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新：读懂长征——那些决定历史走向的人和事

         摘要：本文以长征中的关键人物、关键会议和关键选择为线索，围绕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长征对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推动作用及其当代启示展开阐释。文章首先结合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分析“事实上确立”“开始确立”“开始形成”等表述所揭示的历史过程，说明遵义会议及其后续实践对于确立正确领导、扭转危局的重要意义。继而从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批评与自我批评、独立自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和把握革命方向等方面，论述长征如何促成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成熟。文章还通过留守红军事迹、革命理想信念等材料，揭示长征精神的深厚内涵，并将其与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六项优秀特质相联系。本文认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坚持真理、依靠人民、掌握主动并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历史实践；从长征中汲取历史智慧和精神力量，对于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具有启示意义。

         长征是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也是一堂常讲常新的历史课。读懂长征，既要看到红军战士在雪山草地、雄关天险间留下的壮阔足迹，也要看到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关键选择和关键人物。本文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对遵义会议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阐释；第二，为什么说长征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党的成熟；第三，红军长征给我们哪些启示。

一、对遵义会议与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阐述

谈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绕不开“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危害，也绕不开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如何理解遵义会议的意义？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则指出：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今天我们重点理解第一个和第三个历史决议中的几个关键词：为什么是“事实上确立”，为什么是“开始确立”，又为什么是“开始形成”。这些看似细微的表述，恰恰体现了历史决议尊重历史过程、实事求是评价历史的科学态度。

（一）从遵义会议本身看，为什么说“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先看遵义会议的过程。会议开始时，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军事问题副报告，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张闻天的报告虽然由他本人作出，但会前是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形成的，基本观点以毛泽东的分析为主导。

随后，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据参加会议同志的回忆，毛泽东的发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作了充分准备。他的批评并没有停留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指挥失误的层面，而是从战略思想的高度指出：脱离中国实际、脱离战争实际的教条主义指挥，必然造成严重后果。打仗不是在纸面上推演，战士要行军、要休息、要吃饭，作战要看地形、看敌情、看部队实际状况。如果只凭地图、只靠公式，而不从实际出发，就不可能正确地指挥战争。

正因为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毛泽东的分析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会议决定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决议，这本身就说明，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已经成为会议的主要内容，发挥了主导作用。

再看会议作出的决定。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会议同时决定，由朱德、周恩来继续指挥军事，“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遵义会议虽然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但当时并没有立即作出具体分工，也没有直接规定由毛泽东担任某一具体职务。也就是说，从组织程序上看，毛泽东的工作安排还需要在后续实践中逐步完善；但从会议讨论、与会者发言和决议内容看，毛泽东的观点已经得到普遍拥护，他的思想已经主导了会议。因此，第三个历史决议使用“事实上确立”这一表述，是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

（二）从遵义会议后的系列会议看，为什么说“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仅从遵义会议本身来看，还不能完整解释“开始确立”和“开始形成”这两句话。还必须把遵义会议放到之后一系列会议和实践中去考察。

首先是“鸡鸣三省”会议。1935年2月，中央常委在“鸡鸣三省”地区进行分工，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责任，毛泽东被安排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说明，遵义会议之后，中央领导分工开始调整，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中的作用开始以组织形式得到初步体现。

接着是扎西会议。会议通过了有关反对第五次“围剿”的决议，并在军事行动上按照毛泽东回师黔北、重占遵义的主张，红军二渡赤水、乘胜夺取遵义，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扎西会议贯彻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实践证明，毛泽东依据实际、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完全改变红军此前被动的局面。

再下来是苟坝会议，苟坝会议尤为重要。会议前夕，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毛泽东的实际地位进一步加强。苟坝会议上发生了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争论。当时多数同志经过遵义大捷，求战情绪高涨，只有毛泽东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但没能说服大家。毛泽东并没有因自己处于少数便放弃原则，他连夜找周恩来分析打此仗的利弊得失，说服了周恩来。第二天开会，重新讨论这一问题。经过激烈争论，最终说服大家改变原有决定。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军事指挥需要集中的实际，毛泽东提议，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全权指挥全军军事行动。

苟坝会议关于红军的作战方针是毛泽东唱了主角。新成立的“三人团”，毛泽东虽不是“团长”，但由于周恩来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所以他实际上起到了决策人的作用。特别是8月初，周恩来突然病倒，红军长征完全由毛泽东指挥。

此后，会理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并对怀疑机动作战方针的意见进行了批评，确认毛泽东军事指挥方针是正确的，维护了遵义会议以来确立的军事指挥核心。

纵观遵义会议之后的这些会议，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从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到明确其在军事指挥中的作用；从思想主张得到认同，到军事行动取得实效；从进入“三人团”，到逐步由毛泽东指挥红军长征。

对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从实践上看，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一改此前的行军和作战方式。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作战，忽东忽西，穿插迂回，处处争取主动，使敌人扑朔迷离、疲于奔命。渡过金沙江后，红军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战略转移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从组织程序上看，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集体，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有了一个好的开头，具有标志作用，为后续一系列会议创造了条件；后续一系列会议贯彻了遵义会议精神，完善、补充和发展了遵义会议，使遵义会议精神得以延伸，完成了毛泽东进入核心层的步骤，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所以，我们研究历史，要把最终结果同发展过程联系起来看，不要把复杂历史现象简单化、线性化。历史细节未必单独决定历史，但往往包含着历史真实的重要因子。把遵义会议与其后续一系列会议联系起来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历史决议“事实上确立”“开始确立”“开始形成”这些表述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二、为什么说长征的胜利极大地刺激了党的成熟

如果说遵义会议是党在长征途中实现伟大转折的标志，那么长征的全过程，则是党在政治上、思想上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

“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党内生活中实行的是“一意孤行”的做法，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全，对不同意见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与之相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正确运用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党内斗争解决党内争端。这种政治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一）广泛沟通和充分酝酿，为遵义会议创造了条件

伟大转折虽然发生在遵义会议，但它的思想准备并非始于会议当天。长征一开始，毛泽东就在中央领导层中做思想工作。

在行军和宿营途中，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同志不断交换意见，重点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讨论长征以来的失利及其根源。这样，围绕军事路线和党的领导问题，不同意见逐步得到表达和酝酿，过去独断专行的局面开始被打破。

张闻天、王稼祥原先曾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经过同毛泽东的沟通和交流，也逐渐转而支持正确主张。周恩来后来回忆，在进入贵州前后，党内已经开始争论，并开始酝酿召开政治局会议。可见，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建立在不断交流、充分讨论和思想转变的基础之上。

湘江战役的严重损失，进一步促使党和红军认真反思错误领导。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严酷事实使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调整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占领遵义后，红军获得了12天休整时间，大家终于能够坐下来，把问题摆清楚、谈透彻。这就为遵义会议作出正确决策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遵义会议是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典范

遵义会议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典范。周恩来是此前军事指挥三人团成员之一。在作军事问题副报告时，他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中的错误。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评价指出，周恩来出于公心、不计个人得失的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起了关键作用。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也在会上发表了尖锐而严肃的批评意见，形成了充分的思想交锋。博古作为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是会议批评的重点对象，但他主持会议时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后来又服从中央决定，完成交权。这些细节说明，正确的党内斗争不是为了争个人高低，而是为了澄清是非、纠正错误、维护党的团结和革命事业的发展。

遵义会议的规模也有利于更大范围地发扬民主。会议不仅有政治局成员参加，还扩大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这既有利于充分听取不同方面的意见，也有利于统一全军思想，保证会议决议在部队中得到贯彻。

会议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出决策，但并没有简单撤销任何人的党内职务，也没有实行组织处分。博古仍保留中央常委职务，后来还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样的处理，同“左”倾教条主义者对待不同意见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既坚持原则、批评错误，又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既有民主，又有集中。这种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态，正是党在政治思想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条件。

（三）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

长征途中还有一个重要条件，促使党获得了自立的机会。湘江战役后，由于电台被毁，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遵义会议的重大决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

这意味着，党不再需要等待外部批准，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制定方针、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党开始摆脱教条主义束缚，开启了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由此，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成熟迈出了关键一步。

（四）把遵义会议同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过程相联系

从党的历史决议中，我们还可以获得一个启发：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不只是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与之相联系的，还要看遵义会议之后党如何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完成长征并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

懋功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面临一个首要问题：两军会合之后，红军向哪里发展、在哪里建立新的根据地？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在川陕甘地区创建根据地，进而接近华北抗日前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向川康边境退却。北上还是南下，由此成为党内斗争的焦点。

党中央坚持北上方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同时为了顾全大局、维护红军团结，也作出适当安排。这体现了一个重要原则：在党的路线和原则问题上，不能作交易；在具体工作和团结策略上，又要讲究方式方法。

其后，围绕松潘战役计划、过草地、右路军北上等问题，矛盾和斗争进一步发展。1935年9月，张国焘电令右路军南下，并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在可能出现红军内部冲突的严峻情形下，党中央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自相残杀，决定先行北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同志既坚持原则，也始终把维护红军团结放在重要位置。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明确指出其错误。中央采取的是“坚持原则、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既对错误进行严肃斗争，又尽可能争取相关人员和部队继续北上；既不放弃组织原则，也不简单把路堵死。这种处理方式，正是自遵义会议以来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原则的延续和发展。

此后，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突破腊子口，到达哈达铺，在榜罗镇作出前往陕北、以陕北为落脚点的决定。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央红军的长征取得胜利。此后，经过多方面斗争和努力，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中央”，红二、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最终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造成的军事指挥问题；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则关系到党的集中统一、红军团结和革命前途。两方面的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才真正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完成长征，开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构成党的历史决议所论断的：“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五）长征促进党的成熟，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

第一，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重大问题通过集体讨论决定，而不是由个人独断专行。即使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也要尊重集体领导，充分听取意见。

第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贯彻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后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主要就是吸取张国焘分裂红军、闹独立性的教训。

第三，勇于开展党内斗争，依靠自身力量纠正错误倾向。既反对“左”倾错误，也反对右倾分裂主义；既坚持原则立场，又把原则性与灵活务实的策略结合起来，以斗争求团结，避免简单粗暴的组织处理。

第四，坚持独立自主。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党不再盲从遥控指挥，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

第五，始终把握革命发展方向。党独立自主地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高举北上抗日旗帜，获得了更广泛的民众支持。

总之，长征不仅是一场战略转移，更是一场思想上的淬炼、政治上的成熟和组织上的重塑。正是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党逐步形成了更加成熟的政治品格和领导能力。

三、长征给我们启示

红军长征的启示非常丰富。我不重复那些大家耳熟能详，而且已经讲得很好的大话题，只想从长征的基本史实出发，谈三点较为朴素的体会。

（一）无论路途多么遥远，只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就能到达目的地

长征的胜利，首先告诉我们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再远的路，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毛泽东在谈到长征的意义时说，红军“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这样的长征，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邓小平在回答“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时，只说了三个字：“跟到走。”这几个字听起来平实，却道出了长征最深刻的实践逻辑。

有的同志回忆，在极度疲惫时，用数步子的方法鼓励自己：走一步，数一步；走到一百步，停下来喘几口气；再接着走一百步。就是这样，红军战士一步接着一步，走过雪山，走过草地，走过敌人的围追堵截，走完了两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

中国有两句古话：“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红军指战员正是用两只脚丈量了长征路，把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宏大目标，一步一步刻在战场上，刻在冰雪覆盖的山崖上，刻在泥泞荒寒的草地上。他们一步一步攻克天险，一步一步积蓄力量，终于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伟大长征，为中国革命迎来新的曙光。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伟大事业没有捷径。无论是国家长久而宏大的事业，还是个人成长和奋斗的道路，都离不开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离不开一次又一次努力、一次又一次坚持、一次又一次进步。长征精神永不过时。面对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诱惑，我们尤其需要保持定力，把该走的每一步走稳、走实、走好。

（二）即使身处逆境，也要坚持原则、顾全大局，抓住机会创造性地工作

第二点启示，是从毛泽东在长征前的经历中得到的。

长征前一段时期，毛泽东处在个人政治生涯的低谷，先后失去红军前线指挥权和部分决策权。但即使在这种逆境中，他仍然坚持正确主张，服从组织安排，顾全党的大局，并且只要有机会就积极、创造性地工作。

1934年，毛泽东奉命到会昌视察和指导工作。他到达当地后，发现红军仍在按照硬碰硬、堡垒对堡垒的思路作战，便提出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不能一味同敌人硬拼；同时，要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积极开展统战工作。通过这些努力，会昌一线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后来，红军在长征初期由此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离不开此前毛泽东在会昌所做的工作。

在此期间，毛泽东写下《清平乐·会昌》：“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如果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理解，就会发现，这不仅是写景抒怀，更包含着对反“围剿”形势和南线局面的观察。

之后，毛泽东又到于都了解敌军部署和当地情况，为中央从于都出发、实施战略转移提供了重要参考。无论是会昌还是于都，中央都没有给他规定特别具体的任务；但他始终从党的事业出发，主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为长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毛泽东说：“我们是红军战士，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事业，要忠心耿耿。”李维汉后来概括毛泽东当时坚持的三条原则：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

这三条，值得我们认真体会。身处逆境时，坚持原则并不意味着消极等待；服从组织并不等于放弃思考；顾全大局也不是无所作为。只要有机会，就应当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创造条件把工作做好。这样的胸怀、意志和行动，正是长征精神的重要体现。

（三）绝对的政治忠诚和崇高的革命理想，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支柱

第三点启示，我想讲讲一个常常被我们关注得不够的群体——留守红军。

主力红军撤离瑞金时，留下了一部分红军。主力红军约8.6万人，留守红军约1.6万人。当时中央苏区周边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无论谁留下来都知道将面临九死一生的考验。尤其值得敬佩的是，留下来的同志中，有不少曾因抵制“左”倾错误而受到打击；但在生死抉择面前，他们无论职务高低，都服从组织安排，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其中，有党的一大代表何叔衡、陈潭秋，也有曾担任党的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等。何叔衡年事已高，瞿秋白身患疾病，他们都没有因个人处境而动摇。留守红军的首要任务，是掩护主力红军撤退。为了迷惑敌人，他们承担起原有阵地的防御任务，中央机关照常发文、照常运转，制造主力尚未转移的假象，为主力红军赢得了宝贵时间。

留守红军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1.6万人最后只剩下约4000人。他们后来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坚持游击战争：既要面对敌人的围剿和清剿，又要忍受饥饿、寒冷、伤病，还要防备叛变者带来的危险；他们同中央失去联系，各支游击队往往处于被分割、被包围的独立状态，却依然坚持战斗，表现出无比坚毅的英雄气概。

三年间，太多同志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何叔衡、贺昌、阮啸仙、毛泽覃、古柏等在战斗中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俘后英勇就义。刘伯坚被捕后，敌人带着他游街，企图打击群众对红军的支持。他却以从容坚定的态度面对牺牲，留下《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主力红军和留守红军，虽然所处战场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信仰。主力红军冲破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则在南方崇山密林中坚持斗争，承受围剿、饥饿、寒冷和孤立无援的压力。后来，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留守红军和游击队也成为新四军的重要组成力量。正是这种极端环境，锤炼出一批坚定的革命者。

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坚持下来？陈毅说：“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粟裕后来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时也谈到，支撑他们坚持下来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相信事业是正义的，相信正义的事业终将胜利，相信革命前途光明。

这就是长征留给我们最深沉的精神启示：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难以在最艰难的考验中坚持下去；有了崇高理想和政治忠诚，就能够在挫折中吸取教训，在困难中积蓄力量，在新的斗争中不断走向成熟和发展。

结语：从长征中读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长征是一段说不完的历史，也是一部常读常新的教科书。它之所以震撼人心，不仅因为征程的艰险和胜利的伟大，更因为在这段征程中，我们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政治品格、战略智慧和人民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长征不是抽象的精神符号，而是这些优秀特质在极端艰难条件下的集中展现。沿着长征的历史脉络来看，这些特质与长征精神之间有着清晰而深刻的对应关系。

（一）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

长征首先是一场在严峻危机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重新校准方向的伟大实践。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的严重损失，迫使全党和红军正视客观事实。遵义会议之所以具有转折意义，就在于它没有回避问题，而是围绕军事路线和领导问题展开实事求是的讨论，批评脱离中国实际、脱离战争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军事指挥不能只凭地图和公式，必须从敌情、地形、部队状况以及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会议接受这一正确主张，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随后又通过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推动正确路线在实践中得到贯彻。长征精神中的“坚定理想信念”，不是脱离现实的空谈，而是在尊重实际、总结教训、坚持真理中不断校正前进方向。

北上方针同样体现了这一点。面对北上还是南下的重大选择，党中央把革命前途同民族救亡的时代任务联系起来，坚持向西北发展、高举北上抗日旗帜。方向一旦把准，困难再大也不动摇；方向一旦偏离，再多兵力也难以形成正确的历史合力。这正是“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的长征注脚。

（二）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

长征是在人民群众支持中完成的伟大远征。红军所到之处，宣传革命主张、争取群众、依靠群众。实录中谈到，红军战士每人带着一支粉笔，到达一地便书写标语、宣传抗日救亡，目的就是让群众了解红军、理解红军、支持红军。这种工作看起来细微，却是红军在陌生环境中获得立足点和生命力的重要基础。

更深一层看，长征途中坚持北上抗日，并不是单纯的行军路线选择，而是把党的奋斗目标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紧密联系起来。正因为如此，党才能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理解与支持。长征精神中的“人民立场”，体现为无论身处何种险境，都始终把人民利益、民族大义和革命目标统一起来。

留守红军和南方游击队的斗争，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承受围剿、饥饿和孤立无援的考验，根本目的仍是保存革命力量、守护人民的革命事业。人民是长征取得胜利的深厚根基，也是共产党人始终不竭的力量源泉。

（三）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

长征不是被动退却的简单延续，而是在危局中主动创造新局的战略行动。遵义会议后，红军一改此前被动应对的局面，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机动作战，忽东忽西、穿插迂回，使敌人难以判断红军真实意图。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四渡赤水、渡过金沙江等实践，体现的正是在复杂战场态势中审时度势、掌握主动的战略智慧。

苟坝会议关于打鼓新场的争论尤其具有启示意义。当多数同志主张乘胜再战时，毛泽东从敌我力量和作战条件出发，坚持认为进攻条件尚不成熟，并经过充分沟通促成正确决定。这里体现的不是一时一地的胜负得失，而是对革命全局、对红军生存发展负责的战略担当。

长征精神中的使命担当，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刻不回避矛盾、不畏惧风险，以对历史和事业负责的态度作出正确选择，并把这种选择转化为掌握战略主动的实际行动。无论是坚持北上、突破封锁，还是确定陕北为落脚点，都是在历史关头主动开辟新局面的生动实践。

（四）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长征的方向选择，始终同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紧密相连。长征处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历史背景下，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时代课题。党中央坚持北上方针，反对脱离全国抗日救亡大局的退却主张，体现了对历史趋势的清醒把握。

在这一意义上，长征不仅是红军保存和发展力量的战略转移，也是中国共产党把革命事业置于民族大义和时代任务中来谋划的重要过程。后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陕北为落脚点，为中国革命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长征精神中的时代品格，就在于不囿于局部和眼前，不被一时困难所束缚，而是从民族命运和历史大势中寻找正确道路。

今天回看长征，更能理解为什么方向问题如此重要：只有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才可能把局部行动汇入时代洪流，把艰难奋斗转化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

（五）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

长征是一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史诗。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没有因艰难困苦而丧失斗志，而是在斗争中不断学习、调整和创造。遵义会议敢于正视并纠正错误，体现的是坚持真理的斗争精神；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体现的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和党的团结的原则立场。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党在斗争中既有坚定性，也有策略性。对张国焘的错误，党中央坚持原则、严肃批评，同时又努力避免红军内部冲突，争取团结更多同志继续北上。这种“以斗争求团结”的做法，说明真正的斗争不是简单对立，更不是意气用事，而是在坚持原则中维护大局、在解决问题中争取团结。

长征精神中的斗争品格，是面对强敌敢于斗争，面对错误敢于斗争，面对内部矛盾善于斗争；它既体现为不畏艰险的勇气，也体现为把握节奏、讲究方法、争取胜利的智慧。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在长期孤立环境中坚持战斗，同样以行动证明：革命者的必胜信心，来自对正义事业和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

（六）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长征的一个深刻历史意义，在于党在严峻考验中实现了自我净化、自我调整和自我发展。遵义会议通过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错误领导；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党进一步坚持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所有这些，都是党在长征中“强健自身”的重要表现。

强健自身，不是回避问题，而是敢于正视问题；不是讳疾忌医，而是通过集体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把错误纠正过来，把队伍锻造得更加团结、更有力量。遵义会议没有对相关同志采取简单的组织处分，而是坚持原则、区别对待、帮助改正，也体现了党在政治生活中逐步走向成熟。

长征精神中的自我革命品格，正是党能够在挫折中总结经验、在危机中重建信心、在斗争中增强组织力和凝聚力的内在力量。正因为能够不断强健自身，党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保持生机活力，带领红军从危局中走出一条新路。

总的来看，六项优秀特质与长征精神不是彼此分离的六个口号，而是贯穿于同一历史进程的有机整体：追求真理决定方向，植根人民提供根基，勇担使命赢得主动，顺应潮流把握大势，敢于善斗克服困难，强健自身确保生机。这六个方面共同构成了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也共同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危难中奋起、在挫折中成熟、在奋斗中走向胜利。

今天，我们纪念长征，不是为了停留在对历史的感慨之中，而是为了从这段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转载于《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