得南下北方平原的地理跳板，另一方面能够借助当地山林密布的自然地形，退可隐藏而保全自身，进可突然到达北方平原，从而形成巨大的威慑效应。

内陆平原过渡地带开阔而富有山形的地理空间，不仅使这一区域成为大规模野战展开的天然战场，而且呈现出多族群混杂的特征。比如唐天宝十三年（754），岑参在去北庭都护府任职途中，途经凉州，写下了如下诗句：“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由于夹在南北政权之间，相对于处于南北政权核心腹地的人群而言，政治立场不仅相对呈现模糊性与摇摆性；而且在长期的艰苦环境与频繁战争中，易于生成具有坚强意志与广泛号召力的英雄人物，甚至是世代相袭的家族集团，从而便于形成强大而持久的军事力量。

近世时期，在南北政权频繁战争中，燕山区域的族群夹在中间，伴随双方势力的浮沉，呈现随风摇摆的灵活立场。金大定十三年（1173），世宗对户部右司员外郎贺扬庭指出，燕山南北的所谓“汉人”，呈现出立场灵活的特征。大定二十三年（1183）六月，世宗再次指出燕人这一群体特征，曰：“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前有一人见杀，后复一人谏之，甚可尚也。”金宣宗南征，对淮河流域宋军顽强抵抗，与朔州望风而降形成的鲜明对比，十分感慨。“江淮之人，号称选愞耎，然官军攻蔓菁埚，其众困甚，胁之使降，无一肯从者。我家河朔州郡，一遇北警，往往出降，此何理也？”

明代九边军镇之一的大同镇，地处山西高原与蒙古高原接壤的开阔地带，是明朝与蒙古军事冲突的前沿阵地，在长期的军事冲突中，一方面成为明代九边长城作战能力最强的军队之一，“今各边之兵，大同为最悍”。另一方面由于时刻面临蒙古的冲击，与之频繁接触，因此有阴结蒙古以避祸，甚至与之展开走私贸易的地缘取向。“臣闻近年以来，渐与胡虏交通，不相为害。胡马犯边，其害在民，彼不相救。前年引胡虏以拒官军，往事可验也。”嘉靖时期，大同镇下级军官与士兵甚至发动叛乱，意欲归附蒙古。

而常年处于战争漩涡中的这一中间社会，也呈现出浓厚的军事化色彩，是中国古代崇尚武风、善于作战的区域社会，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重心。比如元人修《辽史》，便指出契丹之所以崛起，与占据了幽、并这片深染武风的区域，具有密切关系。“幽州在渤、碣之间，并州北有代、朔，营州东及辽海。其地负山带海，其民执干戈，奋武卫，风气刚劲，自古为用武之地。”《金史·西夏传》对西夏立国的区域优势进行了评论，指出西夏所在区域民风尚武是其优势之一。金贞祐二年（1214），彰化军节度使移剌塔不也上言，指出河东步兵为当时诸军之冠。“河东地险人勇，步兵为天下冠，可尽调以戍诸隘。”正大时期，宣宗有迁都之意，有朝臣建议迁都河中府（今山西永济），理由是当地不仅有黄河之险，而且军事力量更强。“河中背负关陕五路，士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台以为右翼。”明茅坤则指出，内陆平原过渡地带民间风气普遍尚武敢战。“山西者，西则属秦陇，北则连朔方，又东北则渔阳、上党。其地多劲侠沉鸷、嫖姚跳荡之士；其州郡塞垣，亦颇与虏之斥堠烽燧相纷拏。”“窃惟幽、并、燕、赵之墟，古今来称天下劲兵处也。”该区域是难以被同化与征服的一片区域。

由此可见，从经济形态来讲，内陆平原过渡地带属于中国古代农牧过渡带。从其最重要的历史标志——长城来命名的话，可以称之为“长城边疆”。而从其历史作用来看，是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主体作用的中原王朝、北方族群争夺的资源稀缺、作用关键的“核心边疆”，占据了这一地带，便在南北关系中处于主动，驱逐对方或夺取政权。

依照东西位置的不同，又可将“核心边疆”分别划为中、东、西三部分。居于内外山系中心地带的阴山，与太行山、河套中间之地可称为“中部边疆”；东部大兴安岭、长白山中间之地，可称为“东部边疆”；西部贺兰山、祁连山、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中间之地，可称为“西部边疆”。中部边疆是“核心边疆”的重心地带，这不仅源于其处于内外山系的中心地带，而且还在于其地势处于“核心边疆”最高地，幅员广阔，“晋有大陆”，雄踞于“核心边疆”。尤其太行山深入华北腹地，宛如一条苍龙，蜿蜒广阔的北方地区，既是这一地区的地理界标，又是战略高地，相应地影响中国历史变迁的历史巨脉。因此之故，中部边疆成为汉人、北方族群争夺的边疆重心。

与中部边疆一直居于中国北疆重心之地不同，东部边疆、西部边疆只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北族政权争夺的两翼地带。这不仅在于中原王朝政治重心大体在中部边疆以南，而其两侧为外围；而且也在于北方族群政治重心也在此处，两侧也是两翼，伴随北疆地缘政治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大体而言，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经济、政治重心呈现由西北至东南的趋势，北方族群崛起之地也呈现由西至东的趋向；南北政权为争夺资源、消灭对方，争战焦点之地相应呈现由西至东的转变，即在以中部边疆作为边疆重心基础之上，经营重点呈现由西部边疆向东部边疆的转移态势。

中唐以前，最为强大的北方族群匈奴、西羌、突厥、吐蕃、回纥等多崛起于阿尔泰山附近，向东进至祁连山、阴山以北地区，并进一步向东部扩展，占领整个蒙古高原，虽采取游牧方式，单于庭所在不断迁徙，但大体以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或其东部，即三河发源之地，或其西部杭爱山，为政治中心。因此北方族群南下汉地、中原王朝北进草原，多从河套两侧，即西侧乌拉山、贺兰山之间缺口之处，东侧大青山、狭义太行山之间缺口之处进入。秦汉、隋唐皆定都关中，从而在关中西北、东北加强防御，即以乌拉山、大青山为核心，在西部贺兰山、东部太行山区域加强攻防建设。秦汉以前，即上古时期，华夏政权及后来的中原王朝，与北方族群在北部边疆的对峙与拉锯，尤偏重于大青山、祁连山之间。“两汉警于西北。”魏晋以至隋唐，即中古时期，中原王朝、北方族群的对峙与拉锯，尤偏重于大青山、太行山之间。

但“安史之乱”标志着东北族群的强势崛起，中唐以后，尤其近世时期，即五代至明清，经历“安史之乱”之冲击，西北地带在唐朝与突厥、回纥、吐蕃长期作战之后，经济已趋于残破，地缘格局上也面临西北族群的威逼，中原王朝经济、政治中心于是向东南转移，经济中心由关中地区逐渐转移至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政治中心也由关中渐次东移至洛阳、开封、临安、南京、北京。而中唐以后突厥、回纥西走的结果，便是东胡系北方族群开始崛起于蒙古东部大兴安岭草原—森林交界地带，逐渐向西迁移，占领整个蒙古高原。亚洲内陆地缘政治之重心，由于南北双方各自政治中心的转移，而相应呈现东移的趋势。中原王朝、北方族群争夺的焦点在中部边疆基础之上，又呈现重视大兴安岭、长白山中间地带，即东部边疆的倾向。

中国古代不同政权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依托各自经济方式，秉持自身意识观念，形成不同的边疆政策，从而直接形塑了各自的疆域格局。虽然不同政权边疆开拓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无论哪一政权，若欲建立并长期维持庞大的疆域，皆需控制一直是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核心地带的“核心边疆”。这根源于中国古代在内地、边疆之间，由于生态环境的巨大差异，从而导致在经济方式与族群特征上，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质。而只有掌握了“核心边疆”，才有可能突破二元对峙的局限，朝向疆域更为广阔、政权性质更为复杂的政权高级形态转变。

虽然“核心边疆”一直处于汉族、北方族群争夺夹缝之中，这一区域除了北方族群在固定占领太行山区域，对汉人形成长期压制之势时，比如魏晋、两宋时期，北方族群建立所谓十六国、北朝与金朝、西夏政权外，其他时期并无政权形态的建立；但“核心边疆”的农牧经济形态，却对于汉人农业政权与北方族群内陆政权，具有很大的弥补性，相应地当一个政权固定占领“核心边疆”时，不仅会促使自身政权性质的改变，即分别从单一农业政权、游牧政权，转变成为复合性的“农牧国家”，而且为进一步的边疆开拓提供前提、奠定基础。

比如唐末、五代之际，契丹不断通过战争俘获，或政治招徕的方式，聚拢了大量汉人与其他族群，汉人占据了人口的大多数，不仅借此开展农业经济，与契丹本部游牧经济共同构成二元经济形态；而且仿照汉地制度，设置郡县，以汉法管理汉人，形成与契丹“国制”并行的二元政治体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而在此基础之上，契丹借鉴汉人政治观念，“号令法度，皆遵汉制”，推动了契丹政权从松散的部落联盟状态向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整体转变。

“农牧国家”是汉族、北方族群在力量强大之时，突破各自典型区域与经济方式，向“核心边疆”渗透，从而建立的兼有农牧经济，具有一定复合性特征的政权形态。由于这类政权规模较大，故称之为“农牧国家”。“农牧国家”依照统治阶级来源的不同，又可分为两种，即“汉族农牧国家”与“北族农牧国家”。“汉人农牧国家”包括秦汉、隋唐、明朝，以南北平原农业经济为主，在“核心边疆”与亚洲内陆兼营牧业。“北族农牧国家”包括匈奴、北魏、突厥、吐蕃、辽朝、金朝、西夏、元朝、清朝，除东胡系政权外，其他政权都以牧业为主，兼营农业。

北方诸族中，匈奴、突厥起源于蒙古高原西部，经济方式为纯粹的游牧经济，政权也以游牧行国为特征，势力虽至“核心边疆”，也曾管辖部分农业人口，但由于经济方式、政治制度的影响，对直接统治“核心边疆”，缺乏兴趣，更倾向于在北方族群，主要是汉人中，选择政治代理人，实行间接统治。故而，对于他们而言，“核心边疆”主要是一种进攻平原地区的军事跳板。这类“农牧国家”整合度较差，基本仍可视为游牧行国，只是“行”得更远了一些而已。

进入近世时期，东北族群由于起源于蒙古高原东部草原—森林交界地带，经济方式以牧业为主，兼营渔猎、农业，族群成分也包含游牧人、森林猎人、农民，故而在社会风俗、政治制度上，都呈现出内容更为丰富、包容性更强的特点，因此在进入“核心边疆”后，往往有整合不同区域族群、涵化不同文明的政治取向。或者说，东北族群在利用“核心边疆”，建立军事优势之后，进一步将其转化为政治优势，从而更为直接地、长期地控制“核心边疆”，以之作为进入黄河流域，乃至统一中国的政治步骤。

崛起于西拉木伦河的契丹，则开始转变间接统治方式，从石晋手中获取幽云十六州，整合了长城南北，“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获取了当地强大的军事力量，再次恢复了东北族群在北方地区的直接统治，并开启了东北族群主宰中国历史主脉络的新时代。对此，北宋时人也有深切感触，注意到考察其崛起过程中对“核心边疆”人群的借重。富弼指出：

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所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当以中国劲敌待之，庶几可御，岂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敌也？

契丹一方面整合不同族群，另一方面坚持本族群的主体性，“凡军国大计，汉人不与”。对于和其他族群的通婚，设置诸多限制，以避免本族群被同化。契丹既借经略“核心边疆”，由游牧政权发展至“农牧国家”，宋神宗甚至将之比于汉唐盛世。“二虏（契丹、西夏）之势所以难制者，有城国，有行国，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国之所有矣。上比汉唐，最为强盛。”韩琦也称：

窃以契丹宅大漠，跨辽东，据全燕数十郡之雄，东服高丽，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余年，与中原抗衡，日益昌炽。至于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故敌气愈骄，自以为昔时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汉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处，与中国好尚之异也。

可见北宋君臣对于契丹、西夏的防范，已不限于军事层面，而从政治制度、文明体系高度，认识到占据“核心边疆”、统合农牧人群的新政权，从根本上对自身产生了强烈冲击与威胁。近世时期北方政权的陆续崛起及其对汉人王朝的长期压制，乃至取代，之所以被宋人视为亘古未有之变，实不仅在于其武力之强大，也在于引发了文明嬗变，动摇了人们对于华夷秩序的传统认识。

有鉴于此，明丘濬也认为契丹开启了近世时期北方族群内进统治中原的历史潮流，指出契丹开始进占中原汉地，吹响了近世时期北方族群南下中原汉地的历史号角。

至五代石敬瑭以山前后十六州赂契丹，始据中国地，立城郭，大为中国害。……至契丹，始效中国，称大号，与宋为敌国，女真又奄有中州而有之。蒙古遂混一南北，尽有中国帝王所自立之函夏。呜呼！作俑者，其契丹之阿保机乎？所以肇其端，基其祸者，则石敬瑭也。

而崛起于东北森林地带的金朝，则同样很早就是一个混合族群的政权，借助多族群的力量，进一步统一黄河流域。金朝在建立政权之初，便积极吸收其他族群的文明内涵。不仅吸纳辽人进入政权，“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而且借助科举制度，援引汉人进入政权。“金起东海，始立国即设科取士。”宗翰进攻北宋，攻破汴京之后，通晓汉语的其弟宗宪，如同刘邦入关之后的萧何一样，致力于搜集内廷所藏图书，并指出进入中原之后，在政权建设中不应再局限于借鉴辽制，而应全面吸收汉人文明。“方今奄有辽、宋，当远引前古，因时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辽人制度哉！”从而获得了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完颜希尹的认可。金朝在法律制度上，便借鉴了隋、唐、辽、宋等不同政权的律令条文。金太宗在参照汉制的基础上，开展制度建设。世宗与南宋议和，开启了四十年的“大定之治”，在礼乐建设上，上溯唐朝，下参宋制，蔚然大观。章宗时期，金朝进一步梳理、整合国家制度，从而开创出“明昌之治”。“时金有国七十年，礼乐刑政因辽、宋旧制，杂乱无贯。章宗即位，乃更定修正，为一代法。”

蒙古起源地相对靠近蒙古高原中部，故而在经济方式、社会风俗、政治制度上，与游牧行国有些类似，窝阔台汗最初统治华北地区时，采取了非常野蛮的方式。但伴随吸收契丹、女真等族群的政治观念，统治方式开始借鉴汉人政治制度。而至继承了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交界之处庞大财产的拖雷一系的忽必烈建立元朝，统治观念从而更具包容性，倾向于维持政权在草原本位与汉地本位之间的平衡，建立了包括中原与四裔边疆在内的广阔疆域。

可见，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农牧国家，在国家疆域、农牧比重、文明整合等层面皆有不同，可以此将其进一步细分为“统一王朝”与“有限国家”。“统一王朝”是指中国古代统一南北平原与亚洲内陆，农牧大体并重、南北基本平等、文明较多整合的政权类型。清雍正帝从赋予清朝以及本人获取政权合法性的角度出发，对于中国古代统一天下之君主，所扮演历史角色的论述，呈现出十分理想化的特征，最后落脚点在于辩明清朝及其本人便是如此的君主。但他所描述的内容，可作为中国古代“统一王朝”的理想模板。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天下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

而事实上，中国古代政权都未能达到如此理想化的标准，而多少与之有所差距。“统一王朝”包括两汉、唐朝、元朝与清朝，四者又有一定差别。而“有限国家”则是“农牧国家”向“统一王朝”发展中的不完善状态，具体而言，便是指中国古代南北政权分别形成以南北平原、亚洲内陆为主体，向对方空间有所渗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农牧内涵各有偏重、南北各为核心或附属、文明初步整合的政权类型。

“华夏有限国家”包括秦、隋、明三朝。“北族农牧国家”匈奴、突厥、吐蕃、北魏、辽朝、金朝、西夏所控制地区虽有差异，但大体皆在亚洲内陆基础之上，控制了“核心边疆”，或进一步延伸至黄河流域而已，皆未统一南北，同样也属“有限国家”。契丹在夺取幽云十六州之后，因遭遇军事挫折，很快便将地缘重心复归亚洲内陆，对于进一步统治中原地区，不再抱有兴趣。金朝最初继承了契丹的汉地政策，满足于间接控制华北地区。“金之初兴，天下莫强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国，大概欲效辽初故事，立楚、立齐，委而去之。”“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但汉人政权武力之不竞，是推动其南下控制华北平原的因素之一。“宋人不竞，遂失故物。”不过最终也满足于统治华北平原，而未南下淮河以南。但无论如何，金朝相对于契丹，仍在统治重心上进一步南移。在族群政策上，金朝虽然一方面推行“汉化”，但另一方面也维护“女真本位”，在末年遭到蒙古挑战时，尤其着意于控制、隔离不同族群。

而“统一王朝”则不仅在国家疆域、农牧比重上，相对于“有限国家”有重大推进；而且在文明整合上，即族群文化涵化方面，具有更大的突破，从而呈现出在地理、经济与文化等方面较大幅度与深度的扩展与整合。

蒙元帝国建立起来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广阔的陆地疆域，在军事征服与政权建立中，元朝充分借重了中亚族群与汉族势力，甚至将其中资历较深、功劳较著者，吸纳为蒙古族群的一员，从而在政权建设中，在坚持“蒙古本位”的立场上，对两个族群的文化传统都有所吸收，但又呈现出灵活选择的政治取向，有学者由此将元朝称为“复合王朝”。

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接受了来自多方面的文化传统，导致元朝在国家政令的制定中，呈现出由于多样性而导致一定程度混乱的状况。至大二年（1309）九月，尚书省言：“国家地广民众，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后不一，执法之吏轻重任意，请自太祖以来所行政令九千余条，删除繁冗，使归于一，编为定制。”明人宋濂等编撰《元史》，在《刑法志》中也评论道：“然其弊也，南北异制，事类繁琐，挟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谲行私，而凶顽不法之徒，又数以赦宥获免。”整体而言，元朝统治者由于自身文明程度较低，缺乏在广度、深度上充分整合不同文明的政治能力，相应地长期呈现不同文明观念、制度长期并存、杂糅的散乱状态，而未打造出内涵丰富、体系完备的制度体系。

事实上，元朝统治者对于政权的定位与立场，也一直处于争论、摇摆之中。由于借助汉地夺取汗位的经历，元世祖忽必烈接受儒士的建议，在相当程度上推行“汉法”，但推行程度值得辨析。元朝的政治定位，一直是“蒙古本位”。蒙古被视为“国家本族”。元朝虽然并未明文颁布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四等人制，但在政治、军事、司法等重要领域，都一直实行族群分等，是以北族为主体的“统一王朝”。

对于这种依照族群划分政治等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做法，叶子奇进行了整体批判，指出君主治理国家，应采取公天下的政治立场。“治天下之道，至公而已尔。公则胡越一家，私则肝胆楚越，此古圣人所以视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也。”与之不同，在他看来，元朝实行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的国家政策。“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重建汉人王朝的朱氏政权，在建国前后，也从自身族群立场出发，对元朝族群分等政策不断加以批判。“内北中国而外中国”的政权性质，一方面使元朝开拓出空前广阔的国家疆域，另一方面却使其未能有效整合广大汉地的力量与资源、巩固自身的统治。

清朝崛起于东北草原—森林交界地带，兼营农牧，并有渔猎，对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皇太极一改努尔哈赤屠戮儒生的做法，按照《大明会典》开展治理。天聪六年（1632）正月，高鸿中奏曰：“近奉上谕，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有清一代，一方面标榜“满蒙一体”“满汉一体”的族群平等，兼用农业文明、游牧文明统治方式，成功管理了南北平原与亚洲内陆，并大规模开拓、改造南方边疆，在整体上实现了“河山今日全中外，极目氛销佳气浮”，“天下一家，视边圉犹腹里”，“中外即今同禹甸，好听弦颂谱升平”的疆域整合，从而在推动中国疆域大幅拓展的同时，推进大量边疆地区转变为“内边疆”性质的“内地”或“腹地”。雍正帝从而自豪地宣称：“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另一方面却强调族群区分，尊崇满人地位，坚持“满洲本位”。

中国古代北部存在两大山系，两大山系之间是中原王朝、北族政权长期争夺的“核心边疆”，在中国历史变迁中长期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近世时期，崛起于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交界之处的东北族群，由于拥有农业、游牧、渔猎等多种经济方式，包含众多族群，具有多元的文化观念与政治视野，从而凭借自身的骑兵力量，不断越过“核心边疆”，进入长城以内，跨越自身以牧业为主的经济方式，建立起北族“农牧国家”，元朝、清朝甚至实现了中国的两次统一，建立起疆域广阔的“统一王朝”。近世东北族群的崛起，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多次统一与疆域拓展，而且推动了国家形态的构建与改造，增塑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彰显出近世中国发展至历史的新阶段与巅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