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邦周灭大邑商　周公旦摄政治国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之弟，因其采邑在周，即今陕西岐山县东北，故称为周公。他多才多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公元前1046年，周公辅佐周武王，在牧野一战，局促西隅旳“小邦周”竟然灭掉了占据中原的“大邑商”。 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殷商的潜在势力依然存在。《尚书·多士》记载周公“告商王士”，说：“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意思是说，“不是我们小小的周国敢于取代殷命。”周公面对亡国之民，犹称之为商王士，而身为新朝之主，却自谓我小国，这绝不是为表现谦逊，实在是因为殷人的势力还相当强大。就连已经投靠西周的伯夷、叔齐，劝谏武王停止讨伐商纣王被拒绝后，便逃往首阳山中，不食周粟。因此，如何处理殷商的遗民和顽民，是周初统治者面临的严峻问题。

当时，周朝统治集团在如何处理殷商遗民和顽民的问题上意见有分歧：姜尚（师尚父）主张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将敌人全部杀掉。召公认为应当区别对待，有罪者杀，无罪者赦 。周公提出分化瓦解，恩威并举的办法，即利用殷人治理殷人，一方面采取武力监视，另一方面施加恩惠笼络，从而改造敌人。周武王最后决定，采纳周公的办法，封纣子武庚为商后，留居朝歌，利用他统治商朝遗民，又分商王畿为邶、鄘、卫三区，授给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让他们监视武庚，叫“三监”。

不久，周武王病死，儿子成王还在襁褓中，周公旦摄政治国。王室大臣召公奭等疑忌周公。管叔、蔡叔散布流言蜚语，造谣说：“周公要谋害成王，篡夺王位。”武庚见周王室内部发生矛盾，便趁机煽动管叔、蔡叔，串通东方的蒲姑、徐、奄等国发动叛乱，想复辟。周公处于內外夹攻的境地，非常困难。他首先诚恳地向姜尚、召公等大臣作解释，稳定内部，然后亲自率兵东征，历时三年，平息叛乱。周公杀死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和霍叔，攻灭蒲姑、奄等十七国。商贵族作了俘虏，被周人称为顽民。周公知道，商顽民丧失往日的威福，绝不甘心，还会继续反叛，让他们依旧全部留居老地方，对周的统治不利。于是他在洛水北岸营造东都洛邑，作为控制东方的政治、军事重镇 。周公对商顽民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将一部分商顽民迁移到洛邑，派八师（一师两千五百人）兵力监视；将另外一部分商顽民之中的“七族”赏赐给卫侯康叔，“六族”赏赐鲁侯伯禽，由他们监督管束。周公告诫商顽民，说：“我执行天罚，把你们抓来做臣子。现在不杀你们，还给你们房屋住，还给你们田地种，你们要顺从我，如果再反抗，我不但要收回房屋田地，而且要杀你们的头，治你们的罪。”接着，周公又劝导商顽民，说：“夏朝的好人都在殷朝都有官有职，而且很受信任。我也将效法殷朝，只要你们当中有好人，我也将用你们做官。”周公特树微子启为榜样。微子启是商纣王的庶兄，屡谏纣王，后见纣王不听，便远逃到微。武王克殷，他袒露上身，双手捆缚于背后，特地派人带着商王宗庙礼器，来到武王军营前，跪地膝行，向武王请罪。武庚叛乱，他也不曾参与。周公便封微子启于宋，命其代武庚为商后。在周公恩威并举的政策下，商顽民看到反抗没有出路，顺从或许能升官，于是逐渐软化，最终降服了。殷商复辟的隐患就这样消除了。

牧野一战，武王克商。猝然间“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地位，一举占有了东方大片领土。强大的纣王为什么会迅速丧国？新得到的领土怎样去统治？这些问题需要周初统治者认真研究。

鉴于商纣王一朝废坠，八方无援的教训，面对殷商残余势力时刻企图复辟的危险和戎狄部族经常骚扰边疆的现实，周初统治者决定采取分封制。分封制的目的在于：建立藩屏，护卫王室；稳定政局，镇抚各族；抵御外侮，巩固边防；缴纳贡赋，提供力役。清朝道光年间，陕西出土的周初青铜器《大丰簋》铭文记述了武王在太庙举行分封诸侯的典礼。但那次分封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因为当时东方尚未大定，受封的很多诸侯不能赴国。周公东征取得胜利以后，继续推行分封制。相传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分封了齐、鲁、卫、燕、宋等七十一个诸侯国 。其中王族五十五人，剩下的是功臣和前代贵族。周公分封诸侯成就最大。

周王与侯国的关系跟商王与方国的关系不同。商王与方国只是松散旳联盟，关系好就合，关系坏就分，在商的势力范围内小邦林立。周王与侯国则保持着严格的君臣关系，侯国官吏要职须由周王任命。《礼记·王制》记载：“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此外，周王对侯国有监国的制度，仲几父簋有“诸侯、诸监”的铭文。诸侯对天子要定期进行朝聘，不敬者天子可削夺其封地，直至处死。周夷王就曾“烹”齐哀公。诸侯国实际上是周王在各地建立的政治、军事据点，通过它们有效地统治全国。周初统治者实行分封制是合乎当时情势，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举措。由于不断地分封，西周中央政权得到巩固，结束了殷商小邦林立的局面，建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奴隶制国家。无疑，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把政治思想教育和规章制度建设相结合是治理国家的要道。“小邦周”取代“大邑商”，摄政当国的周公深明此理。他知道，要强化西周王朝的统治，必须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加强西周统治集团的内部团结，另一方面是改造殷商顽民。周人和商人的思想基础不同，商人信仰天命，周人强调人力。周武王以忌日起兵，牧野麾旄，一举克商，使周人对天命产生怀疑，提出“天不可信”（《周书·君奭》）、“天畏棐忱”（《周书·康诏》意思是，上天辅助诚信的人。）等思想。周初统治者一面怀疑天，一面仿效商尊崇天，表面上看很矛盾，其实不然。从周初的文献材料看，凡是尊崇天的话，都是对商人及其归属国讲的，而凡是怀疑天的话，都是对周人自己讲的。周公自己不信天，但他知道商人信天，用天来统治、改告商人是再好不过的工具。周初统治者把天作为一种统治工具，但他们心里有数，不敢完全依赖“天”，于是借鉴夏禹“为政以德”的治国经验，提出一个“德”字来 。“德”字，从“直”从“心”，所谓“直心为德”。意思是把心思放端正，不要胡思乱想。周公对商人讲：天所以弃商佑周，是因为商人丧德而周人明德。明德是周人获得天命的原因。周公对周人讲：要“敬德”。敬者，警也。就是要求周人时刻警惕自己，不可有丝毫的疏忽和懈怠，要全力控制政权，不给丧乱以可乘之机。这样，天下不会生祸乱，自然就能保住天命。在关于天命的思想上，周初统治者注重修德，强调人力，这确实是一大进步。

“敬德”的实质就是加强周统治集团的内部团结。“敬德”的标准就是遵守礼乐制度。相传周公制礼作乐。礼乐制度，即奴隶制的等级名分制度。它体现了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地位和等级特权，规定了君臣 、父子、兄弟 、夫妻、朋友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礼乐制度非常细密，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用鼎为例，鼎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但更多地被用作礼器，用来“别上下，分贵贱 ”。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鼎数是不同的，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和大夫五鼎 、元士三鼎、士一鼎，平民绝对不能用鼎。因此，只要各级奴隶主贵族的一言一行都合乎礼乐制度，就是发挥了敬德精神，周朝的政权就可以保持巩固。

敬德思想和礼乐制度，是从怀疑天命，注重人力出发的。以天道为愚民政策，以德政为操持这个政策的机柄，从思想上绝不放松统治力量，在实践中以礼乐制度为准绳。这套思想体系和礼乐制度对于巩固周朝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主张这套思想体系、完成这套礼乐制度的人，正是周公旦。周公旦以其崇高品格、卓越才能和辉煌业绩，为儒家学派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典范，是孔子所崇拜的人物，被尊为儒学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