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贵：关于安息和萨珊波斯对外关系研究的几点思考

安息帝国（又称帕提亚，Parthian Empire）是古代世界史中一个长期被低估的研究对象。这个由帕尔尼部落（Parni）在伊朗高原东北部建立的政权，从公元前247年延续至公元224年，在其鼎盛时期疆域西起幼发拉底河、东至印度河流域，成为连接地中海世界与中亚—东亚文明的关键枢纽。然而，与同时期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相比，安息在学术研究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没有哪个主要世界帝国比安息更被遮蔽、误解或忽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安息没有留下系统的本土历史叙事，其对外关系几乎完全依赖希腊罗马文献、中国史书和考古遗存来重构，而这三类史料在数量、性质和视角上的不对称，深刻影响了学术界的认知偏向。

众所周知，安息帝国在丝绸之路历史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作为连接罗马、地中海盆地与中亚及中国的纽带，帕提亚人控制了东西方贸易的关键节点。安息的经济活动高度依赖于其在丝路贸易中的中介地位。他们不仅转运丝绸、香料等商品，还通过控制贸易路线获取巨额财富，从而维持其帝国的运作。然而，既往的研究者站在各自立场对安息角色的解读存在显著差异，罗马视角往往强调安息对直接贸易接触的阻碍，而中国视角则更多记录其作为地理与政治实体的存在。新的研究则揭示了安息—罗马关系中的“和平政治”模式：罗马的叙事往往放大了双方的冲突，而实际互动中外交谈判与有限军事行动并存，和平时期远长于战争时期。与此同时，也有学者从伊朗本土的立场，重新审视安息与萨珊帝国的制度连续性，从长时段伊朗帝国史的角度提供了宏观解释。这些研究共同推动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转向——从“安息如何与罗马打交道”转变为“安息如何在多极化的古代国际体系中维持其霸权地位”。展望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应聚焦于重新审视安息在欧亚大陆古代国际体系中的枢纽地位，不再简单地“还原”安息的视角，而是构建一个能够容纳多元史料、整合多学科方法，并自觉反思自身局限的研究范式。安息人的起源、历史、宗教和文化，罗马与中国视角下的安息帝国形象，安息与罗马、印度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反映的古代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都应该重新检视。史料不对称是安息研究中首先要面对的挑战。希腊罗马文献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存在明显的偏见，希腊罗马作家对安息的描述往往带有敌意或轻视，大多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伊朗—高加索地区作为“桥梁”的角色在古代文化互动中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视角在希腊罗马文献中几乎完全缺席。中国文献提供了独特的补充视角，但其利用仍面临挑战。《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关于安息的记载虽然零散，但具有独立的史料价值。对中国文献中的地名进行系统考证，可以为帕提亚历史地理研究提供重要线索。

萨珊波斯帝国（公元224—651年）是古代晚期欧亚大陆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实体之一，其疆域在鼎盛时期从美索不达米亚延伸至中亚，从高加索山脉扩展至阿拉伯半岛。作为连接地中海世界、伊朗高原、印度次大陆和中亚草原的枢纽，萨珊帝国在4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同时与西方罗马/拜占庭帝国、东方游牧帝国以及南方阿拉伯部落保持着复杂而多变的互动关系。从萨珊帝国与丝绸之路关系的角度来看，跨洲商业网络对波斯帝国的形成贡献巨大，伊朗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近东内部因素，也深受其东西邻国政治经济的影响。萨珊时期的艺术、宗教及技术通过丝路向东传入中国，向西影响拜占庭世界，形成了复杂的文化互动网络。然而，萨珊波斯对外关系研究长期面临着根本性的学术困境：伊朗学传统侧重帝国内部制度与宗教文化，晚期古代研究以罗马/拜占庭为中心视角，而伊斯兰研究则主要关注萨珊遗产对早期伊斯兰帝国的塑造作用。萨珊研究自19世纪末创立以来，长期处于伊朗学、晚期古代研究和伊斯兰研究三个学科的交界地带。这种学科定位的模糊性既是其活力的来源，也是其发展的制约。总的来说，传统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议。第一个争议涉及萨珊对外政策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一部分学者将萨珊描绘为主动挑战罗马的扩张主义帝国，其军事行动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驱动力；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萨珊本质上是防御性政权，其主要战略目标是维护边境安全而非领土扩张。这一争议的根源在于研究视角的差异：罗马中心视角倾向于将萨珊视为“他者”，而伊朗内部视角则强调萨珊的自主性。第二个争议涉及宗教因素在萨珊对外政策中的权重。琐罗亚斯德教意识形态是驱动对外政策的独立变量，还是服务于世俗利益的政治工具？第三个争议涉及萨珊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外部军事失败（希拉克略战争）还是内部结构性矛盾（贵族与王权的冲突、经济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了帝国的崩溃？在此基础上，本课题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突破：第一，跨帝国比较研究，即将萨珊与罗马/拜占庭、中国、贵霜等同时期帝国进行共时性比较，超越单一帝国叙事的局限。第二，考古证据的系统整合，尤其是波斯湾水下考古以及塔里木盆地绿洲和波斯湾港口等丝路沿线遗址的新发现，应更系统地纳入萨珊对外关系的研究框架。第三，非国家行为体的角色，即商人、传教士、边境部落等行为体在萨珊对外关系中的能动性亟待深入研究。

安息帝国的形成是古代近东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政治转型之一。一个原本游牧于中亚草原边缘的半游牧部落，如何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从塞琉古帝国的一个行省叛乱者发展为近东地区的霸权力量？这是关注安息帝国史的学者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一）安息帝国的兴起与霸权构建

有关安息帝国历史的记载多零散破碎，难成系统，许多问题如安息帝国建立的早期历史，其与塞琉古帝国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它对希腊罗马文化的吸纳及其与阿契美尼德波斯的关系，仍有许多未解之题。时至今日，帕提亚人仍常被归类为“蛮族”，或被视作“骑马的贵族”。传统观点认为，他们征服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仅是为了获取新的牧场或封建领地；与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不同，其政治野心并不宏大。但这种观点越来越受到挑战。学者们认为，帕提亚人完全有资格与塞琉古王朝和萨珊王朝在政治和文化层面相提并论。安息的王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创造性的权力博弈过程，乃融合多种传统——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化时期和游牧民族传统——来构建其统治的合法性。一般认为，安息王朝的建立者是属于大益部落（Dahae）的伊朗部族帕尔尼人（Parni），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居住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末或最迟至公元前3世纪中叶，帕尔尼人已推进至塞琉古王国的边境，在里海或特坚河（Tejen，今土库曼斯坦境内）附近活动，最终迁至塞琉古帕尔塔瓦行省（Parthava）近郊，这些迁徙路径难以复原，成为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2公元前3世纪中叶塞琉古王朝的两个行省帕尔塔瓦总督及巴克特里亚总督相继宣布独立，帕尔尼人趁机入侵帕尔塔瓦，很可能“帕提亚人”这个称谓最初是帕尔尼人占领帕尔塔瓦行省后使用的，后来也采用“帕提亚人”来自称。

安息国王米特拉达梯一世（MithridatesⅠ，约公元前171—前132在位）开启了安息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他的军事行动已不再仅仅是掠夺战利品的系列劫掠行动，其西进政策显然基于双重战略：既要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又要推翻叙利亚政权以夺取地中海出海口。他及其继任者先后在西部对塞琉古王朝发动征战，后来又与罗马帝国交锋；在东部则对抗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以及那些不断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草原迁徙而来的游牧民族。到米特拉达梯二世（Mithridates Ⅱ，约公元前124—前91年在位）时，他广泛利用附庸国王网络来管理帝国边疆，特别是在亚美尼亚扶植了提格兰二世（Tigranes Ⅱ）作为安息的附庸国王，这一安排后来对安息-亚美尼亚-罗马三角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米特拉达梯二世采用了“万王之王”（King of Kings）的称号，重新定义王室意识形态，这一称号不仅是对阿契美尼德帝国传统的继承，更是对多元帝国结构下等级化主权关系的制度化表达。由此看来，安息的兴起和霸权重构可被视为多极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博弈，而非简单的双边冲突起点。

帕尔尼部落向帕提亚人转变过程中无疑采取了主动的文化适应策略：安息王朝在征服塞琉古领土后，并非简单地摧毁希腊化制度，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和转化了希腊化的行政体系、城市建设模式和铸币传统。这种文化灵活性是安息能够在多民族、多文化环境中维持统治的关键因素。如安息王朝早期的钱币在图像和铭文上刻意融合了希腊化元素与伊朗传统，反映了王室在意识形态上对多元文化受众的兼顾。

国内学界近年来也注意到安息帝国文化属性中“希腊化”与“伊朗性”的关系及其阶段性的特征。帕提亚建国初期为了安抚、笼络境内外的希腊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在文化上作出妥协。随着希腊化世界不复存在和罗马人到来，“爱希腊”这一口号逐渐流于形式，成为不再具有实际意义的符号。或以为 “希腊化”是安息帝国前期体现出的表层文化，而“伊朗性”是帕提亚人自身文化中始终延续并且逐渐凸显的本体文化。在安息帝国前期，出于巩固统治的政治需要，“希腊化”与“伊朗性”之间呈现出融合并存的态势。安息帝国后期， 随着安息—罗马两极格局对立形势的到来，帕提亚人逐渐走向去希腊化和全面复兴伊朗文化。从持续时间和文化性质来看，“伊朗性”应是理解帕提亚帝国文化属性和文明交往特征最重要的维度。帕提亚文化对中古伊朗文明和罗马帝国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价值不应被其表面的“希腊化”和“内亚性”特征所遮蔽。相关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二）安息与罗马的关系

安息帝国存续约470年，即便在其周期性衰弱时期，仍与罗马并称古代东方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我们不应仅从对抗塞琉古和罗马的斗争中解读安息历史，因为该帝国不仅与西方为敌，更处于西方的希腊罗马世界与东方的中亚世界之间的战略位置。安息与罗马的关系是安息对外关系研究中文献最丰富、争议也最集中的领域。在近3个世纪的时间内（公元前1世纪中期至公元3世纪初），双方的互动涵盖了四次大规模战争和更长时段的和平共存，构成了古代世界最持久的帝国间关系之一。

公元前1世纪中期，安息与罗马之间的第一次战争以罗马的彻底失败和马库斯·克拉苏的阵亡告终。公元前40年代，罗马陷入内战，帕提亚人趁机入侵并征服了中东，将罗马势力赶回欧洲。随后是长达二十年的战争，双方互有胜负。最终，罗马人凭借伟大却如今已被遗忘的将军普布利乌斯·文提迪乌斯的卓越指挥，战胜了帕提亚人。这些胜利为马克·安东尼征服安息帝国的计划奠定了基础，但最终以惨败告终。安息与罗马的互动存在长期和平与周期性冲突交替的模式，和平时期的长度远超战争时期，但罗马国内的反安息叙事则掩盖了这一现实。

安息与罗马的关系中还不得不提到亚美尼亚。亚美尼亚是安息对外关系中持续时间最长、地缘关系最为复杂的战略对象。安息对亚美尼亚的政策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约公元前120—前95年）以米特拉达梯二世的介入为标志：安息扶植提格兰二世作为附庸国王，将亚美尼亚纳入安息的势力范围。第二阶段（约公元前95—前63年）经历了提格兰二世的独立和扩张：提格兰利用安息的内部困境建立了自己的霸权，甚至一度控制了安息的部分领土。第三阶段（约公元前63年—公元63年）以罗马的介入和朗代亚条约为终点：安息与罗马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军事冲突后，最终就亚美尼亚问题达成妥协，确立了安息支系在亚美尼亚的统治权，但要求其国王由罗马批准。这表明亚美尼亚在安息—罗马关系中的复杂角色。亚美尼亚并非简单的“争夺对象”，而是一个具有自身能动性的政治体——其统治精英在安息和罗马之间灵活切换联盟关系，以最大化自身利益。

（三）安息与丝绸之路

安息帝国在与塞琉古、罗马的持续争斗中确立了统治地位，同时积极拓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丝绸之路上的要冲地位。2公元前100年左右，安息人完成对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的征服后，进一步拓展了从中国的门户到叙利亚和东地中海沿岸的陆上丝绸之路。随后，安息帝国对外交往的路线变得多样化，具体取决于安息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冲突、规避安息帝国的商业策略以及中亚的环境变化。安息人在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活动表明，安息帝国在联结罗马各行省、地中海盆地与中亚、中国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承担着中间枢纽的作用。同时，安息也有意识地限制了罗马与汉朝之间的直接信息流通，以维持其在丝绸之路贸易中的垄断地位。这一策略取得了显著效果：尽管罗马和汉朝都意识到对方的存在，但双方始终未能建立直接的外交联系。公元97年，汉朝使节甘英试图前往大秦（罗马），但抵达安息西界（波斯湾）后被安息商人劝阻而返——这一事件在中国文献中有详细记载，但在西方文献中则缺乏对应记录。

安息与中亚游牧民族的关系则为丝绸之路叙事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维度。安息与中亚游牧民族（特别是萨迦人和月氏/贵霜人）并非简单的对抗模式，而是包含了复杂的文化传播和经济交流。安息王朝本身起源于中亚的游牧传统（帕尔尼部落属于大益联盟），这使得安息在与中亚游牧民族的互动中具有独特的文化灵活性。这提醒我们，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网络并非安息“单方面控制”的产物，而是多元政治体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

综合来看，在中亚，安息依靠文化亲缘性与游牧民族共存，维持了东部边疆的相对稳定；在丝路贸易中，安息有意识地充当信息屏障以维持经济优势，这一定位使其成为罗马与汉朝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三者共同构成了安息多边外交的完整图景，也揭示了安息对外关系的复杂性远超传统“东西方对抗”叙事所能涵盖的范围。

萨珊王朝继承了安息王朝，是古典时代晚期的一大强国，与罗马帝国并列为近东地区最重要的势力。早期安息王朝和萨珊王朝历史的政治复杂性，尤其是近东地区的局势，共同影响、塑造并决定了罗马人对萨珊波斯的态度。萨珊帝国兴起与衰落的原因，及其与东西方国家、部族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一）萨珊波斯与罗马的关系

萨珊波斯与罗马—拜占庭帝国，作为古代晚期世界的两大主导力量，其交往模式既充满了冲突，又展现了兼容并蓄的特质。萨珊帝国在阿达希尔一世和沙普尔一世时期对罗马帝国采取了极富进攻性的政策，其长期战略目的是将罗马人逐出两河流域。在244—261年间，沙普尔一世对罗马帝国发动了三次战争，不仅展示了萨珊帝国的军事力量，也对罗马帝国造成了深远影响。沙普尔一世俘虏了罗马皇帝瓦勒良，帝王谷的鲁斯塔姆岩雕上刻画了瓦勒良跪在沙普尔一世面前求饶的场景。但很快，罗马皇帝塞维鲁又征服了奥斯若恩，重置波斯帝国于危险之中。公元5世纪，波斯与罗马之间出现了长期和平的态势，双方均认识到全面战争可能带来的巨大代价与风险。6世纪后期，随着萨珊帝国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化以及波斯对现成国际体系的不满，波斯—罗马战争重启并不断升级。最终，7世纪萨珊王朝与拜占庭帝国的冲突，其根源可追溯至此前数个世纪的纷争，这场战争不仅深刻影响了两大帝国的命运，更成为伊斯兰哈里发王朝最终崛起的关键转折点。值得注意的是，晚期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时期出现的“神圣王权”这一共同理念。尽管在两个帝国共存的4个世纪（224—642年）中，这一共同理念常常引发冲突，但它也促进了交流，尤其体现在波斯和罗马统治者用来展现其普世统治理念的方式和方法上。萨珊王朝与罗马统治下的伊朗世界在艺术、仪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互动，两者在持续不断的竞争中促进了跨文化交流，并深刻地影响了中世纪欧洲、伊斯兰世界、南亚和中国的文化。

萨珊与罗马/拜占庭的军事冲突经历了从早期扩张、边境拉锯到长期僵持的阶段性演变，每阶段均对应不同的战略目标和外交结果。缓冲国的争夺构成了外交博弈的第三个层面。亚美尼亚是双方最主要的争夺焦点，其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对美索不达米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战略重要性。萨珊试图通过扶持亲波斯的亚美尼亚王室成员来控制该地区，而罗马则支持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贵族。此外，阿拉伯边境部落（尤其是拉赫姆王国和加萨尼王国）作为缓冲力量在双方边境战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尽管两个帝国之间存在持久的敌意，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和平共处时期。萨珊君主对外国民族及其信仰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宽容。军事对抗并未阻断萨珊与罗马/拜占庭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边境贸易在尼西比斯等边境城市持续繁荣，这些城市成为丝绸、香料、金属制品等奢侈品贸易的重要中转站。萨珊商人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了活跃的商业网络，而罗马商人同样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萨珊城市中活动。

（二）萨珊波斯与东方邻国的互动：中亚与游牧世界

与西方“军事对抗为主”的模式不同，萨珊在东方的对外关系以“贸易控制、军事防御、文化辐射”的互补模式展开。这一差异的根源在于东西方威胁类型的根本不同：西方面对的是对等的定居帝国（罗马/拜占庭），而东方面对的则是流动的游牧势力、分散的贸易城邦和远距离的文明古国。萨珊帝国应被置于欧亚大陆晚期古代互动的广阔背景下加以审视。

萨珊在中亚面对的不是单一强敌，而是一个复杂的“游牧—商业”网络。萨珊帝国东方战略包含多重互动格局：海上贸易、丝路陆路和游牧防线。如中亚的粟特商人在萨珊对外贸易中扮演了关键的中介角色，他们不仅控制着中亚丝路贸易的中转站，还深入萨珊帝国境内从事商业活动。萨珊与粟特人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形成了中亚贸易网络运作的核心动力。萨珊波斯帝国与嚈哒人的战争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5世纪20年代中期，嚈哒人跨过阿姆河入侵萨珊王朝，但被巴赫拉姆五世击退。萨珊波斯与嚈哒人的战争进行得十分吃力，萨珊王朝一度被迫称臣纳贡。后来，萨珊王朝与当时中亚新兴的游牧政权突厥结盟，共同夹击、灭亡并瓜分了嚈哒帝国，河中地区归突厥，阿姆河以南属波斯。随着突厥帝国在中亚的崛起，波斯又与北朝及隋朝合作，共同制止突厥的扩张。在561年，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签订了和平条约，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争。随后，在562—568年间，西突厥越过阿姆河南征兴都库什山脉南北的嚈哒，面对西突厥的扩张，萨珊波斯希望将军事重点转移到东方。这一时期，拜占庭与萨珊波斯的和约不仅结束了战争，也凸显了对拜占庭进口贸易控制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丝绸贸易上，双方的竞争尤为激烈。此时的萨珊波斯与东线诸游牧民族政权及西线拜占庭帝国、亚美尼亚等互有战和，其间的联动关系错综复杂，同样值得认真梳理。

（三）萨珊波斯与中国的关系

关于古波斯与中国关系的研究，美国德裔学者劳费尔（Berthold Laufer）于1919年出版巨著《中国伊朗编》，致力于前伊斯兰时期伊朗文化与中国物质文明的深度交流。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 H. Schafer）《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一书，以丝绸之路的节点粟特康国为中心，系统考察了唐代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 内容涉及家畜、野兽飞禽、植物、食物、香药、纺织品、矿石、金属制品、宗教器物、书籍、人员等方面，多有涉及古代伊朗文化圈的内容。新近出版的康杰夫（Jeffrey Kotyk）《晚期古代的中伊与中阿关系：公元一千年的中国与帕提亚、萨珊及阿拉伯》一书，专辟两章，重点探讨了从汉代起中国与安息帝国（Arsacid/Parthia）的早期历史接触，并以极其详尽的篇幅重构了萨珊波斯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官制、历法及科学交流。中国学者韩香的《波斯锦与锁子甲——中古中国与萨珊文明》利用多语种文献和考古文物资料，探讨了萨珊波斯与中国的互动关系及文化交流问题。作者区别于传统“中国接受外来文明”的单向叙事，首次系统梳理中国文明对萨珊波斯的反向影响。此外，有关古波斯宗教经过中亚并传入中国的历史是中西交通史领域的经典课题，国人多有探讨，通过对古代伊朗摩尼教和琐罗亚斯德教、景教进行全面研究，考察了其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及最终命运，为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古伊朗宗教沿丝绸之路向东方传播的过程、特点及最终命运奠定了基础。

总的来说有关本课题研究的中外史料非常丰富，前人对阿拉伯、亚美尼亚、希腊拉丁、叙利亚等史料都有过系统的整理，但对古波斯及中文史料的使用略显不足。如波斯帝国留存下来的碑铭石刻史料可见于《早期萨珊铭文、印章和钱币》《萨珊王朝铭文》《从纪念碑看古代历史：从远古波斯到阿拉伯征服》《萨珊王朝的行政地理：波斯中部碑铭证据》《萨珊中古波斯语铭文的历史编纂学与古文字学》诸书。萨珊波斯的金银器、钱币等也是重要的史料。我国学者余太山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和《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则对传世汉文典籍有关古波斯帝国的史料进行了系统注释和解说。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整合中外文献记载，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波斯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以及波斯文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影响机制，特别是波斯文化对周边地区社会发展的长期效应等问题。余太山《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可谓这一方面的有益尝试。与此同时，随着考古发掘的持续深入和新资料的涌现，有望为该领域的研究开辟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