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发展轨迹

新史学，广义上指20世纪西方各国各个新的史学流派，狭义上特指法国的《年鉴》学派，这里是从其广义上来讲的。当然，我们将着重谈谈《年鉴》学派，因为它大体上可以代表20世纪西方的新史学。

20世纪西方的新史学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下面我们依次加以介绍。

一、新史学的酝酿时期（大约从20世纪初到1945年）

20世纪初，西方一些史学家开始对当时传统的史学感到不满。不满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历史学脱离现实，专注于上层人物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同时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史学界专注于对某些事物进行孤立而繁琐的研究，见树木不见森林，把历史弄得支离破碎。1911年美国新史学的倡导者詹姆斯·哈威·鲁滨孙（1863～1936）出版了《新史学》一书，是他历年来相关论文和演说的汇编。他所批评和强调的就是要使历史学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他先是批评当时史学界的不良风气：“历史家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些改良人类现状的原则当作自己的任务。以前的历史家对于他们自己的任务都抱有别种见解。假使有一个关心现代问题的人请他们来解答现在的种种问题，他们就会一致提出种种理由来推托。有的认为历史学家的职务是在于专门研究君王、议会、宪法、战争、条约和领土的变动；有的认为无法写一部完备的现代史，因而我们决不能希望把过去同现在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在历史同现状中间必须留有一个适当的空间。第三种人认为假使抱着一个目的去研究历史，那就违背客观态度的原则，而一切科学的、有价值的历史研究工作，都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接着，他指出了当时史学界的这些不良风气造成的后果：“由于上述种种情况，我们现在所有的历史著作都好像是一个记忆力很差的头脑，它所记得的事实都不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因此，历史的实用价值迄今未曾弄清。”^［[1]^］

鲁滨孙的思想对20世纪初我国的新史学影响甚大。他的史学思想是美国史学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在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史学家们开始利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分析技术、分析方法来研究历史，即使用了数据分析、计量技术等，企图使历史学变得更为准确、科学，更加贴近现实。

       第二次世纪大战前，其他国家，主要是法国，也出现了系统改革历史学的主张和实践。1929年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在施特拉斯堡创办了《经济和社会史年鉴》，简称《年鉴》。他们创办这份刊物的动机是：（1）使历史学脱离因循守旧，特别是使历史学不再局限于本学科的范围，关注其他学科的研究题材和研究方法；（2）研究重点转向经济和社会，而不再是传统的政治和制度，这两个方向能打破学科间的隔阂和区分，特别是打破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区分。这些主张基本上确定了此后法国新史学的发展方向。

    他们为什么看重经济社会史？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真正力量是地理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以及群众的知识、宗教和心理等因素。这些是恒定的、变化很小或变化极缓慢的东西，虽然默默无闻，不像政治事件那样引人注目，但历史发展过程主要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费弗尔在1931年发表一篇文章，批判当时出版的一本叫《欧洲外交史》的书，认为历史真实的内在动因不在于敌对双方外交官的纵横捭阖和大人物的脾气、心理和心血来潮，而在于其他原因。

       1946年，《经济和社会史年鉴》杂志改名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反映出经历过二战洗礼的法国新史学的倡导者扩大了自己的视野。这时，布洛赫已于1944年被德国人处死，但他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著作《封建社会》及论述历史理论的《历史家的技艺》等。

年鉴的同人们眼界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把研究重点扩大到文明或文化。文明或文化是一个笼统的字眼，弄得不好会使历史学变得泛泛而谈，但如果不把文化包含在自己的研究范围内，那肯定是有缺陷的，是不完整的历史。（2）提倡要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企图使历史学进一步与现实相结合。这些经历过二战的人深知历史学可以为人类避免冲突做些事情，所以费弗尔大力主张不是为了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带着问题研究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使人们在动荡的世界里能保持清醒的头脑。（3）《年鉴》杂志开始向第三世界敞开大门，即努力摆脱欧洲中心论，把对第三世界的研究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4）科学化，要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精密的科学。但该学派影响的扩大还需要有一段时间。

二、新史学发展成世界性的史学潮流（约1955年到1978年）

大约到1955年时，欧美的新史学发展成国际性的史学潮流，主导着历史学的走向，法国的年鉴派在其中独领风骚。第二次世界大战震撼着史学家的心灵，人们深深感到，再让历史学游离于社会发展的潮流之外，那是历史学家的耻辱。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背景下，年鉴学派由于其鲜明的主张与卓有成效的成果而得到各国史学家的肯定。巴勒克拉夫说道：“费弗尔终生‘为历史学而战’，但是，1955年却是这场战斗最终赢得胜利的一年。”^［[2]^］使年鉴学派获得声誉的主要是以下主张和实践：

       1．倡导“总体史”。年鉴学派主张的核心是要求扩展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和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1956年，费弗尔逝世，布罗代尔接替了他的位置，他继承前辈的思想，提出要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他的基本观点是：历史应该是总体史，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他反对他以前的历史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个别事件上，这些个别事件往往是有文献记载的政治事件；所以他主张新的历史学必须从文字档案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如语言、符号、农村的证据、土地制度，甚至项圈、手镯等来写历史。这就向历史家提出了改进研究方法的要求，即采用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他认为单独的经济史、思想史等等都是把历史的一部分从整体中割离开来研究，离开社会的总体背景，结果会误入歧途。

       2．研究“心态史”。认为历史演进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变化最缓慢的东西，由此出发，他们认为人的心理状态就属于这一类东西，所以大力提倡研究“心态史”（mentality或mentalité）。他们讲的心态史与通常讲的心理历史不同。后者的研究重点是名人的心理发展过程及他们作出重大历史决定的心理动机，前者指的是群众性心理，是人们意识不到的但决定着普通群众行为的潜意识。

       3．定量研究。从历史的精确性或科学性和实用性出发，新史学的倡导者开拓了系列史的研究领域，如对某一长时段内的人口史、物价史、家庭史等等的研究，用大量的数字和曲线图来说明数量变化，再通过这些数量变化把它们分成阶段，说明质的变化。这种方法甚至可用来研究心态史，如有人研究15至18世纪间法国一个地区的教堂所藏的遗嘱，说明在这几百年间普通百姓对基督教的信仰逐渐淡化的过程。因为通过大量的统计工作，可看出人们死后遗赠给教会的财产逐渐减少——这种减少并不只是一种定性的分析，而是定量的分析。

       所有这些研究都体现出一种主张：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不是那些从事政治活动的大人物，而是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民众，正是他们的生活和劳动决定着历史的发展。

       布罗代尔他们不仅有系统的理论主张，而且还亲自从事历史写作的实践，写出了一大批堪称经典的历史著作。没有这样一批作品，要取得这样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布罗代尔的《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正属于这样的著作。心态史方面的名著有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这些著作均已翻译成中文出版。

       这段期间，新史学同样在英国、美国等欧美各主要国家获得重要进展。这方面的重要阵地，英国有创刊于1952年的《过去与现在》，美国有1957年创刊的《社会学与历史学比较研究》。这些杂志都重视经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和比较研究。

       新史学，特别是年鉴学派的成就是巨大的。它从不同角度去借鉴和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结合中，建立了许多史学的新分支，在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方面取得了特别明显的进展，开拓了劳工史、妇女史、心理史等方面的研究领域。由于采用了新方法，使政治史、思想史等传统研究对象也出现了新的面貌。由于把眼光投向非西方国家，对亚、非、拉的历史研究也取得重大进展。与法国的新史学一样，各国的新史学都非常重视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英国的历史学家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从下往上看的历史”的主张，出现了像霍布斯鲍姆、汤普森、希尔、希尔顿等一批非常优秀的史学家。

新史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使得一些人有点头脑发昏。1973年，年鉴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勒华·拉杜里宣称：“当今的史学是计量式、统计式和结构式的史学。它为了自己的生存，一定要消灭对方。近几十年来，叙事史和人物传记实际上已被宣判了死刑。”他还说，“唯有计量的历史学才是科学的历史学”，“80年代的历史家要么是程序设计员，要么什么也不是”。^［[3]］这种“宣言”其实正表现了新史学本身存在的问题，所以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它日益受到批评。

三、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变化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的年鉴学派（实际上，这里再用年鉴派的提法已不太科学。因为随着该学派影响的扩大，其学派性已大大削弱，渐渐成为一种史学更新趋势的代名词。1978年，勒高夫就提出用“新史学”来取代年鉴派的称呼）及一些欧美新史学的著作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1．由于强调研究那些恒定性的或长期不变的东西（布罗代尔所谓长时段的东西），那些短时期出现或存在的东西受到了冷遇，换言之，政治史（即布罗代尔所说的短时段的事件）不见了，个人的作用也不见了。

2．新史学的倡导者认为叙述的方法缺乏科学性，所以过分反对叙述的方法，过分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和数量，结果一些人的著作充斥着图表和各种数字变化的曲线，历史著作失去了可读性，除了少数同行，连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也不一定读得懂。

       到80年代，不论在法国还是在欧美其他国家，都出现了政治史和叙述方法的回归，人物传记重新得到许多人的青睐，一些年鉴派的著名人物也重新开始写这一类作品。80年代初，叙事史著作在法国重新开始畅销。80年代末，这种争论达到高峰。《年鉴》杂志也意识到了这种危机，1988年开始组织文章讨论史学发展所遇到的问题。1994年该杂志改名为《历史、社会科学年鉴》。

       新史学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十分复杂，一般说来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有关。关于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话题，这里不拟展开讨论。但我们得介绍一下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的发展趋势。通常认为，这种发展趋势就是“新文化史学的兴起”。

       什么是新文化史学？它与旧的文化史学有什么不同？

       新文化史，又称社会文化史，所研究的对象有以下几个方面：（1）物质文化的研究，如食物、服装等；（2）身体、性别研究；（3）记忆、语言的社会历史；（4）形象的历史；（5）政治文化史，这不是研究政治事件、制度，而是非正式的规则，如人们对政治的态度，组织政治的方式等。新的研究主题使许多原来不被看成史料的东西成了很好的史料，如文学作品、视觉形象等；传统的史料，如官方文件，也用新的眼光来阅读。     

       新文化史特别反对的是计量史、系列史，即20世纪60、70年代里被认为最“科学的”历史学。为什么计量史受到反对？因为80年代以来人们日益痛切地感觉到，计量史过分强调历史的决定力量是某种经济的和社会的结构，似乎人类只是在被动地适应这个结构，作为历史的主体的人的主动性在这里不见了。新文化史的提倡者强调：普通人有以自己的方式使用、消费社会的自由，并且自己“创造”了日常生活。

       新文化史并非全部反对新史学，它继承了新史学的两个重要特点：（1）对心态史，即对群众性心理状态的研究；（2）坚持眼光朝下的研究方法，坚持认为决定历史的是普通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新文化史也继承了新史学的分析方法，不过它不再使用大量数字和图表来表现自己的研究成果，放弃了束缚人的“结构”，采用叙述的方法，使历史著作重新具有可读性，非专业的普通读者也能读懂。

       可以说，新文化史是新史学的一种发展方式，所以它与过去的文化史是不一样的。过去的文化史，一方面是着重于刻画上层阶级的生活，如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另一方面强调文化的基础是经济和社会。新文化史着重刻画普通人的形象，如拉杜里的《蒙塔尤》，特别是，它甚至还有意无意地认为文化决定着政治和经济行为。新文化史的最新趋势是把政治、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许多新的主题系统地包括在文化的概念中。英国著名的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写了一本叫《制作路易十四》的书，他认为路易十四这个人当然是真的，但又是经过人们“制作”或“塑造”（fabrication）的。“制作”路易十四的有当时的画家、雕刻家、版画家、裁缝师、假发制造人、舞蹈教师、诗人、典礼仪式主持人和设计者等等。这样来研究文化现象，有人概括为“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学向文化角度的社会史转向”。其意思是：以前是从经济、社会为基础的角度来观察文化现象，现在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社会现象。换言之，从路易十四的肖像中，可以了解当时人们对国王的心情和要求，或国王在人们心目中拥有的地位和权力及这种地位和权力的表达方式；进而言之，可以从此了解当时社会上人们的追求和行为及追求的方式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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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滨孙.新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7～18.

［[2]］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54.

［[3]］转引自杨豫.“新史学”的困境[J].史学理论,1989,1:26、29.

主要参考文献：

【1】 鲁滨孙.新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 勒高夫等.新史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3】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 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5】 杨豫.“新史学”的困境[J].史学理论,1989,1.

【6】 杨豫等.新文化史学的兴起[J].史学理论研究，2000,1.

（作者地址／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省金华市迎宾大道688号，32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