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云艳：从“相继”到“相承”：嚈哒与西突厥研究的中亚整体性视角再思考

       摘要：嚈哒与西突厥是4—7世纪由游牧民族在中亚地区先后建立的政治军事强权，二者与萨珊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的政治互动对中古时期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学者们关于嚈哒的研究集中在它的族属问题以及与其他政权的关系；对西突厥的研究则主要是探讨它与东突厥汗国在建立、演进过程中的统辖关系，以及该政权的对外关系。但这些研究主要从国别史和民族史的角度展开，若将视角扩展到区域史，既可以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二者在对外关系上的共同性与差异，也可横向对比游牧族统治者与治下各区域社会的经济联系、政治组织等层面的互动模式。如此方能揭示中亚的军事强权对欧亚大陆的横向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冲击，认识中亚的强盛稳定对于丝路贸易繁盛的重要作用。

中亚地区在公元4—7世纪先后出现了两个政治军事较为强盛的政权——嚈哒与西突厥。嚈哒是北朝各政权对它的称呼，南朝将其称为滑国，它的具体建立时间仍不确定。可以确定的是，在5世纪中期嚈哒已经成为萨珊波斯帝国在中亚的劲敌，484年时嚈哒击溃波斯国王亲率的大军，不仅在短时期内给萨珊波斯帝国以沉重打击，在后来的数十年中还通过扶立波斯新王进一步强化这种优势；其政治中心在粟特和巴克特里亚及周边，最强时控制着西迄咸海、东抵塔里木河中游、南至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大约562—567年被突厥与波斯人联合消灭。西突厥指的是嚈哒被消灭后，与波斯瓜分中亚地区突厥的西部政权，一般认为其统治者为室点密及其子孙，与东部布民系可汗统辖的东突厥互为支援，但保持相对独立。在与波斯合击嚈哒后，西突厥得到中亚北部的草原地区，后来与波斯产生冲突，不仅与拜占庭帝国合击波斯，而且还向南扩张，最盛时曾占据犍陀罗地区。

从中亚地区的历史看，嚈哒与西突厥在政治军事层面的强盛是前所未有的。这主要表现为他们能够在军事上战胜波斯，与波斯以西的拜占庭帝国形成攻防同盟；并以之为基础，从波斯或拜占庭获得以金银币为形式的贡金，极大地改变了东西方之间的政治经济交往。与此相比，此前中亚地区曾出现过的大国，如月氏或贵霜，其势力仅限于中亚乃至南亚，在与波斯的较量中仍偏弱势。可以说，嚈哒和西突厥统治时期是中亚地区在欧亚大陆上较为少见的强盛期。再者，嚈哒与西突厥之间还存在着前后相继的承继性。嚈哒与西突厥均为来自北方的游牧部族，其统辖区域既包括游牧的草原地区，也包括以经商为主的粟特城市区，还有巴克特里亚以及各河谷的农耕区。因此他们的统治模式有一定相似性，主要表现为征收赋税，但对各地的政治组织以及经济生产不做过多干涉，只是突厥较之嚈哒略强。这种相似性与承继性使得嚈哒和西突厥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共同支撑起4—7世纪中亚在地缘政治上的强势崛起。

基于这个视角，本文回溯此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嚈哒与西突厥研究的重点问题，一方面为了更好地了解、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以深入全面认识这两个政权的历史特征；另一方面，也为了探寻中亚这一区域研究的新问题，以丰富对中亚地区及其历史演进的认识。

一、关于嚈哒的族属与社会生活

嚈哒作为中亚的军事强国，在东西方史籍中都有一定篇幅的记述。已知各地区关于嚈哒的称呼均与其王名“厌带夷栗陀”或其族群身份“匈奴或白匈奴”相对应。中文的称呼除嚈哒外，还有“滑国”“挹阗”“挹怛”“囐哒”“厌达”，希腊文称其为“Hephthalites”“Abdel”和“白匈奴”，亚美尼亚语为“Hep’t’al”，叙利亚语为“Haïetela”和“Hunnaye”，波斯语为“Heftal”“Hetal”和“Hēvtāl”，阿拉伯语为“Hayṭāl”“Heithal”和“Hayāṭela”，梵文为“Hūna”和“Sveta Hūna”，巴克特里亚语为“ebodalo（ηβοδαλο）”和“eb（ηβ）”等。嚈哒留在各地区的称呼，印证了当时强盛的嚈哒在其统治区域及其周边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然而，嚈哒灭亡后控制中亚的突厥政权同样强盛，且对后世的影响更重，一定程度上对嚈哒在其治下社会留下的痕迹形成了覆盖。故史书记录的主要是他者视角下其他国家与嚈哒汗国往来时的所见所闻，关于嚈哒人、嚈哒汗国的内部情况记述较少，给与之相关的研究带来了不少争议。

首先，当研究者注意到史书中的嚈哒后，在整理与之相关的记载之余，开始探讨嚈哒与其他游牧部族的联系与区别。起初，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西欧学者，通过西亚的文献，了解到曾经在中亚出现过的族群“Haïetela”或“Haithal”；到18世纪中，法国东方学家德金（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将其笼统地归入匈奴，用一章的篇幅介绍了嚈哒。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欧的学者们开始探讨嚈哒究竟属于匈奴还是突厥，在“匈奴说”“突厥说”的基础上，还提出月氏说、伊朗源头说、吐蕃说、高车（即铁勒）说、柔然说等等。在论证这些观点的过程中，学者们通过梳理、考释拜占庭和波斯留下来的资料，结合中文史书的记载，比较详细地勾勒了嚈哒的大致范围、对外关系、兴衰状况等。在此基础上，独立的嚈哒研究渐渐形成。

随着嚈哒独立研究的展开，围绕其族群归属的争论细化为两大问题。其一是嚈哒的都城，即嚈哒统治的地理空间问题。作为嚈哒的政治中心，中文史书提到了其王都拔底延，拜占庭史料记录了戈尔戈（Gorgo）城。就“拔底延”而言，学者们认为其或为阿富汗西北的巴德吉斯（Badhaghis），或在北印度的法扎巴德（Faizabad）附近，或为巴克特里亚的巴尔赫（Balkh，早期译为缚喝，古称缚底耶），抑或为昆都斯（Kundus）河流域曾为库瓦迪延（Quwadiyan）的城市；而戈尔戈则是今伊朗东北部城市戈尔甘（Gorgan）。这说明其征服并统治的核心区域为粟特和巴克特里亚地区。其二是嚈哒的族属问题。如果说前一阶段学者们提出的各种学说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天马行空的联想，那么到这一阶段则加入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提出了新的主张。日本学者榎一雄通过分析“嚈哒”和“滑”的词源探究嚈哒可能的迁徙路线，并通过史书中关于其葬俗以及一夫多妻婚俗的分析，主张嚈哒源头为喜马拉雅山西侧的某个部落。虽然榎一雄的观点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已被否定，但该文不仅梳理了涉及族属各观点的来源与论证过程，也对相关史料进行了十分翔实的汇总，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

以上两个问题的探讨反映出完全基于史书记载的研究已进入瓶颈，而此时西欧学者在中亚及周边地区的探险、考古工作取得一定进展，其中与嚈哒有关的考古发现也被纳入研究范畴。1946—1947年，法国考古队在阿富汗发掘的塞特—阿巴德（Setq-Abad）嚈哒人墓地，墓主生活在5世纪末6世纪初，墓中发现有青铜杯、铜手镯、铜戒指以及三枚钱币。德国的A. 赫尔曼（A. Herrmann）在梳理中文史书中关于嚈哒的记载时，也加入了勒柯克（Le Coq）在吐鲁番发现的手稿残卷中有关“白匈奴”的内容。晚些时候，日本学者桑山正进吸收了大量考古资料，对嚈哒在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地区的统治加以勾勒。总体上，这些成果仍然较为分散，但考古发现的新资料对嚈哒研究的重要补充作用已然显现。

总体上，到20世纪后半期之前，嚈哒研究主要以史料为基础，不断补充新发现的考古资料。相对于许多学者的分散研究成果，1986年余太山先生出版的《嚈哒史研究》，首次对嚈哒史做出较为完整的系统性分析。他在书中整理国内外所有相关资料，以最为翔实的中文史料为基础，结合西方史籍的记载以及国内外钱币学研究成果，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十分全面的分析与考证，涉及嚈哒的族属、历史沿革、社会经济、东西交通以及宗教等领域。该书第一次将嚈哒汗国作为丝路大国的姿态呈现出来，嚈哒史的研究也进入新阶段。此后，人们对于嚈哒的认识更为清晰，“嚈哒帝国”的概念基本没有争议，如李特文斯基、王治来、蓝琪均将其视为中亚史上较为强盛的政权。

21世纪后嚈哒研究进入新阶段，更多考古资料的发现与运用，使得研究者能够深入了解嚈哒自身的历史发展与社会生活。其中比较重要的考古资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中亚发现的一些古代文书，经过学者们的释读，已经整理成册，其中属于嚈哒时期的内容能够支持对嚈哒治下社会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例如，魏义天基于巴克特里亚地区新发现的文书，不仅推翻此前榎一雄围绕嚈哒族属所作的探讨，还再次通过对中文史料的梳理，指出嚈哒应是来自阿尔泰山地区的某个部落。不过，与其他游牧政权不同的是，嚈哒人在迁徙与扩张的过程中，融合了沿途的多种文化，成为一个政治、宗族的复杂结合体，这些文书的释读不仅证明了嚈哒文化的复杂性，而且也终结了此前关于嚈哒族属的漫长讨论。另外，笔者结合巴克特里亚语文书中涉及婚姻婚俗的内容，对比中文史料的相关记载，对所谓嚈哒“兄弟共妻制”进行辨析，指出这是嚈哒治下兴都库什山北麓地区的绿洲农耕社会从3世纪以来就存在的社会习俗，5世纪入主该地区的嚈哒人借鉴了这一婚俗的某些形式，如王后戴一角帽，但本质上仍沿循传统的游牧族一夫多妻婚制。

钱币资料对于嚈哒历史沿革与社会生活的研究也十分重要。从19世纪后半期以来学者们就开始整理中亚发现的钱币，其中有关嚈哒的钱币在不断推进的解读与研究中取得十分丰富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借助钱币上的铭文不仅建立了嚈哒国王的世系表，而且还对嚈哒的社会生活与政权性质进行了深入分析。目前，可明确判定为嚈哒钱币的是巴克特里亚地区发现的钱币上有铭文“嚈哒（ηβ）”的银币，而在兴都库什山南麓和犍陀罗地区发现的阿尔雄钱（αλχαννο）则存在争议。一些钱币学家倾向于将后者归为统治者“Alkhan”的政权，而研究嚈哒的学者主张这就是嚈哒治下的当地居民生产的钱币。余太山先生将“alkhan”解读为“al Hun”，译为“高贵的匈奴”，并结合其他史料，指出阿尔雄钱就是嚈哒向南扩张后所发行的钱币。除关于此类钱币的归属外，大多数学者聚焦于它们的辨识、分类与分布等，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试图探究嚈哒治下该地区的文化元素与经济发展，如张录分析阿尔雄钱的希腊化元素，指出在嚈哒时期，中亚地区仍然沿循着希腊化时代留下的影响；7齐小艳则梳理嚈哒治下的各种钱币类型，从钱币的多元一体特征来说明嚈哒政权的特性，并称正是嚈哒保证了5—6世纪丝绸之路的稳定及其发展繁荣。

除文书与钱币之外，中亚地区考古发现的遗址以及其他发现对于嚈哒研究同样重要。A. 库尔班诺夫（A. Kurbanov）系统地整理、分析了可能与嚈哒有关的发现，包括城市遗址、火神庙、房屋或其他生活遗迹、墓葬中的随葬品、变形头骨、雕像、花瓶、钱币、印章等，结合中西方的史料记载，指出嚈哒人在此前基奥尼泰人（Chionites）给中亚南部地区带来的经济破坏基础上，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社会生产，并将其原有的游牧方式与被征服地区进行复杂的融合，形成了特定的法律与刑罚，游牧与定居结合的社会形态。库尔班诺夫还汇总、阐释钱币、壁画、雕像、石棺浮雕等物品上的嚈哒人形象，初步勾勒嚈哒人的家庭与迁徙状况。

当考古发现的资料被运用到嚈哒研究中来后，研究的领域得以拓展，讨论的问题也更加深入。除上述提到的关于嚈哒治下社会生活的研究外，有关嚈哒与其他族群交往的研究也有所增多。余太山在《萨珊帝国对原嚈哒领土的统治方式》中结合早期关于萨珊—贵霜的研究与钱币资料，指出萨珊波斯帝国在消灭嚈哒统治巴克特里亚地区后，采用此前曾用过的萨珊—贵霜模式。S. 费尔弗迪（S. Felföldi）则重新分析此前被认为是嚈哒统治者的卡图夫（Katulph），认为他是投靠波斯的前嚈哒贵族，并在嚈哒灭亡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另外，笔者曾考察嚈哒与拜占庭帝国的交往，指出嚈哒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往来频繁多样，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传播产生重要影响。此外，林梅村与马丽亚·艾海提基于考古发现的成果，探寻嚈哒在阿尔泰山周边地区的文化遗迹，指出嚈哒人的活动对铁马镫在中亚的传播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

不过，在深入探讨嚈哒的对外关系与社会状况之余，还有研究者仍拒绝承认嚈哒与滑国的同一性，认为滑国并非“Huna”的译音，而是有其不同的来源。例如，泽格勒迪（Czeglédy）认为“滑”源于嚈哒治下被称为“Ghwār”或“Ġūr”的族群之名；李树辉认为滑国的“滑”源于“乌古斯（Oguz）”，并且基于这一判断，认为滑国意指6世纪上半叶崛起的突厥汗国，其后西突厥沿用；此外马丽亚·艾海提则认为嚈哒源于东胡，也就是东汉时期从塞北西迁天山的“八滑”，其后他们进一步向西，称为嚈哒。这些观点的支持者不多，不过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新的思路。

总而言之，有关嚈哒的考古发现、相关钱币研究的推进，以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都为进一步探讨嚈哒作为大国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及重要地位提供了助力。

二、关于西突厥汗国的性质与可汗世系

与嚈哒相比，关于西突厥汗国的研究成果斐然。这一方面是由于中文史书中关于西突厥的记载更为丰富，对史学研究的支撑更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突厥学在20世纪初成为国际显学，西突厥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涉及它的研究也数量众多。相比于中国学者对突厥，特别是东突厥的熟稔，西欧学者最早注意到的是中亚的突厥。17世纪西欧学者对中亚历史地理的探索，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为奥斯曼帝国寻找突厥源头的需求，因此在描述地理、人物等时，着重于族源探究。例如德金在《匈奴、突厥、蒙古和其他鞑靼诸国通史》中用两章的篇幅介绍突厥，不仅述及突厥与中国、波斯、拜占庭的联系与冲突，还讲到东西突厥的分立，专门的西突厥章节说明了西突厥的兴衰，但其对于突厥的概念比较泛化，将“突厥”完全等同于所有草原游牧民族。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古突厥碑铭的发现，以之为中心的碑铭释读在学界展开，形成“突厥学”，与西突厥相关的研究快速发展。就中亚的突厥研究而言，比较突出的是巴托尔德，他将不同语言的资料融会贯通，并结合考古发现进行综合研究，对于研究中亚地区的突厥史产生重要影响，但其重点是中亚地区接触伊斯兰教后的伊斯兰化及之后的历史，对6—7世纪的情况着墨不多。对西突厥研究最有影响者当属沙畹，他将中文、希腊文与西突厥有关的资料整理注释并汇集成册，首次在学术研究层面提出“西突厥”的概念，引领了此后相关研究的开展。到1932年，冯承钧将沙畹编撰的《西突厥史料》翻译为中文，其后岑仲勉又对其中的遗漏和错误进行增补，编纂《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同一时期，岑先生还将有关突厥的各种史料、碑铭以及西方史料中的相关记载所作的考察汇集而成《突厥集史》。另外，张星烺编著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也有不少涉及西突厥的内容。时至今日，这些资料仍然是研究西突厥历史的基础。

二战结束到20世纪末，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突厥学的研究都迅猛发展，学者们利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多角度探讨突厥问题。在此基础上，有关西突厥历史的研究水涨船高。概括起来，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重点：一是西突厥政权的性质；二是西突厥在中亚的统治以及与周遭势力的交往。

就西突厥汗国的政权性质而言，争论的焦点在于它是与东突厥汗国互不隶属、守望相助的平等政权，还是受东突厥可汗节制的附属政权。由于新旧唐书关于西突厥的记载本身就存在矛盾，故而学者们研究的目的是基于史料的全方位解读，为矛盾的史料寻找最合理、最符合当时历史真实的解释。于是，围绕这一点形成了一些问题：两突厥的分裂、分裂背景与原因；西突厥汗国创始人的名称、尊号及建立时间；东西两大汗国之间的关系；等等。

其一，何为西突厥汗国？究竟是作为达头可汗所代表的室点密后裔所建立的政权，还是在东突厥内乱中搏杀出来的阿波可汗的子孙所确立的统治？围绕这一话题的讨论十分激烈，参与的学者有林幹、王譞、薛宗正、段连勤、刘锡淦、吴玉贵、内藤绿、西诺尔（D. Sinor）等。争议性这么大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史籍记载本身存在矛盾；另一方面在于突厥内部关系复杂，东西突厥的分立并非由单一原因导致。经过深入全面的辩论后，学界大体接受的是薛宗正提出的“西部突厥”与“西突厥”说，作者将土门与室点密时期由后者统辖的区域称为西部突厥，而后来出现的“作为政权概念的西突厥是突厥汗国全面分裂、20年内战演变的最终结局。其创始者并非出自室点密汗系的达头可汗或射匮可汗，东突厥木杆—阿波汗系的泥利可汗是西突厥汗国的创始人，建国时间为603年”。然而，西突厥汗国的政权性质仍存在分歧。薛氏认为突厥汗国是统一的政治实体，大可汗下设立不同数量的小可汗，后来逐渐分化出众多汗系，并非一开始就确定土门、室点密分统东西；而吴玉贵主张东西突厥从最初就存在相互独立的倾向。因现有资料无法支撑更进一步的深入讨论，有关西突厥汗国的性质讨论只能暂时搁置。

其二，由于中文史料关于西突厥汗国之前的西部突厥着墨更少，因此关于这一时期西部诸可汗及其世系也存在争议。例如，室点密可汗与西方史书中的Silzibul如何比定；史籍关于达头与射匮之间的相对空白如何填补。就室点密而言，自从沙畹将他比定为“Silzibul”，指出“ibul”应为“yabghu”的变音，是以尊号来称呼室点密，此后大多学者都认同这一观点，只是对一些细节略有补充。如H. W. 豪西格（H. W. Hassig）将Silzibul解读为“Sil/Sir Yabgu”，表示“药杀水叶护”；陈恳认为silzibul源于波斯人对突厥早期君王的称呼“srčypwk”，也就是“Lord Yabghu”，意为“叶护主上”；J. 哈马塔（J. Harmatta）则认为在拜占庭史料记录的Silzibulos和Sizabulos出现的年份不同，写法不同，根源于拜占庭一方获取信息渠道的差异，Silzibulos源于波斯人对突厥的称呼，而Sizabulos则是源于粟特人的叫法。这些研究虽然着重点不同，但都进一步论证了Silzibul与室点密可以比定的结论。不过，也有学者否认Silzibulos可比定为室点密。孟楷卓、于子轩基于不同时空史家自身对相关信息的了解与认识差异，认为史料本身要根据层级进行分类从而认定其可信度，具体到西突厥与室点密，他们在否认室点密后裔作为相对独立的西部突厥的存在，并认为室点密只是古突厥人口口相传的祖先之一，并非西部突厥的创始可汗，Silzibulos应该是大可汗下的布离可汗。

当学者们的视角转入西突厥在中亚的统治时，往往不纠结西部突厥与西突厥的差别，而主要是笼统地以突厥人统治的角度来探讨其治理与对外交往，毕竟，无论其最高统治者与东突厥可汗的关系如何，对其治下地区的组织架构和社会秩序以及与欧亚大陆中西部政权交往的影响并不大。

关于西突厥对于中亚的统治，首先要明确其所辖疆域的具体范围。对此，在20世纪80年代，多位学者均做过深入分析，综合可知西突厥最盛时囊括西至里海、北至巴尔喀什湖北岸、南到阿姆河以南及至印度河流域，东到伊吾附近的地区。其次，关于西突厥的统治方式，中文史书详细描述了西突厥汗国的十箭两厢制，学者也给予很大关注。林幹做出了详细的整理与考订，杨建新与刘锡淦等继续探讨其演化；薛宗正则将十箭两厢制拆开分析，认为左右两厢制度是源于西突厥政权中“室点密系”与“阿波系”各自统领的部落，而分化成十箭则是突厥人后期政治纷争的表现。内藤绿则是对十姓以及可汗们之间的斗争做出细致分析。总体上，西突厥凭借其逐渐成熟的十箭两厢制，有效地掌控了其治下各地区的资源。但研究者对突厥治下社会的关注较少，早期多聚焦于该地的突厥化以及后来的伊斯兰化。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深入分析。如哈萨克斯坦的学者们从突厥作为游牧族的身份出发，分析在其征服中亚各定居社会时，对土地、边界等制定的管理模式存在的特殊性。巴巴亚罗夫（G. Babayarov）则基于古突厥钱币的研究成果，从钱币的图像与铭文分析突厥人不同层级首领的名称，指出中亚突厥的可敦地位极高，揭示出当时粟特及周边地区的政治状况以及欧亚大陆各地区的联系。还有学者结合中亚地区的考古发现，对突厥时期以碎叶城为代表的城市进行分析，内藤绿则主要依靠文献资料对西突厥治下的碎叶城进行考证，努尔兰·肯加哈买提不仅充分利用考古发掘成果，还将中文史籍以及研究成果融合起来，对碎叶城的布局做出十分详细的分析，其中涉及西突厥统治时期碎叶城的部分价值极高。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西突厥汗国在中亚的统治范围与模式。

关于西突厥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学界研究的重点为东边的隋唐和西边的拜占庭。中国学者对西突厥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研究成果突出。传统上，学者们以“朝贡—册授”关系来解释突厥与隋唐的关系，西突厥与唐的交往也被纳入这一体系；但唐以前西突厥因距离遥远，与中原的联系相对较少，这个时期的交往则要么作为突厥与中原联系的一部分被涵盖在内，要么在“朝贡—册授”的背景下来描述。张兴胜则从唐朝与东西突厥间的结盟与斗争的三角关系来阐释各方的利益与行动。蓝琪也持同样观点，不过强调西突厥自身的经济需求。而朱振宏则是首次将视角投向西突厥，分析西突厥从建立政权到617年的政治状况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战略调整，阐明其与隋朝建立臣属关系背后的政治需求。在西突厥与东方的关系中，还有一些研究聚焦到西突厥与西域绿洲、与吐蕃的往来交锋等，还有研究关注西突厥与中原之间往来的具体事件和人物。

至于西突厥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由于后者史料的相对详细，也备受关注。西方学者很早就基于拜占庭以及波斯史料中的记载，对拜占庭与西突厥通使过程做过较为细致的梳理，内藤绿则全面系统地考订与分析了西方史籍中提到的可汗称呼、通使背景等。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蓝琪着重双方在结盟－敌对中转换的不同阶段，张绪山则重点考察这背后的丝绸贸易。此外，魏义天具体分析了莫里斯与西突厥可汗之间的交往，李强则从地缘政治博弈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政治变化及其在经济、文化层面的影响。虽然由于资料本身限制，仍然存在一些争议，但这些成果有助于全面思考中亚与拜占庭之间交往联系的客观情境与历史意义。

就西突厥汗国与萨珊波斯帝国的关系，学者们主要关注突厥与波斯合击嚈哒以及7世纪时配合拜占庭帝国夹击波斯的始末。蓝琪对相关史料和史实做出详细梳理，以567年为界将两国关系分为结盟与敌对两个阶段，结盟以两国合击嚈哒为结果，敌对则表现为经济封锁、政治对抗、军事冲突等方面。王政林不仅详细分说西突厥与波斯合击嚈哒、粟特商团被阻的始末，还梳理出两国在571年、578年、588—589年、591年、597—598年、616—620年以及627—628年的七次战争，突出了两国之间十分频繁的政治经济冲突。希腊的乔治亚（Georgia）从夹击波斯的需求分析中亚与巴尔干半岛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在此基础上还延伸出一个问题，即7世纪中后期到8世纪初，当阿拉伯军队的扩张触角向东延伸到粟特地区后，当地的突厥势力如何应对阿拉伯人的入侵。就这一问题，国外学者关注较多，其中斯塔克（S. Stark）指出，阿拉伯人进入中亚后遇到当地一些突厥政权的抵抗，遭受到相当大的困难。

相对而言，西突厥与东突厥之间的关系，专文讨论不多，通常是在论述突厥历史时涉及，将其置于突厥内部的冲突视角下考量，或在讨论西突厥汗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时，加入东突厥的因素。

当然，国内外关于西突厥汗国的研究除上述领域，还涉及西突厥汗国治下一些具体事件和人物的考察以及相关地区考古成果的报告等。这些研究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深入探究西突厥汗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

三、嚈哒与西突厥研究的未来方向

综上可知，虽然有关嚈哒与西突厥的研究均取得丰硕的成果，但研究仍停留在国别史，并未关注到嚈哒和西突厥时期中亚在欧亚大陆上地缘政治领域发生的变化，未能将二者放在中亚崛起的背景下考察，未对二者在东西方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作用与具体角色进行深入分析。

事实上，嚈哒和西突厥与此前中亚出现过的政权完全不同，他们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使得中亚的政权赢得前所未有的政治实力，甚至超越强盛时期的贵霜帝国，让中亚地区首次深入参与到欧亚大陆帝国间的政治游戏，不仅为自己在东西方史书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推动东西方的横向联系进入新阶段。这要求研究者不能停留在对北魏与嚈哒通使、拜占庭与西突厥通使的了解与梳理上，还要询问为什么这一时期能够通使，探究这些联系背后的动力。

当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回看历史时，就会发现，其动力不在北魏，也不在拜占庭，而恰恰是在中亚地区。嚈哒的崛起、扩张和政治需求，以及西突厥兴起后扩张和对抗波斯的需求，推动他们在政治上向外延伸，从而开启了与北魏、拜占庭的官方联系。这种政治联系又影响到经济、文化层面，其产生的结果在中文史籍中被清晰呈现：汉至三国时期有关大秦的记载，均显示他们主要来自海上，也就是其联系路线是经由南亚的海上丝路；而北朝以后来自拂菻的物品与使者大多来自西域，说明其东来路线主要是陆上的绿洲丝路或草原丝路。这是宏观层面上东西方交往路线的转移，微观层面上，往来各地的商旅、交易的商品类型也发生很大变化，最直观的结果就是“西域金银钱”的大规模东传以及在陇西地区的流通。

从区域史角度看，嚈哒与西突厥的政治属性和治理模式具有一致性和承继性，二者可置于同一时空进行考察。此前有关嚈哒和突厥族属的研究证明，嚈哒和突厥均为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他们在自身的政治传统、生活习惯、治理逻辑上具有相似性；且他们对同一片区域进行统治，所要面对的治理对象、社会问题和解决途径也存在相似性。因此从巴克特里亚语文书所记录的罗布（Rob）地区的经济生活来看，这些农耕地区的经济生产、社会形态、生活习俗并没有因统治者的变化而改动，无论是嚈哒（Eb）还是突厥（Turk）都是以征收赋税来实践其统治。

作为前后相继的两个政权，嚈哒与西突厥在同其他大国的博弈时，表现出不同的处理方式。政治上，嚈哒与西部的波斯与拜占庭形成了三国联动，但因嚈哒并没有强烈动机与拜占庭合击波斯，所以未能构建起十分清晰的三方制衡态势；而西突厥在与波斯合作消灭嚈哒后，其面对的地缘政治发生变化，波斯不再是臣服于嚈哒的衰弱状态，反而强盛并成为突厥人的西部劲敌，迫使突厥人向西寻求与拜占庭结盟以夹击波斯。经济上也是如此，嚈哒治下的中亚各地钱币均延续各自原有模式，仅将嚈哒君主的名号刻印在钱币上以标志其身份；而突厥治下的各地钱币虽沿用原名称，但其图像发生变化，表现出明显的统治者审美倾向。再延伸到其他领域，比较嚈哒与西突厥两个时期中亚社会的其他层面，就会发现更多历史细节。

当我们将嚈哒和西突厥置于全球史的视角下，以它们治下的中亚社会为主体来考察，就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研究角度，例如将嚈哒和西突厥作为参与欧亚大陆政治霸权角逐的力量重新解读这个时期的政治史；从社会史角度分析嚈哒与西突厥及其治下各民族和社会的互动；对嚈哒和西突厥两个时期进行比较，重点探讨嚈哒和西突厥作为4—7世纪丝绸之路上位于中亚的大国，给它们治下的中亚社会以及周边的其他国家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方向来推进。

第一，从地缘政治角度考察嚈哒与西突厥同周遭政权的关系。以往关于二者政治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考虑到资料本身的限制，史料能够支持的讨论空间有限。在没有新史料的情况下，就要借助已有研究成果，转换思路。以中亚为视角，波斯帝国才是中亚各政权首要考量的地缘政治核心，因此需要探究在抵抗或遏制波斯向东扩张的过程中，嚈哒、西突厥分别有着怎样的表现？他们的表现与此前的中亚政权有何差异？他们二者之间又有何相似性与不同？在明确嚈哒、西突厥与波斯的关系后，再观察他们与拜占庭的联系，观察他们向东与帕米尔高原以东地区政权的关系，例如嚈哒与柔然的关系。当然，嚈哒与西突厥地缘政治的最大差异是后者在帕米尔高原以东有相互依仗但又相互竞争的东突厥兄弟，这就需要重新考察西突厥与东突厥以及它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第二，纵向考察嚈哒、西突厥与其辖下社会的关系。这个方向上的文献资料少得多，这就需要一方面要对考古发现的成果，如城市遗址、钱币和文书等材料开展深入解读；另一方面要借助社会学、民族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从游牧民族、商业民族、定居农耕民族的生活习惯、行为模式，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来考察。例如，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有着哪些特征？这些特征与游牧政权的权力结构与治理模式的联系如何？这种治理结构被运用到中亚地区，结合中亚的地理特征、各地区的经济模式与政治架构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在这种模式下，中亚各地区的地方力量与这些外来统治者会采取怎样的合作模式？只有在对这些问题思考和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对嚈哒和西突厥时期的中亚社会形成比较全面的认识，因为这个时期的中亚社会并不只有统治者，还有形形色色的各地区、各种经济形态的当地被统治者。

第三，充分利用比较分析来考察嚈哒与西突厥前后两个时期在各领域的差异。中亚史研究的最大难点在于资料的限制。无论是拓展关于嚈哒与西突厥的认识，还是加深对它们与其他政权关系的理解，都需要对二者进行比较。比较它们与其他政权的行为差异，比较嚈哒与西突厥二者之间的差异，进而分析其背后的原因。例如，西突厥统治初期以马尼亚赫（Maniach）为代表的粟特人建议可汗向西与拜占庭通使以便销售丝绸，从而开启了拜占庭与西突厥的官方通使。但若将这一行为与嚈哒时期进行比较，那么为什么粟特人在嚈哒时期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那个时期他们没有向拜占庭销售丝绸的商业需求吗？事实上他们是了解拜占庭，且知道拜占庭对丝绸的巨大需求，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出，在嚈哒统治时期，粟特人可以经由波斯向拜占庭贩卖丝绸。因此，在考察嚈哒、西突厥的历史时，需要广泛使用比较分析，最大限度地提炼史料中的信息，以便完成既定的研究工作。

最后，重新审视史料所提供信息的视角以延伸研究者的认识。涉及嚈哒、西突厥的史料大多为他者视角，且包含拜占庭、波斯、中国3个不同的角度，那么在运用史料时还要对它们的形成，内容的价值以及可信度做出客观、公允的分析，从而恰当地用于论证。客观地说，在这三种史料中，中文史料的记录最为详细，也最为丰富，自然也是研究论证的主要基础。但是过去由于语言的限制以及时代的影响，外国学者对于中文史料存在着一定的误读和偏见。例如前面提到魏义天在讨论嚈哒族属时，肯定嚈哒应为来自阿尔泰地区的游牧部族，且他明确指出榎一雄在1959年论证这一问题时虽然运用了大量的中文史料，但更多的是质疑，从而在一个不太要紧的问题上纠结过多。事实上，研究者总是倾向于对自己所熟悉的、长期接触的史料多一些质疑。如英国的拜占庭学家卡梅伦（A. Cameron）曾以普罗柯比所记的嚈哒很文明、有法律、讲求正义，与嚈哒人作为游牧民族，其社会不存在这些特征为由，否定普罗柯比记录历史的可信度，认为他是在努力模仿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从而导致对在历史写作中对史料过度加工，形成的错误记录。再如孟楷卓、于子轩在否定室点密为西部突厥可汗的祖辈时，对中文史籍记载的批判性大大超过了对拜占庭史籍和阿拉伯史籍的批判。这些倾向需要研究者时刻警惕、尽力避免；而且为了更好地完成预定目标，还需要对上述三种史料做出全面客观的分析，以适当、合理的解读来解释嚈哒、西突厥的历史。

总之，对嚈哒和西突厥的历史演进特别是其在丝绸之路沿线产生的影响，进行重新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是重新梳理这两个民族及其政权的历史演变，给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还在于只有从中亚区域史的角度观察，才能揭示中亚的军事强权对欧亚大陆的横向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会产生怎样大的冲击，才能清晰呈现中亚的强盛稳定对于丝路贸易繁盛的重要助力，才能深刻理解它们在同时期丝路大国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转载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