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霄骁 跨越学科的藩篱——大月氏、贵霜研究的新材料、新视角与新问题

        摘要：百余年来，中外学者依托文献考据、考古发掘、钱币学、语言学等路径，在早期大月氏的族源及其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大月氏与贵霜的关系、贵霜帝国的对外关系等问题上形成了若干共识性的意见。但囿于史料零散碎片化和研究者各自为战的困境，现有研究虽成果丰富，整体上仍较为分散，跨学科整合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化。

       近年来，学界围绕大月氏、贵霜及其对外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研究视角从大月氏西迁、大月氏与贵霜的关系、贵霜帝国的疆域范围等传统议题，逐渐拓展到铭文释读、图像分析和欧亚文明互动等领域。但受制于材料的稀缺和零碎，有关大月氏、贵霜及其对外关系的研究目前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一方面，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不够充分，历史文献、考古资料、语言学和钱币学成果之间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割裂；另一方面，对若干核心问题，如大月氏的早期活动区域、贵霜王朝的建立过程、贵霜帝国的文化特征等，学界仍存在一定的分歧。因此，有必要结合近年来的新材料，对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进行重新梳理，并进一步思考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一、早期大月氏及其对外关系

早期大月氏及其对外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近年来，随着河西走廊、新疆东部及中亚地区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以及简牍、铭文等多语种史料的不断释读，对此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现有成果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大月氏早期活动区域及故地问题；二是大月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早期交往；三是大月氏西迁及进入中亚后的活动范围与对外关系。

一般认为，“月氏”一词在先秦史籍中主要以“禺知”“禺氏”或“禺之”等词出现。有关他们与中原王朝往来的最早记录来自《逸周书》。在该书附录的《伊尹朝献篇》中，就曾经记录过月氏人向周成王进献马匹的情况。围绕这些早期记载，国内外考古学界不断尝试寻找月氏早期活动的证据。李并成将甘肃金川三角城遗址视为月氏人在河西地区的重要聚落之一，郝树声则尝试将沙井文化与月氏联系起来，但这些说法并未获得普遍认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陈建文就认为沙井文化更可能属于义渠等其他游牧族群。此外，吐鲁番交河故城沟北墓地、洋海墓地、巴里坤东黑沟等遗址的发现也使学者们开始将苏贝希文化与大、小月氏联系起来，林梅村先生就认为三者很可能具有共同的文化渊源。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有关月氏故地的讨论开始更多使用新出土的材料，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献考证。例如，张德芳结合居延汉简、新莽时期带有“月氏”铭文的钱范等考古新发现，将马家塬墓地文化与春秋战国时期活动于甘肃、宁夏及陕北西部的月氏联系起来；杨富学先生则依据悬泉汉简和居延汉简重新考察霍去病经营河西的路线，认为将祁连山、焉支山等地望东移至东天山地区缺乏充分证据。随着马鬃山及敦煌地区古玉矿遗址考古成果的公布，杨富学先生还重新讨论了史料中提到的“禺氏之玉”，认为月氏人既是玉的转运者，也是玉的生产者。所谓的“禺氏之玉”很有可能是月氏人在河西走廊西部所产之玉，而并非此前学界认为的转运自新疆的和田玉。这一观点突破了对“禺氏之玉”的传统解释，也使河西走廊在早期月氏历史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凸显。

早期大月氏及其对外关系的另一大问题就是月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早期交往。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学界已经突破了单纯依据《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传统史料进行研究的局限，开始借助最新的考古发掘，从欧亚文明交流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这一问题。其中，玉器的传播是最明显的例子。杨伯达先生曾提出，早在商代以前，中原与新疆之间已经形成一条以玉石流通为纽带的交流网络。随后，臧振又进一步结合《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对这一玉石贸易路线进行了更加细致的重建。马鬃山古玉矿遗址的发掘则为这一认识提供了新的考古依据，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该遗址的发掘，其开采年代上限可追溯至青铜时代晚期，与文献中“玉起于禺氏”的记载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

中亚贵霜遗址的考古发掘也显示，中原王朝对月氏的影响甚至可能持续到其西迁之后。作为后继者的贵霜人似乎对朱砂色也有特殊的喜爱，无论是达尔弗津·特佩遗址的陶瓶，还是铁尔梅兹遗址的佛教雕塑，都能看到用朱砂色渲染的证据，这就与《穆天子传》中提到的周穆王与周边民族会盟时，将丹砂作为礼品赐予周边民族的记载有所暗合，贵霜人的这一做法是否沿袭了大月氏时期的做法，值得进一步思考。

相较国内，国外关于早期大月氏的研究则更多集中于西迁之后的历史，尤其关注五翕侯的地望、大月氏进入中亚的路线以及与当地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

得益于苏联和法国等国长期开展的中亚考古发掘，国际学界普遍认为，大月氏进入中亚后主要沿瓦赫什河、苏尔汉河等阿姆河支流活动，五翕侯可能分别控制不同河谷区域，其势力范围随着季节变化和游牧活动不断调整。围绕卡尔恰扬、塔赫特-伊·桑金等重要遗址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早期月氏与希腊化文明之间的密切联系，也不断丰富着人们对五翖侯时期政治格局的认识。与此同时，俄罗斯、美国等国学者依据墓葬分布和考古材料，对大月氏西迁路线进行了重新讨论，认为其可能经费尔干纳盆地，沿阿姆河的几条支流，逐步渗透进巴克特里亚，这一判断与中国古代文献关于月氏西迁的记载基本能够互证。

近来，随着中国考古机构持续在中亚各国开展联合考古，一些新的看法也开始出现。例如，撒扎干、拉巴特等遗址的发掘表明，大月氏五翕侯的活动范围可能并不限于阿姆河流域，甚至远至泽拉夫尚河。此外，围绕蒙古国诺音乌拉遗址出土织物上的人物图案，亚琴科、法兰克福特和梁云等人进一步探讨了大月氏、匈奴、吐火罗及塞种等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认为该图案很可能就是发行“赫劳斯币”的那位贵霜统治者。龙沛则尝试从国际关系和区域政治格局的角度重新理解大月氏进入中亚后的历史影响。

总体来看，有关早期大月氏及其对外关系的研究目前已逐渐突破单纯依赖汉文文献的传统路径，考古学、钱币学、艺术史和多语种文献研究之间的结合日益紧密。相关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人们对大月氏历史的认识，也为重新理解欧亚大陆早期文明交流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但我们也要承认，大月氏故地、五翕侯地望、西迁路线以及族群关系等问题仍然存在各执一说、缺乏整合的情况。如何在不断出现的新材料基础上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综合研究，仍是未来值得持续关注的重要方向。

二、大月氏与贵霜的关系问题

大月氏、贵霜及其对外关系研究中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大月氏与贵霜之间的关系。由于该问题常常与“大夏”“吐火罗”等概念的辨析密切交织，可以称得上是国内外学界长期讨论的难点。总体来看，现有的研究主要形成两种解释路径，即“贵霜起源于大月氏”与“贵霜起源于大夏（吐火罗）”。这两种观点在文献解释、考古材料和语言学证据等方面各有侧重，至今尚未形成一致认识。

“贵霜起源于大月氏”一说长期以来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20世纪初，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依据汉文史籍和古典文献，提出大月氏西迁征服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最终建立贵霜帝国的观点，奠定了这一学说的基本框架。此后，羽田亨、重松俊章等日本学者不断加以补充，国内学界的岑仲勉、冯承钧、张星烺等也基本沿袭了这一认识，将大月氏人视为贵霜人的前身。而欧美学界则是受制于语言，相关研究基本上都是以“贵霜起源于大月氏”为前提展开论证。

近年来，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也有学者对这一传统观点进行过新的阐释。杨巨平教授基于中西文献比对认为，由于“巴克特里亚”一词在西方古典文献的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它并不只是指代阿姆河以南的某一区域，也有指代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意思。在将其视为一个王国时，其范围肯定涵盖了索格底亚那地区。所以，大月氏五翕侯的分布先是在希萨尔山以南、阿姆河以北的王庭所在地，但是随着对阿姆河以南大夏之地的占领，此地也成为五翕侯的领地，大月氏人分而治之。杨富学先生则从文本传承和出土图像的角度力证贵霜人源自大月氏人。他认为：《汉书·西域传》所涉大夏之文是援引自《史记·大宛列传》，目的是记述大夏被大月氏臣畜的原因，而并非专记大夏。其后的五翕侯文，应该来自汉宣帝、元帝时汉使带回的信息，而悬泉汉简材料证明，在汉元帝时期，翕侯明确属于大月氏；大夏早已被大月氏所灭，故五翕侯属大夏之论失据。而从诺音乌拉出土的图像来看，贵霜人从月氏时期起就有使用靴扣的传统，是王权象征，并且传承有序，足可见贵霜人起源于大月氏人。

与上述观点相反，“贵霜起源于大夏（吐火罗）”一说则认为贵霜政权的主体并非大月氏，而是原大夏（吐火罗）居民。桑原骘藏最早提出这一观点，余太山在重新解读《汉书》有关五翕侯的记载后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学说，认为大月氏征服大夏后实行分封统治，而贵霜翕侯最终完成对五翕侯的统一，并建立贵霜帝国。近年来，随着乌兹别克斯坦等地考古工作的推进，以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依据墓葬形式和聚落遗址重新梳理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灭亡过程，并尝试从考古学角度论证贵霜更多继承了巴克特里亚地区原有的人群和文化传统。

此外，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实际上还存在第三条研究路径，即用音韵学和接受理论重新研究“大月氏”“大夏”与“吐火罗”等族名之间的关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哈伦、蒲立本、贝克维茨等学者相继从音韵学角度重构“月氏”古音，并尝试将其与“Tocharoi”相联系；姚大力、哈坎·艾德米尔等学者则提出不同解释，围绕月氏、吐火罗与Ārśi等名称之间的关系展开新的讨论。近来，中国人民大学徐晓旭教授则从中亚希腊化历史的角度，提出一个颇有创见的看法，即张骞当年到达的是一个解体中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国王虽已不存在，但巴克特里亚和费尔干纳的希腊城市的自治政治还在继续。这种政治局面导致了张骞将三个地区错误地理解为三个“国家”，将费尔干纳定义为“大宛”，将巴克特里亚定义为“大夏”。而古希腊语带定冠词的结构也影响了张骞对地名的理解。对这些概念的解读，应置于综合多语种史料和考古资料所重建的历史情境当中。

三、贵霜帝国及其对外关系问题

相较于大月氏时期，贵霜帝国留下的文献、铭文、钱币和考古材料更为丰富，使得贵霜帝国及其对外关系研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学术体系，在城市考古、铭文释读、钱币整理和文化传播等领域均取得了不小进展，逐渐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发展趋势。

在综合性研究方面，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早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学者B. N.普里（B. N. Puri）的《贵霜时代的印度》就初步构建起贵霜帝国在印度次大陆的发展框架。B. N.慕赫吉（B. N. Mukherjee）的《贵霜研究》则汇集了近代以来印度学者对贵霜历史、钱币及编年的研究成果。目前，国际最重要的综合性研究是傅鹤里（Harry Falk）于2015年主编的《贵霜史》，该书系统整理了目前所知全部与贵霜有关的巴克特里亚文、佉卢文、梵文、汉文以及古典文献资料，并吸收近年来考古发现和铭文研究的新成果，代表着国际贵霜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相较于国外，国内学界更关注的是贵霜帝国与丝绸之路及中国历史发展的互动关系。其中，余太山先生的《贵霜史研究》最具奠基意义。该书围绕贵霜编年、迦腻色迦纪年、大月氏与贵霜关系、贵霜政治制度及其周边民族关系等核心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是国内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贵霜史专著。此外，余先生的《塞种史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西域传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等著作，也分别从西域史和汉文史籍角度，对贵霜帝国的发展历程及其与汉王朝、西域诸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近年来，杨巨平教授主编的《古国文明与丝绸之路》《从地中海到黄河——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则进一步突破传统政治史框架，将贵霜文明放在整个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对贵霜城市、希腊化文化因素、钱币、艺术、佛教及跨区域文化互动进行了系统讨论，为国内贵霜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

城市是文明的载体，城市考古在贵霜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例如，英国考古学者对塔克西拉（Taxila）和查尔萨达（Charsada）遗址，印度学者对憍赏弥（kausambi）、秣莵罗（Mathura）和桑格尔遗址（Sanghol），法国学者对铁尔梅兹、贝格拉姆遗址，意大利学者在斯瓦特地区的发掘等。这些成果不仅极大丰富了贵霜时期城市布局、建筑形制、宗教空间及工商业发展的研究材料，也揭示出贵霜城市普遍继承了希腊化时期的城市规划，同时又融入印度、中亚和游牧文化因素，体现出明显的多元文明融合特征。从总体上看，国内外大部分的贵霜城市研究还是集中在对城市考古成果的宏观性介绍上，或者是探讨它们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真正意义的贵霜城市研究还不多。

随着语言学的发展，铭文逐渐成为贵霜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在所有铭文集中，最为重要的是坎宁汉和科诺（Sten Konow）主编的《印度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其中，坎宁汉主编了第一卷，科诺主编了第二卷。这两本铭文集几乎搜罗了当时印度发现的大部分梵语和佉卢文铭文，不仅有出土地的信息，还有对铭文的翻译和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参考资料。其中，科诺主编的第二卷大部分都是贵霜铭文。除此之外，吕德斯的《秣莵罗铭文》（Mathura Inscription）和《法国远东学院学报》（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刊登的福斯曼（Fussman）的一系列有关铭文的研究，也有不少涉及贵霜铭文的文章。目前，较新的铭文集是斯特雅·斯拉瓦（S. Shrava）所整理的《带年代标记的贵霜铭文集》（Dated Kushana Inscriptions）。国内外学界对铭文的研究还不太充分，除傅鹤里、福斯曼等人外，大部分学者都只是将之作为论证材料，而非研究对象。

钱币学始终是贵霜帝国研究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领域。早在1984年，戈布尔（R. Göbl）就通过对贵霜钱币的梳理，初步建立了现代贵霜钱币分类和编年体系，其后克里布（Cribb）、O. 波比拉赫奇（O. Bopearachchi）等学者不断补充新的出土材料，对贵霜、贵霜—萨珊及寄多罗时期的钱币进行了全面整理，并利用钱币解决无名王“Soter Megas”身份、贵霜王系及年代等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与此同时，钱币图像研究逐渐成为新的增长点。约翰·M. 罗森菲尔德（John M. Rosenfield）重点分析贵霜钱币上的王权形象和宗教图像，波比拉赫奇则更加关注希腊—巴克特里亚钱币传统与贵霜钱币之间的继承关系。而国内的贵霜钱币研究起步虽晚，但近来发展迅速。除钱币图录的出版外，围绕“汉佉二体钱”的问题又形成了新的讨论。除俄国学者泽伊马尔（Zeymal）、英国学者克里布以及我国学者马雍先生的早期研究外，近年来，刘文锁、王樾、罗帅对汉佉二体钱进行了新一轮的分析，在用途上又形成了“政治纪念币”和“中介币”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而杨巨平教授则认为这类钱币是贵霜、希腊和中国中原王朝钱币，甚至包括当地动物特产因素的结合。

在贵霜帝国对外关系研究中，贵霜帝国与中国的政治往来是最为活跃的领域。林梅村先生的《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大夏黄金宝藏的发现及其对大月氏考古研究的意义》等涉及贵霜与中国关系的文章，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罗帅的《从翕侯到副王谢——月氏与汉朝的政治交往》，对月氏、贵霜与东汉王朝的往来进行了全面梳理，认为与班超对峙的“副王谢”即后来的贵霜王阎膏珍，当时的身份是贵霜王储。围绕贵霜是否曾控制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国，长期存在不同观点。孟凡人依据尼雅等地佉卢文文献和考古材料，否认贵霜长期控制鄯善，其观点随后得到林梅村、马雍等学者支持。余太山提出“绿洲小国两属说”，认为西域绿洲国家在汉朝与贵霜之间实行双重依附，以维持自身生存。近年来，袁炜、罗帅等学者结合考古、文献及文字传播材料，进一步讨论贵霜影响西域的方式，使研究逐渐由传统政治控制问题转向文化交流、交通网络及区域互动机制的考察。这种研究取向的变化，也反映出丝绸之路研究由政治史向交流史转型的发展趋势。

佛教及佛教艺术传播则是贵霜对外关系研究中另一重要领域。传统观点主要依据《大唐西域记》等文献，认为迦腻色迦是推动佛教发展的关键人物。但随着铭文和钱币研究的不断深入，“迦腻色迦弘法”事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而刘屹、孙英刚、朱浒等学者分别从交通路线、宗教传播及艺术交流等不同角度展开研究，认为贵霜佛教及犍陀罗艺术可能主要沿罽宾道传播至中国西域，并深刻影响于阗、龟兹、楼兰等地区佛教艺术的发展。不过，关于贵霜境内不同佛教流派的发展情况，目前仍缺乏系统研究。

相比之下，贵霜与罗马之间的关系研究仍较为薄弱。由于拉丁文献极少直接提及贵霜帝国，大多数研究成果被置于罗马—印度贸易研究框架之中，专门的研究并不多见。让-诺埃尔·罗贝尔（Jean-Noël Robert）、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约翰·索雷（John Thorley）、杰夫瑞·勒纳（Jeffrey Lerner）、拉乌尔·麦克劳克林（Raoul McLaughlin）等学者主要利用考古、钱币及古典文献，对印度与罗马之间的贸易路线、港口城市、商品流通及文化交流进行了重建，其中就涉及贵霜帝国时期。国内学者张绪山、罗帅、陈思伟等则分别从欧亚交通史、贝格拉姆宝藏及贸易网络等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对贵霜作为欧亚交流枢纽的历史作用进行了进一步阐释。

总体来看，当前贵霜帝国及其对外关系研究已经由传统政治史逐步转向文明交流史和跨区域互动研究。国外学界长期依托考古、铭文、钱币等基础材料，在编年、王系、行政制度及语言文字研究方面优势明显；国内学界则更加注重贵霜与中国、丝绸之路及希腊化文明之间的联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然而，与丰富的考古材料相比，关于贵霜帝国国家治理、地方行政、社会结构、帝国内部各民族的互动机制及欧亚跨文明互动模式等问题，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转载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