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进：中国现当代史研究中的档案利用与问题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当代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进步就是运用档案史料，查阅档案亦成为学界几十年来进行现当代史研究的一项基本要求，与此相应地，其研究水平也得到了大幅提升。但如何更好地利用与解读档案逐渐成为现当代史研究的一个主要瓶颈。目前，现当代史研究存在偏重叙述与描述的研究取向，此取向之产生与研究者缺乏清晰的问题意识有关。具体而言，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有两类：一类是面向学术史；一类是面向历史事实。本文探讨这些问题意识的建立和档案的利用与解读的关系。

过往的中国现当代史研究，因史料有限经常会利用回忆性史料。而与利用回忆录相比，基于档案史料的深入研究则“使我们摆脱同时代的感情、利益的围攻，从而更加清楚、更加完整地识别事件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是一个秘密组织，故一手史料留存极少，很多学者不得不主要依靠回忆录，并进行推论。但众所周知，回忆录史料存在年代久远、容易失真等问题，故与回忆录相比，档案的优势得以凸显。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很多研究论文与博硕士学位论文使用大量的档案史料，但推进研究力度较小。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对档案史料的信息有限性缺乏自觉，常常仅是串联档案史料。要解决上述种种问题，首先需要明晰运用档案与问题意识之间的关联。

需要指出，研究者利用档案考证关键的历史事实订正旧说才能向前推动研究。但现状却是，愈来愈多的现当代史研究者选择稍显琐碎的地方性个案作为研究主题，仅仅串联档案描述现象或梳理事件，这类研究其实并无太大的研究价值。具体而言，历史学是研究何人在何时发生何事，并研究其何以发生的学问，但并非所有事实的研究价值皆可等量齐观。如梁启超所言“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类的事实，“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无研究之必要。此说也提示我们应对关键事实进行研究。如何炳棣在进行明清人口史研究时，便是从“丁”这一基本单位入手，指出“丁”是赋税单位而非人口单位，由此奠定了我们正确理解明清人口数据的基础。

除研究事实之外，研究者还要关注事实发生之“当然”逻辑，但这不一定等同于因果逻辑。换而言之，研究者研究的事件或事实并非偶然，而是可分析其发生之逻辑，正如陈寅恪所言：“以观空者而观时，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

按照上述思路，可以将研究者的问题分成如下两类：一类是关注历史脉络中的关键事实；另一类则是在社会科学理论视角下追求事实的解释。

首先，历史事件与事实无穷无尽，研究者关注的事件与事实，还要与历史行动者自身关注的实践与“理论”密切相关，也就是要在历史脉络中寻找关键事件与事实进行研究。如毛泽东曾提到：“但是在抗日时期，我军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在现在的内战时期，情况改变了，作战方法也应改变，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金冲及便基于这一历史脉络，针对上党战役与平汉战役进行研究，指出在两次战役中，中共军队很快实现了“由抗日战争时期以游击战为主向新历史条件下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并回答了“为什么八年来一直分散在各地从事游击战争的中共军队，能够在全面内战爆发前的很短时间内迅速集中起来，组成强大的野战部队，以运动战的方式战胜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兵团”等重要历史问题。

其次，另一类问题则是在社会科学理论视角下关注对事实的解释。如王奇生从社会史视角出发，对过往少有人留意的新文化运动中“运动家”们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互动问题进行研究，从新文化运动“过程”的描述中着力“还原”其本相，指出“对于同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更有相当的出入”，对“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的这一问题进行了出色的考察。本人曾从社会学理论、组织史的角度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河北党组织的党员构成及基层组织实态等问题进行的考察亦属此类。

又如，近年来李金铮对中共革命“乡土性格”的关注：“近代中国社会一切的‘变’与‘不变’，无一不是在乡土中国这个巨大舞台之上表演与衍生的故事，因此或多或少都具有乡土性格。”而中共长期活动于农村地区，故其提倡“真正从村庄里发现中共革命，真正从乡村角度和农民角度来认识中共革命”，实际上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关注农民群体的性格特点对中共革命产生的影响。这一系列的研究创新，激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也提醒我们社会科学理论的使用在史学研究创新中的重要性。

需要注意，运用社会科学概念提出问题时，要注意寻找相应的史料信息，有时史料中出现的相同“词汇”，其含义并不相同。如研究心态史时，应该了解西方心态史中“心态”（mentality）一词含义一般指集体心态，相对于短时段发生变化的思想观念而言，集体心态更多的是指不太变化的“信仰结构”。而研究者读到大量土改档案中的“农民心态”相关论述来论证“心态”的研究问题，会导致结论失真。

再如抗战档案中包含“心理”词语的史料信息亦未必可用于研究根据地社会心理的问题。而未使用“心理”一词的史料也未必不能用作社会心理问题的研究。如太行根据地史料论及农民的复杂心态时虽未用心理一词，但其可运用至社会心理的问题。如类似下面这段论述：一般村民面对日军侵犯时，对军队未能在其家乡打仗保护其家乡产生埋怨情绪；或产生既希望军队打仗以驱逐日军，又希望军队不抵抗以避免日军报复的复杂情绪。但类似的史料信息显然不能作为研究一般群众的心理来使用。

档案史料的价值大小与其蕴含能够解决研究问题的史料信息多少密切相关。具体而言，档案史料按照其史料价值可分为不同类型。从历史研究角度而言，最“差”的档案几乎无法提供任何可供研究的信息，大多为套话、空话；稍具价值的档案或能提供有效信息，或能提供一些寻找或解决问题的线索；而最有价值的档案，研究者则可以根据其蕴含的研究信息提出一个新的问题，甚至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需要强调的是，很多研究者并没有意识到一手史料未必蕴含着丰富的可供研究的信息。因此，我们对一手史料亦应按照上述分类原则进行区分。

曹树基教授据其使用地方档案的经验提出要区分“过程文件”和“结果文件”，重点寻找与利用前者，包括会议记录、工作笔记等实际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文件进行研究，而非各级总结类的“结果文件”。这一划分其实就与笔者的原则暗合，只是他强调了过程文件与结果文件两类的差异，但笔者则以研究信息的多寡来审视档案，认为从结果档案到过程档案其实是一个史料信息多寡的光谱。

价值较低的档案蕴含大量无史料信息的“套话”表述。如晋冀鲁豫这则总结报告中解释民主实现困难就是比较空洞的表述：“民主是一件大事情，尤其中国在历史上就没有民主的传统，封建统治剥削了几千年，鸦片战争后又加了帝国主义的宰割一百年，到现在既无享过资本主义的民主生活，又未享过社会主义的民主幸福，若不经过长期深入的艰苦工作，要想一蹴而就实现民主是不可能的。”另有下面一则解释华北农村经济“破产的原因”，罗列了各种因素，也无实际的信息：“华北农村在战前就已陷于严重的破产，其原因：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战争的摧毁，苛捐杂税的繁重，高度的封建地租与高利贷典当等的剥削，结果土匪会门横行，地主组织各种武装自卫，对破产农民残酷屠杀，造成了地主与农民尖锐的对立。”

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申新纱厂的工会档案中一份报告提纲，其论述到：“车间里反革命分子嚣张，散布谣言，破坏政策，打击政府，打击工会，部分工友因解放不久，对党的政策缺乏认识，看重眼前利益，所以对工会也不满意，在工会干部来说，经验少，办法不多，所以当时工会工作严重的脱离群众。”上文中的表述充斥于这一时期的档案书写之中，但其表述十分空洞，很难从中汲取有效信息进行研究。而蕴含此类表述比例越大的档案，其价值也就越小。

除了上述档案价值较低外，还有一类介绍性档案，其研究信息也较少，能够提供一些事实信息，但无助于我们解决问题。如1946年薛岳对华中战局的汇报：

子 滕主任巳巧电：（一）奸匪淞沪行动总队吴茂和部约二千余潜伏川沙浦、蓝汇间，常派队潜入沪市活动；（二）匪华中军区独一旅施亚夫部盘踞如皋海岸之西地区；（三）淮阴匪近征大量民夫日夜赶筑城南机场；（四）来安匪淮南独立旅部及第一团驻来安，第三团驻施官集，第四团驻金牛山，第五团驻杨家庙。

……

卯 王司令官巳删电：（一）匪攻陷胶县姚哥庄南村后，续向高密、即墨、城阳、夏庄各处猛攻。元午，高密不守；（二）掖县沿海渔船悉被匪征用；（三）陷高密之匪万余，大部东移，似有进攻青岛企图。

这则档案即为介绍性资料，其提供了江南、华中和淮南等地与战况相关的时间、地点等具体信息，但此类信息如果不能成为研究问题的史料信息，则其价值偏小。

当然，与第一类充斥“套话”表述的档案相比较，这一类史料经过解读可提供一些寻找研究问题的线索。如这则档案所提解放军在淮阴筑机场一事，研究者可知中共此时已使用飞机，由此可考虑这些飞机的来源问题，这就可以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武器来源这一学术史问题相关联——这些武器有多少缴获自日军或国民党军？多少来自于苏联的援助？在解读史料时亦需要注意转换视角。这些档案信息皆为薛岳所获情报，那么就可以关注这些情报是否准确？如何得来？也就是说，要关注史料本身是如何产生的。

此外，如果档案提供的信息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那么此类档案价值也较小。阅读档案时应时刻与既有的研究保持对话，而不是用新材料证明旧观点。相较而言，较有价值的档案可以提供研究性的史料信息。这类研究信息一般有以下两类：（一）与已有研究或已有认知相异的信息；（二）涉及时、空、人的具体史实信息。如1946年陈诚等人对华中战局的汇报：

（一）今后对匪不在争取点线，应集中力量，歼灭匪军主力。如匪应战，则予击溃之后，不难乘势恢复各路交通；如匪避战，则作面的推进，迫匪与我决战。

（二）津浦路中段，此时虽不难打通，惟打通之后，至少须留两个师固守，必使兵力陷于被动。

……

乙 刘次长为章九月十五日签呈复称：“在陈毅匪部未击破前，似不宜沿铁道线进入，否则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处处受制于匪，不易发展，谨将作战意见陈述如次：一、方针：捕捉陈毅主力而击破之。……”

一般认为，国民党军作战重视占领城市和交通线。而这则材料则提供了与此相异的史料信息——此时陈诚、刘斐已放弃这一主张，而是要寻找中共主力决战。如果扩展思路，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从纵向上审视，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军曾与日军想法相同，以掌握交通线为其作战原则，但此举势必分散兵力。而这则思考则提示，1946年9月陈诚已意识到这一弊端并做出改变。

再如1941年《左权县反扫荡总结》：“十月三日，进占王堡之敌曾进扰石门西郊一带，直接威胁麻田。此时县区干部多在县开会，形成无人领导且侦查亦差，麻田同峪一带便显惊慌混乱……九日进犯武乡之敌回窜温城松树坪一带，大肆烧杀，次日回城。但于十一、二两日复由城至便背后龙西云山一带，反复烧杀二日夜。”本则史料中，左权县县区干部因开会导致无人指挥反“扫荡”斗争，致使反“扫荡”出现被动局面的信息就可与太行区在区一级反“扫荡”总结中讲到县区干部到县城开会致使贻误时机的教训的信息相关联，反映出中共通过会议处理事项的常规领导方式在回应瞬时变化的军事形势时面对的困难，由此可以进一步延伸到根据地日常和战时领导方式的自我调节问题。

而最有价值的档案，其提供的信息可引申出论文的一个主题，我们称其为题眼史档案。如1948年冀南区工商管理局第五分局有关防止商人自济南贩卖牛肉来该区销售的通知：

南宫八九区各集上都发现卖牛肉的……从济南贸来的，并有该地的税……那里卖价每斤800元，来我区则售价2000元，故……集市卖牛肉的很多。济南系新解放之城市……牛肉来老区销售不加禁止，增加了济南的屠宰数量，我区屠宰商人趁机私自屠宰。为了贯彻发展生产与保护耕畜，我们应加强市场，便于检查管理制止……如各县发现有远来之牛肉，由税局掌握加盖戳记，指定地点销售，并着重教育商人今后不准再去贩运（说明新区与老区不能相比）。对教育不改者，可限价出售；屡犯时可给以处分，以求落实。

这则材料看其类型为通知性材料，似价值不大，但却涉及济南解放初期跨区贸易的问题。与时下的一些研究取向关系颇大。具体来说，李金铮曾发文倡导进行不同根据地（解放区）之间关系的研究，并身体力行研究不同解放区间存在的贸易及本币关系。而这则档案讲述了冀南工商管理局针对新解放区济南牛肉大量被贩运至该地所发通知，其中涉及各解放区之间的牛肉贸易问题。该通知指出为保护耕畜与工商秩序，应禁止济南大规模贩运至该区的现象。那么研究者通过档案提供的信息“该地牛肉价格2000元，而济南牛肉价格800元”可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因两地存在价格差故发生贩运现象。而该地工商管理局为防止冀南地区私人屠宰耕牛过多，认为“应加强市场，杜绝贩运现象”。由此研究者可以从政府与商业的角度提问中共如何处理类似不同解放区之间的贸易实践与政策，进而探究其如何权衡市场因素与政治因素之间的关系。

与此相应，研究者首先要分析的是这条由济南到冀南的牛肉贸易路线在明清乃至民国时早已存在，还是因两地价格差异形成的一条新的贸易路线。其背后的逻辑仍旧是变与不变，审视这一时期中共处理的问题与传统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注意与已有研究相异的信息

研究者搜寻与释读档案，需培养的最基本的意识就是寻找与已有研究相异的信息，以期找到新的研究突破点。具体而言，有价值的史料往往蕴含具体与宏观两个层面的相异信息。下面试以1925年中共有关段祺瑞善后会议的一份文件做一说明。该文件部分内容如下：

共产党当使民众向段政府要求，国民会议促成会得派代表参加善后会议此等代表的人数当占善后会议人数三分之二，此种参加即以阻止段氏计划为目的，并使段氏立即召集国民会议。（B）因须选举人民代表，故当要求在北京召集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大会。

……

（二）政治局以为国民党领袖之消极抵抗政策——即既不公开反对善后会议，亦不参加——实为国民党改组前之旧病之遗毒，以前国民党之所以不能成为群众的党之原因，正在其不做政治宣传；故共产党当使国民党部及对国民党表同情之群众赞成上述之各国民会议促成会之要求——即主张参加，批评善后会议，催开国民会议。

由上文第一段史料，可找到一则与已有研究相异的具体信息，即善后会议和国民会议的关系。已有研究一般只注意到北洋时期各军事势力的军事较量这一面相，但此段文字却涉及一个新的研究主题，即会议竞争。通过上述解读，研究者便可以据此核心信息设计一论文主题：中共、段祺瑞等各派政治势力就国民会议与善后会议如何进行竞争。

而这段史料的第二段则从宏观上展示了与已有认知不同的国共两党差异。具体而言，中共认为国民党的一大痼疾就在于不敢发动群众，不做政治宣传，而这恰恰反映出中共的特质。通过这样的表述，研究者可以从宏观上认识中共的话语习惯以及其与国民党的差异所在。

历史研究需要特别注重时间性。如关注某一事件或现象产生的时间时，研究者要注意其他时间是否也出现与之相关的事。如1923年党报刊印的中共中央文件《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曾提到：

一、各地方之政治讨论（每次大会由教育委员选择《前锋》或《向导》论文作材料）。

二、各小组之政治讲演（除现时政治问题外，最好每组以党纲草案为根据逐段讨论研究（此于新加入之同志有大益处）。

三、各小组之组织原理讲演（以章程为材料）。

这则史料反映了中共党内教育特别重视政治讲演的训练。已有研究多将中共对这类训练的重视归因于1925年留俄学生的回国，但这则史料却显示1923年中共便已开始强调讲演的训练与实践。

需要注意，一段史料的解读往往会采用多种方法。解读该段史料就还需要运用“古今中外法”。以此方法审视，研究者需要注意文中所提“逐段讨论研究”这一形式来自何处，是自然而然产生，抑或来自中国传统教育与阅读形式，还是来自共产国际方面的阅读经验。而要具体分析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进行古今、中西的对比。

（二）注意历史语境中“相异”的面相

研究者解读档案史料，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取向颇可借鉴。其代表性学者达恩顿曾提醒研究者需要注意今人无法理解古人之处，并提醒我们注意史料中隐含的信息：“如果真想知道某件发生在过去的事情的含义，我们就得在阅读流传下来的文献时，从字里行间体会出那些文献没有说或说得有偏差的东西。”

罗志田将其观点运用至中国思想史研究实践中，强调“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以开启“相异的意义体系”。此说借用至史料解读实践，亦可强调理解史料的无法理解之处，提醒研究者注意理解史料与已有研究或一般认知的差异之处。

具体而言，当研究者阅读档案资料时，要特别注意每一时代特定的制度、规则及其运行过程。研究者需要把握当时冲突各方的行动规则，展示那一时代特有的运行机制。具体来看一则20世纪70年代的三线工厂档案：该档案为一则信件，即1972年重庆供电公司试验厂职工张朝盛向内江地区劳动局、信访局提交举报信，反映西南医疗机械厂领导因违法政策结婚而处罚其爱人——该厂学徒工欧素芳一事。其认为二人结婚符合当时的晚婚制度：男方29岁，而女方21岁，亦未违反晚育政策。

而研究者需要注意之后的申诉信息，其暗含了这一时代的潜规则，也就是实践着的制度与规则。具体来看，张朝德反映：“医疗厂方面有人对我爱人讲，你如果跟我们上海人结婚就不会这样处理了，对这种说法且不说他的立场是一样，医疗厂这种排外的庸俗做法是有在的。”之后张又写道该厂还存在比其娶学工结婚更严重的违反政策现象，“可医疗厂方面却没有给予处理，因当事者是属于上海人”。上述信息就暗含这一时代潜行的“制度”：三线工厂解决厂内单身工人婚姻问题的方式就是让其与本厂外来的上海人结婚，而这可能是其保持工厂人员稳定性的重要手段。在当时厂里领导的眼中，本厂单身女工可能就是解决这一重要问题的“稀缺资源”。

研究者要关注文本中出现的属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叙述，将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理解，进而分析当时制度运作的过程。如前引申新纱厂的报告提纲显示，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后，“财政经济好转，纺织很快恢复了，厂里出产从三日班又恢复了六日班”。而后文又提到：

过去工会组织机构，作用发挥不大，从上到下，不大健全，使得工作难以贯彻，在保全登记时，建立各车间工作委员会，整备了小组，产生了劳模干事，使劳保登记工作得以胜利的完成，停工学习建立大组干事会，分层负责，保证了学习任务，这次改选工作，开始没有建立机构，有点自流后，及时纠正后，使分层工作顺利开展了。

将上述史料结合起来，我们便可以提出以下问题：“停工学习”是否与二六轰炸、三日班与六日班的变化这些关键事件有关？三日班到六日班的转变，中间不上班的3天时间是否就是停工学习的时间？“大组干事会”与前文所述的小组有何关联？“整备小组”何指？“劳模干事”是否由“整备小组”推选？由文本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可知，“劳模干事”可能在这一时期就可出任工会系统的人员干事。

（三）“古今中外法”

毛泽东曾就党史学习提出“古今中外法”：“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此说极富启发性。

具体而言，“古今”就是指纵向的时间脉络。研究者需要注意“今”事与“古”事的关联。在此基础上，还要特别注意今人如何有意识地利用传统因素便利其行事。裴宜理对安源罢工的研究就注意到中共早期成员多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传统士大夫群体中享有的特殊地位与威望就成为其动员群众“可资利用的一个重要资源”。再如共产主义者们还改造争取秘密会社，李立三甚至通过在元宵节举办舞狮活动等“富有想象力的招募方式”来激发群众对工人俱乐部的兴趣。可见，作为新兴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群众动员时仍要利用传统社会的有利条件。

除基于历史演进的纵向比较外，亦须注意同一时期中外文化之比较。如桑兵所言：“治近现代史事……不能沟通中外则几乎无法下手，勉强下手也难免隔靴搔痒。”因此，其以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的梁启超研究为例，特别注意外来因素进入中国后的变化。这一研究理路提醒我们，在进行史料解读时，不要一味进行中西的横向比较，而要做上述的追踪式比较。这一问题在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共党史的文献中普遍存在。

对上文提及的1923年党报刊印的中共中央文件《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的解读可作为运用这一方法的典型案例，研究者可运用“古今中外”的比较研究方法提问：此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指导的下级支部，故该决议有可能受到共产国际指示的影响，亦有可能来自中共成员自身从五四运动以来进行舆论宣传所获得的经验。

研究者运用上述视角进行研究时，要特别注意中外文本的相似性。如1923年中共中央《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中曾提及“劳动群众中，除上述的政治外交问题当以极浅近的口号宣传外……”一句。而1923年《新青年》第十卷第一号刊登的译文《共产主义之文化运动》一文曾区分俄共的鼓吹与宣传：前者就是向群众讲述有关他们切身利益的经济问题以激发政治兴趣，而后者则强调培养群众的阶级觉悟，传授一些理论层面的内容。之后引用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德国代表项莱的演说：“共产党不应当只有普通的宣传鼓动，必须有马克思学说之根底，而同时必令群众明白了解，应用极浅显的说理方法。”此处研究者阅读时要极其敏感，可提出一假设：因两处文本相似，故中共“以极浅近的口号宣传”这一观点可能来自共产国际的指导。

运用上述视角分析史料，要特别注意细节。如1923年《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中提及：“凡能与工人接触之党员当尽力运用《前锋》《新青年》《向导》社会科学讲义等之材料，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Popularization）。”此处应注意的细节就是：“通俗化”一词之后括号内特别注明英文，而此种对应并不是一孤立现象，《共产主义之文化运动》一文的译词后同样附有英文，那么研究者便要抓住这现象提问：此种中文史料是由俄文或德文文件译作英文，再由英文翻译为中文，还是由英文直接翻译为中文的。深究上述两种可能，才能明了这些思想进入中国的管道。

（四）区域与比较

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因受法国地方史研究影响特别注意区域的研究。如美国学者魏斐德研究晚清广东基层社会，发现该地自19世纪50年代形成了一地方军事化结构。再如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也注意到英国工人的区域特点。作者在第一章中将伦敦与英国北部中心区进行比较，进而得出该区域的特点是社会与职业的多样性与流动性。而之后作者又通过比较伦敦的不同区域，指出正是伦敦西部皮卡迪利有“咖啡店、酒馆以及非国教教堂等”，“自学起家的帮工有可能和印刷工、小店主、雕刻师及青年讼师们并肩而坐”，决定了伦敦通讯会最初的创始人“住在皮卡迪利，不是外滨也不是索斯沃克”。

按照这一研究视角阅读史料，就要注意区分史料中各区域的特点。如阅读冀鲁豫边区史料就要注意其中表述区域特点的史料信息。该地报告曾提到冀鲁豫边区可分为滑县、内黄区域、南乐、清丰、濮阳区域与范县、观城区域，并分析了这些区域不同的特点。首先该报告论述各区域的权力结构，尤其是“地主富农”统治方式与强度的不同。如滑县、内黄两县地主力量最大，采取直接的统治方式，南乐、清丰、濮阳的地主则采取间接的方式进行统治，并多以会门方式控制武装，而范县、观城一带的地主，也以直接统治为主。稍后该报告还分析了商业较发达的第一区域与第二区域之间的差异：泰肥山区生产商品作物主要是麻，南乐、清丰一带则以草帽辫工商业为主，两者与世界市场的联系程度不同，后者联系更为紧密 。故1941年开始，南乐、清丰一带受世界贸易市场变化影响，商业破产，出关谋生者持续增多，仅南乐县王洛集出关者便占全村人口的9%。最后作者从文化角度判断“以泰、肥一带最好，南乐、清丰、濮阳次之，范县、观城最差”。

需要注意，研究者要根据史料描述的区域特点提出一些研究问题。如该报告提到范县等黄河两岸地区因水灾带来的“一夜富，一夜贫”的经济不安定，导致当地人民不敢贮蓄，形成大吃大喝、人口流动性大的特点，根据这些史料信息，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思考：黄泛区人民从不储蓄且人口流动性大，中共又如何进行征税工作，保证粮食供给？再如南乐、清丰一带草帽业与世界市场联系紧密，若日本掐断贸易或降低价格，中共如何处理当地的草帽生产？可见，有价值的史料为研究者探究区域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关系的比较可提供丰富的信息，但更关键的是研究者要根据这些区域特点思考中共在不同的区域会采取怎样的工作方法。

档案材料的使用，固然使中国现当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此间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之上，进而提出一种判断档案史料信息价值的方法。具体而言，研究者应按照已有研究来衡量档案所蕴含的有效史料信息多寡，并据此来认定具体档案史料的价值高低。相应的，本文也区分了3种依据问题意识来建立的档案解读常规方法，分别是：（一）与已有研究相异的信息；（二）与既有认知相异的历史面相；（三）“古今中外法”。当然本文的重点在于强调问题意识与档案利用，故未及论述传统的批判性史料解读法，关于这一问题将另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