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豪族扩张是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

豪族兴起于战国，至汉武帝时成为普遍存在的社会势力。他们宗族强大，武断乡曲，兼并土地，役使贫民，成为瓦解编户齐民社会的破坏性力量，在两汉时期多次引发社会危机。经历两汉之际短暂的战乱，刘秀重建汉朝，是谓东汉。在光武帝、明帝、章帝统治时期，东汉国力极盛。至公元2世纪，王朝开始出现衰颓之势，其原因较为复杂，若从长时段整体观察可以发现，豪族势力的滋长膨胀是导致东汉衰落的重要原因。

一、兼并土地

农村经济是中国古代王朝的根基，农村经济的繁荣，以“耕者有其田”为前提。西汉时期，由于休养生息政策和一度宽松的经济政策，豪右之民逐渐壮大，他们通过察举制，充任官吏，以俸禄购置田产，赡养宗族，发展为朝野间皆有势力的豪族。豪族凭借经济和政治特权兼并大量土地，以至于“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灾荒时期，农民无力耕作，只好将土地卖给豪族；不少人为逃避算赋和徭役，自愿或被迫成为豪族庄园中的佃农。豪族役使贫民从事生产，收取“见税什五”的高额地租。这种情况在东汉时期更为严重，政论家仲长统如此描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富者少而贫者多，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

东汉时，人口孳长造成人地关系日趋紧张，进一步加剧豪族对土地的争夺兼并。在人口密集的统治核心区——司隶、豫、冀、兖、青、徐六州，人口保持增速，人均土地占有率逐渐下降。有限的土地不足以供养日渐增长的人口，驱使农民离开土地，成为流民。东汉后期出现“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的现象，正是人地关系恶化的结果。桓帝时，政论家崔寔提到，青、徐、兖、翼四州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凉、幽在边郡战争影响下田旷人稀。仲长统提到农民流离失所，“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徭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矣”。

耕地不足、收成入不敷出，农民便遁入豪族庄园，成为其依附人口。豪族大量占有人口和土地，朝廷对农民的人身支配便大为减弱，以田租和丁税为核心的赋税收入日渐减少，最终国库亏空。东汉末年，豪族大量掌控土地和人口，离心倾向明显，朝廷孱弱无力，经济已接近崩溃边缘。在遭遇天灾、疾疫、边乱时，这一隐患就会暴露，动摇王朝的统治基础。

西汉末年，为缓和人地矛盾，部分政治家力图恢复古之井田制，屡屡提出限制土地和奴婢的私有化，抑制兼并，建立公田的主张。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厉行度田，强化过去的“程田”，试图杜绝豪族“匿田”，增加财政收入。荀悦、仲长统提出的解决方案较为类似，“宜以口数占田，为立科限，民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弱民，以防兼并”，“限以大家，勿令过制”。但这些主张忽视社会高度分化后的复杂状况，难以收获实效。

二、结党营私

除兼并土地外，豪族还罔顾法令结党营私，腐蚀赖以维持统治的人事制度。秦汉王朝建立包括选举、考课、监察在内的官僚制度，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完善、成熟的人事行政体系。然而，占据大量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豪族阶层，为巩固和延续自身利益，基于亲缘、地缘、学缘等人际关系，想方设法操控人事权力，干涉选举、监察，以财贿勾结各层官员，安插党羽子弟进入官僚系统。

至东汉时，这种情况愈发严重。由豪族演化而成的权贵势力渐盛，“相托以私事，决之以公权”的“请托”风气在全国盛行。这种行为发生于中央官、洛阳权贵、州郡官、地方豪族之间，由朝廷到乡里，形成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条。总体可以概括为：以樊郭阴马“四姓”贵戚、诸帝之外戚、宦者、富商大贾为主的洛阳权贵，向三公、九卿、尚书、司隶、侍御史等中央官员的请托，涉及中央官员主导的选举和监察；洛阳权贵向州郡刺史、太守的请托，常发生于州郡察举的环节；州郡刺史、太守向洛阳权贵的请托，旨在寻求上级对其违法行为的包庇袒护；州郡豪族向刺史、太守的请托，使察举向豪族子弟倾斜。

这一时期，外戚、宦官掌控中枢大权，官宦大族盘踞高位，门生故吏关系兴盛，豪右大姓充当州郡僚佐等，加剧请托之风的蔓延。安帝时，名臣杨震提出：“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来海内贪污之人，受其货赂，至有臧锢弃世之徒复得显用。白黑溷淆，清浊同源，天下灌哗，咸曰财货上流，为朝结讥。”太尉李固批评宦官“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执振天下，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讽刺的是，李固也因接受请托遭人弹劾，“表举荐达，例皆门徒，及所辟召，靡非先旧。或富室财赂，或子婿婚属，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足见这种现象在东汉后期已成常态。与此同时，选举、监察受到操纵，不学无术的权贵子弟得以盘踞高位，受包庇而免遭弹劾。不甘同流合污的忠良之士，如尚书仆射郅寿、乐恢拒不接受大将军窦宪的请托财贿，被窦氏视为不附己而遭打压；光禄勋陈蕃与五官中郎将黄琬共典选举，“不偏权富，而为执家郎所谮诉”，竟遭坐免。

请托之风蔓延至中央到州郡的官僚系统，形成全国性的互利互庇关系网络，固化以情代法、以私御公的思维行为模式。尽管清廉士人屡屡检举揭发不正之风，如顺帝朝以八使按察天下，但积弊已久，无力回天。请托政治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将各层级官员捆绑起来。请托风气造成吏治腐败、行政效率低下、官僚队伍素质能力降低、政府威信下降、法度纲纪败坏，导致东汉政治运行低能化。长期如此，统治集团内部的离心倾向愈发严重，削弱统治阶层的内部凝聚力，如桓灵时期的两次党锢之祸造成朝野统治集团分裂。

三、割据一方

边疆战争的巨大投入，严重消耗东汉王朝的国力，为豪族坐大割据提供了机会。安帝永初年间平定羌人叛乱，“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边郡出现“人弃农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劳费日滋”的现象。顺帝时，鲜卑、南匈奴侵寇代郡、辽东、渔阳、朔方。为应对边疆危机，朝廷征兵、征饷，对国家造成的经济负担可想而知。桓帝时度辽将军陈龟驻守并、凉，免除二州一年租赋，“省息经用，岁以亿计”，足见边境战事对日常统治的深远影响。战争所需军费物资都取之于民；服役时间也更长、次数更频繁，使耕农错失农时。为解决筹边之费，朝廷“常减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赋”，“县官不足，辄贷于民”，以致“官负人债数十亿万”，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在长期消耗中，朝廷在财政和兵源上捉襟见肘，只好委派或默许当地豪族镇压叛乱，使得豪族势力迅速扩张，拥兵自重，成为东汉末年分裂政权的主要力量。例如，汉末黄巾、边寇内外交困，各方豪族起兵平定，招降俘虏，联合整编敌军，发展为一方势力。又如，灵帝时“四方兵寇”，大臣“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改刺史为州牧，从此州郡长官、僚佐、豪杰相结合，形成一方诸侯。

并州牧董卓是凉州陇西一带的豪族，以六郡良家子参与边疆军事行动，加入张奂、皇甫嵩、张温平定叛羌的军队，后形成强大的凉州军事集团。董卓的部队混杂凉、并之胡羌、匈奴和汉人，故被称为“秦胡兵”，成为他控制朝廷的资本。公孙瓒出身幽州豪族，任辽东属国长史，常与乌桓、鲜卑等东胡民族兵戎相见，戍边的同时不断吸纳少数民族边民，壮大势力，最终取代幽州牧刘虞，称霸东北。袁绍在冀州，南拒黄河，北守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在南方，寿春豪族孙坚依靠平定长沙、零陵、桂林三郡动乱被任命为长沙太守，宣称郡守应该“以征伐为功”，有权“越界攻讨”，在南方的豫、扬二州壮大势力。益州牧刘焉在平定益州黄巾的同时，招抚四川西部的青衣羌和巴蜀地区的板楯蛮，成为其得到益州豪强支持、称雄巴蜀的重要资本。最终掌握东汉命脉的曹操，出身于沛国谯县的豪族家族，其部队兼并青州黄巾、“黑山贼”、“白波贼”及若干边境势力。东汉朝廷的影响力日渐萎缩，最终酿成汉末军阀割据的局面。

陈蕃进谏汉灵帝的言论可视为对汉朝衰落的概括：“当今之世，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是谓三空。”田野空，指农民流离失地，遁入豪强庄园；朝廷空，指朝上无贤人，被豪族权贵党羽、尸位素餐者所控制；仓库空，指连年战乱导致国库亏空，兵饷不足，朝廷缺乏对地方的控制力，地方豪族趁机形成割据。东汉王朝本就建立在豪族社会基础之上，对权贵利益集团始终缺乏强力的制度限制和有效监管。商鞅变法后土地的私有化和商品化趋势，是两汉豪族形成的条件。承平日久下形成了土地自由买卖的市场，土地受商业资本引导，日渐集中在豪族手上，后者扩大势力的同时，其庄园也吸收了破产农民。小农经济本就脆弱，出卖土地、成为佃户以逃避田租算赋徭役，是农民被迫作出的选择。这一过程深刻体现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周期率的本质和规律。

                   转载于《历史评论》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