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期间的《大公报》

[日期:2016-10-18] 作者:历史组 次浏览 [字体: ]

辛亥革命期间的《大公报》

——以“君主民主离线问题之解决”征文为中心

程凯华

《大公报》是中国迄今为止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19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还是联合国推选的全球最具代表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大公报》由英敛之于1902年创办于天津,除在当时国内大中城市外,在南洋、美洲、日本等地也有代销点。平时销量约四五千份,是当时华北最引人注意的大报。19414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大公报》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全亚洲获此殊荣的也只有两家,另一家是日本的《朝日新闻》)。季羡林先生曾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

  《大公报》以民间报纸的姿态,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因而也在一定意义上从当时人看当时事的角度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提供了资料。以辛亥革命为例,19111010日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建立湖北军政府,当时的舆论界对武昌起义的态度迥异,有相当一部分报刊对革命持支持和鼓励态度,但也不乏对起义的质疑之声。下面就从北方大报《大公报》对革命期间举办的“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征文活动窥其态度以及对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意义。

一、“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征文缘起

     中国近代历史上早期的报纸征文活动是由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发起。英敛之主持《大公报》期间,从19027月到191111月,先后举办了九次征文活动,刊发获奖征文113篇。举办征文活动成为《大公报》与读者互动、有意识引导舆论倾向的常用方法。如《大公报》于19111120日辛亥革命尚在进行之时刊出如下《征文小启》:

  时事蜩螗,神州岌岌,挽回浩劫,舍破专制而改立宪,其道末由。今者专制之勒已如距脱,立宪之基亦渐确定。所争者在君主、民主两问题耳。然统观中国之历史、宗教、区域习惯各方面,较诸世界列强确有特异之点,究竟适应何种立宪政体,方足以拨乱反正、转危为安、光大国家、造福国民。热心志士主张君主立宪者为一派,主张民主者为一派,各具理由,相持未解。本社同人,智识浅薄,熟得孰失,未敢妄下断语。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此意,设题征文。

  此次征文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民众的参与度大大超过了《大公报》的预想,故于原定等第之外,设“补取”一格,所以此次征文最终获奖论文分为四等,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补取十名,有十六篇文章获奖。

     二、获奖文章的基本情况与历史解读

     1.支持君主立宪的大多数

     君主立宪的支持者认为,当时中国“虽袭君主之名已具有民主之实”“君主仅拥有虚位而已”,君主、民主之争实际上是“心理上之不能解决,非事理上不能解决”。(第三者《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1911125日《大公报》)实行君主立宪的英国依然能够实现国强民富,所以关键是寻求政治改良的实效,而不是纠缠于君主、民主虚名。他们支持君主立宪的理由主要有四:

     第一,特殊的国情。一国有一国的情况,一个国家的文明与其历史、地理、宗教及风俗习惯有重大的关系,中国历史、宗教、风俗、习惯都受君主制度的深远影响,而与民主相去甚远。政治制度的推衍嬗变,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沿袭君主专制制度几千年的中国,欲一步登天,在中国实行民主立宪制度,“以中国之习惯,证以欧美两政体之得失,行之而美足以至福,行之不善足以招祸”, (沽上钓游生《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19111213日《大公报》)所以在中国不能盲目仿效推行西方舶来的民主政体,如果强为仿效,在政体的选择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而不是“量体裁衣”,盲目地照搬他国的经验,不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是不可行的。

第二,人民程度的不足。不论是民主立宪还是君主立宪,都应建立在相应的条件之下,国民政治素质的优劣是选择何种政体的重要依据。当时的中国“十年以前风气尚闭,近虽稍稍开通,然不过沿海省份而已,深僻之内地穷边之远方其闭塞如故”“言教育则十室无识字之人,以言自治,则一乡有乏才之叹”“试观预备立宪亦有年,然执蚩蚩者氓而问,以立宪二字作何解释,其知之者曰无一二,基瞠目矫舌而不能对者遍国中皆是也”,(孙鉴秋《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191212日《大公报》)即不论是民众基本的受教育水平,还是宪政知识的普及程度,在当时的中国实行民主立宪缺乏实践的基础。

  第三,对冲突下内忧外患的忧虑。“自古耗财之道莫甚于用兵”,国内两方的兵戎相见,不论孰胜孰负,消耗的都是百姓的蓄积,战事迁延日久,将会财源耗尽,“从速罢战,共维持残局,省此财政上之余力,以裕国计而利民生”是利国利民的上策。(第三者《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1911126日《大公报》)革命军与清政府冲突,危及列强在华利益,各国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调舰,内争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外患。西方列强,即使无事之秋,亦有蠢蠢欲动之势,况中国同室操戈之时,如果国内冲突的双方不能迅速地平息内争,恐民主立宪未成,而中国早已被瓜分。一旦外国干涉,“届时清政府既无力克制军政府,而军政府又绝无力可以统一各省,全国虽有响应军政府者,然君主制破,领土即随之而破,盖国内领土即猝难全,联合于军政府,流寇土匪将蜂起肆虐,外人趁而夺之”。(卢剑秋《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19111218日《大公报》)并且认为,战事一起,最直接的就是人员的伤亡和财货的消耗。撇开政治不论,伤亡的都是自己的同胞,损失的都是国人的钱财。远远谈不上富足的当下,万不该将国人的辛苦积蓄消耗于无畏的内战之中。一旦外国干涉,稍有不慎就会酿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所以应该从速罢战恢复国内正常的秩序,回复到正常的生活生产状态。

  第四,对民族分裂的担忧。中国民族结构多元,民族关系复杂,在选择政体时不得不将民族因素考虑在内。有文章指出,中国汉满蒙回藏各族自清朝建制以来没有融合政策,在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仍存在极大的隔阂,之所以能够维持各族之间的和平相处和国家领土的完整,都是因为有君主统一之权威,一旦废君主,统一的权威消失,民族分离、领土分裂势必难免。汤捷南认为,从历史上看,满族与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皆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如夺满人世袭特权,决意排满,不单满人将奋起反抗,满人或将联合蒙族藏族与革命军对抗,进而造成冲突的扩大。发公的文章亦指出:“中国以满汉蒙回藏五种人集合而成,而蒙回藏人与汉人同处一国政府之下,全恃君主名义羁縻之耳,……欲求领土之完全,满汉蒙回藏之统一,非留现今君主名义不可。”(发公《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19111225日《大公报》)

     2.支持民主立宪与不置可否的少数

     张省庐认为,社会总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进步之中,“国家之政体亦不能不随此漂泊转移于其间,若犹刻舟求剑,胶注鼓瑟,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故而不知其权,坚持一己之主义而不稍变通,岂所谓无适无莫义之舆比者乎”,国家政体亦不应该一味守成不变,而应该随时代的步伐作适时的调整变更,况且,从人心向背来看,“武昌之起兵也,各省之独立也连号一呼,风至烟起,全国之人民土地几入革军范围中矣”,而“民主政体既为国民大多数之赞成”,就应该顺应民意改君主制为民主共和政体。(张省庐《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19111229日《大公报》)

     主张君主立宪政体者提出国民程度不足的问题,对此,张省庐认为:“国民苟有政治之能力,无论其为君主为民主皆能维系于不弊,国民若无政治之能力,其为君主为民主俱难得善良之效果,……故吾国不立宪则已,苟立宪焉,则程度不足之说不足以解决君主民主之两大问题也。”(张省庐《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19111230日《大公报》)人民程度不足如果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行君主立宪同样不会有良好的结果,所以人民程度不足,只能是君主立宪支持者反对民主立宪支持君主立宪的不实托词。

     至于外国势力,碧天认为这不足为虑,因为起义的革命军并非庚子事变中的义和团,矛头指向外国,并未对外国在华利益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各国亦宣布保持中立不干涉中国内争,外国舆论亦认为革命为政治腐败引起。如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The standard表示,此次中国革命令他国均表示同情,外国若干涉中国内乱必扰害国际和平,西方各国对此事唯有不干涉一法,“即素轻侮中国之法国巴黎朝报亦力言北京政府为世界所恶,而以民军为能尽其国民之天职”。(碧天《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19111217日《大公报》)

     谢公、放弇的文章,并未明确表明应该采取何种政体。发公即使认为应该保留君主名义,亦未对征文题目中所涉及的君主立宪、民主立宪给出自己的选项,都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暂置君主、民主问题而以改革政治为前提,澄汰仕途,清理财政,搜求人才以促宪政之进步”,(谢公《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19111221日《大公报》)迅速平息内争,恢复社会秩序,务实的推行各项政策,尽早实现国富民强,而不宜在君主、民主的孰是孰非中继续内斗,使整个国家、社会在无休止的冲突中内耗。

  三、对征文活动及获奖文章的分析与认识

  从文章获奖情况来看,主张君主立宪有11篇,作者分别是第三者、汤捷南、金采、沽上钓游生、卢剑秋、张梓林、张子厚、邓继禹、厂生、冷静子、孙鉴秋;主张民主立宪的有2篇文章,作者是碧天、张省庐;未明确表明态度的文章有3篇,作者是放弇、谢公、发公。现在无法考证当时的应征文章中到底持何种立场者居多,单就评奖所透漏的信息而言,《大公报》明显倾向于君主立宪,因为这些评定的奖项、刊出的文章体现了《大公报》对所征文章的态度,并希望通过发表产生预想的宣传效果,引导舆论的倾向。

     美国著名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题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辛亥革命期间《大公报》充分运用了报刊传播“议题日程”设置者的优势,不但在平时对武昌起义的报道中坚持了《大公报》英敛之时代一以贯之的君主立宪立场,对武昌起义的革命军持反对态度,而且还通过征文活动来加强报纸和社会之间的互动,通过征文来吸引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参与,通过自己对征文奖项的评定,达到传播自己理念和引导舆论倾向的目的。

     此次征文活动发起之时,辛亥革命尚在进行之中,《大公报》发行地天津毗邻京畿,仍然处于清政府的控制之下,虽然于租界办报,但对君主、民主这样敏感的话题能在报纸上公开谈论,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对民间言论的采纳和包容程度远超过既存的认知。那时朝野之间固然有大量的歧异,却也有不少共同之处,至少其冲突和紧张程度并不像以前认知的那样严重。(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载于《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当时清政府对民间某些行为的容忍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早前形成的认知,虽然亦曾有报纸因触怒清政府而遭关闭的先例,亦有命丧清政府的报人,但是随着辛亥革命前后清政府统治的日益乏力,对整个社会渐趋失控,舆论氛围渐趋宽松却也是事实。

     辛亥革命期间《大公报》的此次征文说明,在辛亥革命如火如荼进行之时,整个中国的舆论界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当然不乏摇旗呐喊从旁助威的革命期刊,但也不乏像《大公报》这样“冷静的旁观者”,这种冷静的旁观并不是对中国前途漠不关心的置身事外,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当时巨变的时代思考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也提醒今天的我们,历史从来都不是单线条的延续,而是立体、多维的,这是历史的复杂之所在,也是历史的魅力之所在。

  (作者地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明珠大道黄冈中学新校区,438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