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以外的袁世凯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很快，华中、华南、东北几省，相继宣布脱离清朝，实行独立。不久，延续了268年的清王朝被推翻，绵延了2132年的帝制（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算起）宣告灭亡。从辛亥革命爆发到清朝灭亡、南北共和，这期间，有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是何许人？想来我们这些读着教科书长大的人，总归对这位“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又建了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不抱什么善意。同样，对于那些坚持着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而言，借由同盟会悠悠众口传出的践踏《约法》、肆行独裁的袁大总统的形象，更可爱不起来。多少年来，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在惋惜辛亥革命失败的同时，都忘不了加上一句“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窃国大盗”的屎盆子在袁世凯头上这一扣就是整整一百年。袁世凯的荣辱功过各有评说，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窃国大盗”，也有人认为他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贡献，是真正的改革家。究竟是治世能臣，还是狠毒政客？是改良领袖，还是误国皇帝？你知道的是一个真实的袁世凯，还是一个被历史妖魔化的袁世凯？总之，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袁世凯（新军装束）  袁世凯（民国大总统装束） 1859年9月16日 (咸丰九年)，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据《容庵弟子记》记载，袁世凯五岁时，被人抱上炮楼观战竟面无惧色，我们可以解释为：人小无所知也就无所畏，天生胆大就处事不惊。相反，袁寨再坚固再森严，也抵挡不住时不时心理上的恐慌与失衡。袁世凯从小生活在袁寨就有一种对命运的不安全感、一种家园的不安定感和不确定性，因而向往强势强权保家护家的和平和安宁。袁世凯在少年述志时即写下豪迈的诗句：“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然而1881年之前，袁世凯一事无成，他曾两次参加科举，但屡试不中，到京城想报捐功名却又无望。郁郁不得志、又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在这一年，远离家乡，往登州投军；自此之后，袁世凯开始显露出他作为一个政客、军阀超人的天赋和胆识、狠毒和功利。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当年23岁的袁世凯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因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1884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举，袁世凯任驻汉城（今首尔）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世凯带兵驻军朝鲜，击败日军，使日军多年不敢前进一步。袁世凯数度驻守朝鲜凡十二年，在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中，他有胆有识、有智有勇，竭力维护了大中国的利益。  袁世凯与母亲的合影 在朝鲜时期的袁世凯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清军海陆皆败收场，袁世凯随军撤退天津。次年，袁世凯由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史称“小站练兵”，这股兵力后来成为清末陆军主力。小站练兵是中国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从中国军队近代化的角度来看，袁世凯小站练兵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人才和将领，加速了旧军队的淘汰，并且袁世凯编练的新军，在军制、兵种、官兵的要求、训练与考核、奖惩、军事教育、军纪等方面，都同以往的军队不同，标志着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开始。所以，袁世凯及其新军在近现代军事史上的影响和历史地位不能否认。 清末新军 我们已经习惯认为袁世凯出卖了光绪与维新派，在山东疯狂镇压义和团运动。可究竟大家有没有冷静地思考过，袁世凯所谓的告密是在慈禧囚禁光绪之后，之所以镇压义和团是为了不给对山东虎视眈眈的德国以侵略的借口？事实上一百年前的欧美外交官们对这两点非常的清楚，清楚到足可以使我们汗颜的程度。根据史料记载，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倾向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但当时机紧迫时，他不敢做出杀荣禄、围园杀后的冒险举动，是因为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了密谋。因此并非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变法失败，而是变法失败导致袁世凯告密。即便按照维新派原计划进行，袁世凯对于戊戌维新能否成功仍有争议，因为以袁世凯当时掌握的新军战力，并不足以对抗听命于荣禄驻扎于北京附近的众多部队。1899年冬，因义和团在山东的排外行为引起各国不满，清廷被迫撤换纵容拳民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袁世凯到任后，公开宣布的是“藉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实则是遏制德军。他既要防止德国等列强继续入侵，又要防止民教纠纷引起教案致为列强进行扩张、发动战争找到借口。在列强窥视山东这种情况下，对主权观念非常重视的袁世凯镇压义和团，更多的原因还是为避免予人发动侵略战争的口实。1900年八国联军战祸爆发，山东省在袁世凯治下则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从维持社会稳定秩序的角度看，当年袁世凯的举动也是具有前瞻性。  戊戌六君子 法国画报所描绘的义和团攻杀中国教民、摧毁电线的情景 1901年1月清政府试图推行“新政”，袁世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新政，向朝廷递交了著名的《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提出“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民实”“裕度支”“修武备”等十条建议。1907年，在袁世凯的运作下，天津正式成立中国第一支新式警察队伍和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议会组织天津议会，并下令直隶各州试验地方选举、地方自治和司法独立。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爆发造成南北割据局面，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是大清帝国的直接终结者，他用和平手段劝使大清皇帝逊位，临朝称制的隆裕太后诏授袁世凯全权组建临时政府，袁世凯试图将北洋军与同盟会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结合在一起，将新军和各省的议会结合成全国性的政体，袁世凯这样的一种立宪程序使得中国避免了一场南北战争，也给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创造了一个皇帝和平退位的先例，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袁世凯的左右兼顾、南北摆平，就没有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因而得以真正成立，并完整继承晚清版图。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同时积极与列强交涉，维持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    清政府派出考察团赴各国考察立宪 1901年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及光绪皇帝的朱批     1912年中华民国共和纪念邮票所示中国疆域，外蒙古在后来中国国民党统治期间独立。 袁世凯剪辫表示支持共和     一直以来，1915年北洋政府对日“二十一条”交涉都被看作袁世凯“卖国外交”或“屈辱外交”的典型，而且无论教科书中还是国人的历史记忆里，袁世凯大都被认为是因称帝需寻求日本支持而主动接受“二十一条”的，因此，“窃国大盗”袁世凯又多了个“卖国贼”的称号。然而，近年来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地显示，袁氏在对日“二十一条”交涉中固然饱含屈辱，但实在谈不上“卖国”。袁世凯由于历史恩怨一直与日本交恶，因此在其掌权后就竭力抵制日本，日本对袁世凯也颇多不满。辛亥后，袁世凯大权在握，日本要想在中国获得更多的权益，始终绕不开袁氏，但袁氏在外交上一直是依赖欧美抵制日本，这对日本谋求在华利益始终是一大障碍。正是在此背景下，一战爆发了，日本趁西方国家无暇东顾，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誓言“中国绝不做高丽第二”，积极对日谈判。除在谈判中据理力争之外，袁世凯想尽办法在谈判之外寻找着力点，力求将对中国利益的损害降到最低。比如，不顾日本的保密警告，刻意秘密安排泄密“二十一条”，放任国内媒体报道中日交涉相关消息，营造汹汹反日民意以增加谈判时的筹码。在当时实力悬殊的情况下，逞一时之勇并非明智之策，在反复权衡和战之轻重利害后，袁世凯最终被迫选择了对日本妥协。而袁世凯也并没有像宣传中所称的全盘接受“二十一条”；至于在谈判中所做的巨大牺牲和让步，实属委曲求全的屈辱外交而非卖国性质。事实上袁世凯和民国政府在与日本交涉过程中是尽了最大努力与日方交涉，而最后条约也不足21条。袁世凯当时的处境，连蔡锷、黄兴等革命党人也是充分理解，并未苛责袁世凯。对此次外交失败，袁世凯也视为“奇耻大辱”，出于警醒后人的目的，袁世凯决定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并写入教科书，以待后来者奋发图强。无奈他本人却在半年之后执意称帝，将“国耻”和“奋发图强”之说抛之脑后，也难怪会落得骂名。    “二十一条”签订现场 《中日民四条约》（即“二十一条”）文本    袁世凯对日方“二十一条”的部分批示。资料出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版》岳麓书社2006年版；制图/于瀚。 袁世凯称帝是解决军阀割据的一种思路。自湘军崛起以来，军权、财权下移，中央虚软无力，对外作战不能集中资源，连战皆败。辛亥革命以后各省纷纷独立，后来独立虽然取消，但各省在军事、财政划地自据的情况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故重建中央权威，解决地方尾大不掉的问题确为当时急务。袁世凯坚信只有威权制度才能使国家富强，他最后采取极端的君主立宪的方式来恢复中央权威不得不说并非完全出于一己私利。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说，袁世凯并没有想帝制自为，甚至说“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本可以成为一代优秀政治家、“中国华盛顿”的袁世凯，由于不知适度与自足，一念之差铸成千古之罪。从万众期待到千夫所指，袁世凯本有机会成为“中国之华盛顿”，却最终成为举国唾骂的“窃国大盗”，在众叛亲离中于1916年6月羞恨而死。袁世凯遗臭万年了……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各国驻华使节觐见合影。 袁世凯身后的评价长期以来以负面评价为主流，这主要是受到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正如历史学家唐德刚在其著作《袁氏当国》中所说：“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袁世凯处在新旧交替之中，是个半新半旧、亦新亦旧的人物，不可能脱胎换骨成为彻头彻尾的新人。在经济文化上，他对包括宪政、新式教育在内新政建设有着极大的热情，并为之孜孜不倦，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在总统任期内把建设势头保持了下去。但在政治建设方面，沉迷于“权谋”，在二十四史找药方的袁氏却遭到彻底的挫败，留给后来人一个经济思想上日益开放多元、政治上却藩镇割据的中国。  袁世凯称帝前在天坛祭天 袁世凯墓园 从朝鲜平乱、小站练兵，到建立北洋、位极人臣，再到被迫下野、逼清帝退位，以及最后的倒行逆施、恢复帝制，直至最终撤销帝制、撒手人寰，袁世凯的一生，充满传奇和误解、复杂与多变。袁世凯留给后人的是一面镜子，他的一生，也是晚清到民国这段复杂混乱的历史最真实的写照。近代历史学家袁伟时有这样一句话：“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或许我们更该对袁世凯进行冷静的研究和分析，做出客观公正、有褒有贬的评价。不妨看看次子袁克文怎样评价自己的父亲：“先公天生睿智，志略雄伟。握政者三十年，武备肃而文化昌。乃以一忽之失，误于奸宄，大业未竟，抱恨以殁。悲夫，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