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口问题形成探析

人口与国家税收、徭役紧密相关，所谓“民数为国之本，庶事所自出，以分田里、令贡赋、造器用、制禄食、起田役、作军旅。国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1]即从“分田里、令贡赋、选器用、制禄食、起田役、作军旅”的角度出发，封建国家十分注重对户籍的统计和管理。从西汉对人口进行全面统计并留下相对可靠的统计数据开始，历代相沿，且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文献典籍上留下的关于中国古代人口统计方面的完整而系统的数据也是一个例证。

表I   中国古代人口统计表

该表出自齐涛著《中国古代经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第59页，笔者引用时添加了名称并在内容上作了一定的调整与变动。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人口统计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各个朝代统计人口的标准不尽一样，故该表中的数字也不尽准确。另外，清朝康熙以前，由于各朝都征收一定的人头税，许多青壮人丁总是想方设法逃避政府的户口统计，导致一部分人口没有被统计进来，故该表中的数字也只能是个大概。尽管如此，该表还是能够说明一定问题：其一，伴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耕地面积的逐渐增加，中国古代人口沿着上升的趋势不断增加；其二，由于战乱、饥馑、瘟疫等复杂因素所致，自西汉至宋代的千余年中，人口仅增加了四千多万，增长缓慢，且呈螺旋式上升的特点；至清代前期，由于社会的持续稳定和生产力发展以及税制的改革，一改此前人口增长缓慢的格局，呈现出人口增速加快、直线上升的特点；其三，在中国古代人口演变过程中，先后形成了西汉、唐朝、宋朝和清朝前期人口增长的四个高峰，尤其以宋朝和清朝前期人口增长的速度更为明显，而中国的人口问题正是在宋代开始显现的。

二

诚然，“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必要因素，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2]但是，当人口总量超过了赖以生存的资源负荷和社会经济的承载力，不但不能促进社会的正常健康发展，反而可能由此滋生许多社会问题，即人口便就成了“人口问题”。其实，“人口众多”既是宋元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引发宋元以来中国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重要根源。

研究表明，由于北宋时期社会总体承平和经济迅速发展，为人口繁衍与增殖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从而使北宋一代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1‰，^[3]至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全国总户数增至20,882,258，若每户以5口计，则当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04,411,290，超过一亿大关。宋代中国人口突破一亿大关这一结论，现已为学术界广泛认可。人口的过快增长，也引起了当时人的惊叹和忧虑：“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4]“地不加广而人众如此，取之又日益多，可不虑哉！”^[5]大量事实表明，正是在宋代中国人口就已经出现了富余迹象，所谓的人口问题也正是肇始于宋代的。首先，人口超出了当时耕地的承载力，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显现。在江浙、福建、四川一带则表现得尤其尖锐，以致出现了“地狭人众，一寸之土垦辟无遗”“无寸土不耕”“土狭人稠，田无不耕”“土地迫狭，生籍繁夥，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的现象。^[6]其次，生态环境恶化。大量人口为生存计，不得不开辟新的耕地资源，出现了与山、水争地的现象，如福建“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7]皖南山区的人们“凿山而田，高耕如云”；江浙一带则大肆围湖造田，如浙江绍兴“镜湖三百里，为人侵耕几尽”。^[8]如此所为，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如湖州武康县因垦山为田，导致植被破坏，“每遇霖潦，则洗涤沙石，下注溪港”。围湖造田，致使湖泊蓄洪、防涝、灌溉及调节气候的功能也大为弱化，所谓“田未病而湖盖已先涸”。^[9]再次，溺婴之风盛行。贫苦农民迫于生存压力，不敢多育子女，如“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10]人口密集的福建杀子之风尤为严重，“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为其赀产不足以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建、剑尤甚”。^[11]

发轫于宋代的人口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愈演愈烈。清朝前期，出现了难得的持续百余年的社会稳定和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使人口以罕见的规模和速度增殖。据载，清朝前期人口呈直线上升趋势，乾隆六年（1741）全国人口为1﹒43亿，乾隆三十一年（1766）增至2﹒08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增至3﹒01亿，至道光十四年（1834）超过4亿，道光廿八年（1848）增至4﹒267亿，也就是说，一百年间人口几乎翻了三番，年均增长率为18﹒8‰，^[12]几乎每隔30年人口净增加1亿。人口增加速度之快，“实中国数千年来所未有”，用“人口爆炸”来比喻丝毫不为过分，并最终奠定了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在世界人口格局中的比重。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引起了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一部分有识之士的极大不安，康熙四十八年（1709）圣祖不无忧虑地说：“本朝……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世宗、高宗更是时刻将人口问题萦系于怀：“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瞻给……将来户口日增，何以为业？”“现今海宇户口繁滋，难以数计……地无遗利，安得复有未辟之旷土？”^[13]忧虑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上，由于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形成的巨大压力和引发的社会问题的实际严峻程度，无论是深度、广度、复杂性，还是解决的难度之大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也远远超过清初诸帝的想像和忧虑。

第一，人多地少矛盾进一步加剧。清代前期始终奉行鼓励垦荒的政策，一方面是为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另一方面也是适应人口激增而采取的应对措施，从而促使耕地面积大幅增加。但是，相比之下，耕地面积的增幅大大低于此间人口增幅，人多地少矛盾的出现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呈现不断加剧之势，下表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表II  清代前期人口、耕地面积统计表

该表出自樊树志著《国史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420页，笔者引用时添加了名称并在内

容上作了一定的调整与变动。

一是自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二百年间耕地增幅与人口增幅的悬殊，即前者明显低于后者；二是人均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即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一半，不足3亩。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每人四亩即可得生计”，不言而喻，清代前期不足3亩的人均耕地面积现状正隐藏着可怕的社会动乱。^[14]

第二，物价持续上涨，“民变”四起。由于人口剧增，超过了社会供养能力，导致物价持续上涨。从雍正到乾隆末的五十年间，粮价 1升由6至7文增至30至40文，上涨6至7倍；布价1丈由30至40文增至100至200文，上涨4至5倍；田价1亩由康熙时的4至5两增至嘉庆时的50余两，上涨10倍。^[15]地价、粮价、布价暴涨，必然使大量民众无地可耕，少衣乏食，一遇自然灾害，便出现大规模饥荒与人口死亡，进而引发抗粮、抗租与抢米风潮等各种“民变”事件。^[16]

第三，流民、游民剧增。清代前期，由于人口激增，内地以耕地为主的自然资源无法承受日益过剩的人口，于是便出现了向人烟稀少的边远或未经开发的深山老林地区的“长时间，大规模”的流动现象：山东、河北、河南、山西诸省人口主要流向东北、内蒙，迁入两地的人口分别达到150万和100万人；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诸省人口主要流向四川、陕西、湖北毗邻的山区及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迁入云南、广西两地的人口达到200～300万；福建、广东两省人口主要流向台湾、海外，迁入台湾的人口达到150万；陕西等地人口主要流向新疆，达到50万人。至鸦片战争前后，由内地诸省迁往边远省份人口总计约有700～800万。^[17]同时，由于人多地少矛盾的日益尖锐，游民队伍也在与日俱增，不断扩大，所谓“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嘉庆八年（1803），滞留北京街头的“无业贫民”就有8万人之众。四川省“游民极多”，仅成都“每日清晨城门启后，四门进城者不下两万人”。苏北一带每到秋冬之际，“游民百十为群”乞食四方。流民、游民的大量存在，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18]

第四，植被破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清代前期，由于人口激增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流迁，人们为了生存，纷纷开拓新的耕地资源，从而出现了诸如围湖造田、侵占江河河道、滥垦滥伐山林等极端行为，造成湖泊蓄洪能力下降、江河行洪不畅、山林砍伐殆尽、水土流失加剧、河床淤积抬高等生态环境恶化现象，引发旱涝灾害频生、土地肥力衰减等严重问题。清代前期，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广东诸省人口纷纷涌向四川、陕西、湖北毗邻的山区及云南、贵州等长江中上游地区，由于移民“到处伐林砍木，种植杂粮，一遇暴雨，土石随流而下”，泄入长江，导致长江泥沙量剧增，进入湖北后，因河道弯曲，流速减慢，泥沙淤积，河床抬高，遂致荆江渐成悬河，水患屡发。^[19]这一情况在四川、湖北、陕西三省交界山区与陕南诸县表现得更为突出，以至出现“川陕边缴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居其五，广东、安徽、江西各省居其三四，五方杂处”。与流民到来相伴而至的是，原来人迹绝少、林木茂密、生态环境原始的深山老林之地，变成了人烟稠密、林木殆尽、生态环境恶化的“五方杂处”之地，所谓“向来皆是老林，树木丛杂，人迹罕到……近来各省之人俱有，虽深山密菁有土之处，皆开垦无余”。^[20]随着山地的大量开垦，老林荡尽，土地失去了植被保护，水土流失加剧，许多山地肥力骤降，形同石山，每当暴雨过后，一些开垦的山田就变得“水痕条条，只有石骨”。而且，由于“老林开垦，山地挖松”，每当夏秋之时，“山水暴涨，挟沙拥石而下，各江河身渐次填高，其沙石往往灌入渠中，非冲坏渠堤即壅塞渠口”，即“漂没人畜田庐”。每遇暴雨，“水势奔腾，沙石冲压地亩，淤塞河身”。因流民剧增，植被破坏而致的灾害真不堪卒述。^[21]清代的人口形势与人口问题非常严峻，而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正是在清代的基础上不断演变和积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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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王应麟．玉海（卷二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399.

[2]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40.

[3]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46.

[4][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2：60.

[5][宋]范镇.东斋记事（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0：34.

[6][元]脱脱.宋史·地理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2210-2230.

[7][宋]方勺.泊宅编（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15.

[8][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23.

[9][宋]庄绰.鸡肋编（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3：57.

[10][宋]苏轼.苏轼文集（卷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1416.

[11][宋]王得臣.麈史（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19.

[12]戴逸.简明清史（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44.

[13]转引张研，牛贯杰．清史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34.

[14]转引樊树志.国史概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20.

[15]邱树森，陈振江.新编中国通史（第二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656.

[16][18]杜家骥.清朝简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113-114，111-112.

[17]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352-354.

[19]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56.

[20][21]转引、参见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355，123-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