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荣、刘梦迪：波斯驿道视域下古叙利亚贸易网的形成与价值榷略

道路对人类文明的演进与发展意义重大，影响着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度与广度。可以说，“交通是文明交往洪流奔腾向前的大动脉”，“文明交往因路而畅通，而扩大活动范围”。古波斯（第一波斯帝国，公元前550—前530年）便是借助交往中被凿通的交通之路而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个囊括西亚北非文明的大帝国，亦为了维持广袤疆域而不断修建和完善着交通道路。因此帝国与交通之间形成了一对互助关系：一方面，交通的扩展打破了狭义的民族地理空间，形成了广阔的地域，聚集多元的人群；另一方面，广阔的帝国地理空间内部的政令互通、军队调遣、物资运送急需交通体系的完善。

古叙利亚被称为“交通环岛区”和“人类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成为西亚、北非与欧洲的连接点，地理和战略地位均极为重要。故帝国建立后，波斯君王们十分重视对古叙利亚地区的统治，不仅设立“河西行省”，还修建与完善了域内的驿道体系。关于波斯的驿道体系，以往学界主要以波斯为主体，关注两方面的研究：第一，关于波斯驿道体系的路线问题；第二，关于波斯驿道体系的功能问题。前者虽有宏观上的共识，但细节性争论依旧未断，后者对功能的探讨多集中于军政方面，经济功能价值的探讨较少。鉴于此，本文以波斯驿道为研究视角，古叙利亚地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波斯驿道体系修建对古叙利亚文明经济维度的价值与贡献，以期对学界的深入探讨有所裨益。

驿道体系的建立与走向实际上是路线走向的问题。古叙利亚地区位于东西方之间，地理条件优越，历来是诸文明的争锋之地。波斯治下的古叙利亚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不仅为叙利亚内部和外部快速交流奠定了基础，亦为内外贸易循环网的形成提供了平台。

波斯帝国是世界上古史西亚北非帝国的集大成者，驿道体系的建立源起于中央集权、帝国稳固和域内一体的政治理念，而非以贸易发展优先为目的的经济理念。波斯帝国的疆域广阔，为了进行有效统治，君主在政治制度设计上采取了行省制。但各行省内部及与中央的矛盾亦十分突出，叛乱时有发生，为了有效镇压叛乱，波斯王便积极推进道路建设，建立起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虽然这一繁杂的交通网已无法完全考证，史料记载的某些驿站位置也充满争议，但通过零星的文献依旧能大致还原出道路建设与波斯统治之间的关系。关于波斯时期道路建设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希腊文献、考古资料以及西亚文献，又以希罗多德的《历史》（The History）和《波斯波利斯要塞泥版文书》（Persepolis Fortification Tablets）最为重要。

通过文献构建可知，波斯驿道体系中最重要的一条道路被希罗多德称为御道（Royal Road），这条御道从以弗所出发，经萨迪斯最终到达苏萨，主要连接帝国中心到西段的道路。这条道路并非波斯帝国新建道路，而是继承了古亚述、赫梯和弗里吉亚等民族道路系统上形成的驿道体系，途经古叙利亚境内。按照希罗多德的记载，这条御道的路线是：以弗所（爱琴海）→萨迪斯（吕底亚）→弗里吉亚→哈利斯河（关）→卡帕多西亚→奇里乞亚→幼发拉底河上游→亚美尼亚→玛提恩尼人（底格里斯河—两条扎巴图斯河—金德斯河）→基西亚考阿斯皮河→苏萨。

这条御道全程设有王家驿站111个及旅馆众多，沿途设诸多停歇之地。若这条御道用帕拉桑（parasang）计算，帕拉桑等于30斯塔迪亚（Stadia），从萨迪斯到波斯都城的距离便是450帕拉桑、13500斯塔迪亚，如果每日行进150斯塔迪亚，走完行程为90天。希罗多德的详细记载让众多学者认可其记载的可靠性，但也有学者通过对《波斯波利斯行政档案文献》（Persepolis Administrative Archives）的研究，认为帝国境内存在的很多道路都有与“御道”相似的功能与情况，希罗多德笔下的“御道”并无特别之处，仅是波斯官道的一部分。

当然，笔者认为这仅是官道与民道的差异，并不影响对驿道体系的探讨。实际上希罗多德笔下的御道远比波斯帝国本身更古老得多，这条道仅是一条官道，还有很多民道（支道）将帝国各地区相连。这条御道与叙利亚地区明确的连接点在幼发拉底河上游，沿着这条河南下经各种民道便可进入叙利亚腹地，由此古叙利亚地区便与东西各段联系在一起了。

故该御道仅是一个“主干道”，由此衍生出的次干道才是波斯驿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西方学者对希罗多德的记载进行过实证考察，大致勾勒出了这一王道的复杂道路体系，如德国学者海因里希·基波特（Heinrich Kiepert）最早提出波斯御道从萨迪斯出发，沿东北方向前行，依次经过戈尔迪翁、安卡拉、普泰里亚、科马那，自此地转向南行前往塞巴斯泰亚和梅里特内，最后通过亚美尼亚和两河流域到达苏萨。拉姆塞对此路线作出了修正，认为御道在塔维乌姆便转向马扎卡，从马扎卡向东经梅里特内进入亚美尼亚和两河流域。

结合以上学者的研究，笔者认为波斯治下的古叙利亚地区由南北两条分支路线构成：北线是由北转东线，从萨迪斯出发，经西陶鲁斯山北部，入吕底亚、弗里吉亚、亚美尼亚、卡帕多西亚，沿幼发拉底河平行向东，由底格里斯河到达苏萨，沿途经历了萨迪斯→戈尔迪翁→哈图沙什→格雷梅→尼尼微→阿尔贝拉→巴比伦→苏萨；南线则是由南转东线，从萨迪斯出发，沿西陶鲁斯山南部，循半岛南岸，从奇里乞亚出阿玛努斯关口和叙利亚关口，由幼发拉底河进入苏萨，沿途经历了萨迪斯→法赛里斯→塔尔苏斯→伊苏斯→阿勒颇→巴比伦→苏萨。

上述南北两线实际上为横向线，主要集中在叙利亚北部，连接点是幼发拉底河。波斯时期的幼发拉底河已属古叙利亚“河西行省”的东部天然边界，沿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便是古叙利亚疆域。还有一条南线，主要由叙利亚南部的加沙地区经叙利亚沙漠到达东部地区的线路。该条路线上的山河湖泊与波斯驿道的分支勾连形成的纵向道路亦将该地区各区域联系了起来：

第一条纵向道路为北线的分支：从萨迪斯出发，在格雷梅直接向南到达塔尔苏斯，后经伊苏斯进入叙利亚地区。此处又分为三条线：

首先为西线，主要沿腓尼基沿岸，经特里波利斯、西顿、推罗及加沙等城市，最终进入埃及。

其次为中线，主要沿伊苏斯向南，由阿勒颇沿内陆地区进入大马士革，再由大马士革经耶路撒冷，最终进入埃及。当然也可从大马士革或耶路撒冷向东与西线汇合，进入埃及，这条路线是叙利亚境内最重要的南北通道。

再次为西线，这条路线由南向北，或者说是由北向南的一条反向线，也是亚历山大东征线上从埃及出来后向两河地区进军的路线。这条线从南部到达大马士革，从大马士革向东北到达幼发拉底河上游沿岸的萨普撒库斯，在这里分水道与陆道两支，水道是沿幼发拉底河一直可达巴比伦城，陆道则是继续向西北到达尼尼微附近的高加米拉，而后向南经埃尔比勒、贝希斯敦（这一线也可走底格里斯河），渡过底格里斯河到达巴比伦，这亦是亚历山大东征的线路。这三纵三横的交通线辅之以各级河流、湖泊及海洋组建成乡道驿道体系。古叙利亚地区的交通网已然四通八达，网格视域下的古叙利亚地区已经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贸易共同体。这一贸易共同体与波斯其他行省的道路体系形成互联，如除了西部御道，东部交通网亦与古叙利亚地区实现了道路接洽。有一条道是从巴比伦到埃克巴坦那的要道，也被称为扎格鲁斯道，因为这条通道是从扎格鲁斯山口进入平原，经巴比伦和贝希斯敦，最后到达米底旧都埃克巴坦那，而从埃克巴坦那和苏萨向东又分成几个重要通道。

一个是波斯北道，亦称埃克巴坦那至巴克特里亚道。这条道是从波斯，经阿富汗、中亚、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交通要道，属于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这一线分为东西两段，西段自埃克巴坦那出发，经拉加伊和扎德拉卡塔，到达赫拉特；东段自赫拉特分为南北两线，北线自赫拉特向北经过巴克特拉、奥诺斯到达喀布尔，南线则自赫拉特向南，在赫尔曼德河附近向北经坎大哈进入喀布尔，南北线汇入喀布尔后继续向西到达塔克西拉。另还有波斯中道和南道，中道和南道实际上是将埃克巴坦那与波斯波利斯及苏萨连接的基础上通往印度的通道。中道是从埃克巴坦那出发，经帕萨尔加德到达波斯波利斯，而南道则是从苏萨出发，经过波斯关口，进入波斯波利斯，而从波斯波利斯沿波斯湾沿岸，经布什尔、阿巴斯和卡其拉等地可进入印度河流域。文明交往论认为“‘主体—客体—主体’的交往中离不开交通和科技要素”。波斯帝国交通大动脉的建立，初衷是为了维护政治统一，但帝国内部民族成份复杂，若没有完善的道路体系，很难想象内部发生叛乱时，波斯王应如何应对。古叙利亚地区位于西亚北非文明的交通中心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波斯帝国在该地区实行行省建制，以层级管理方式加强了帝国对该地区的征服和管理，有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实施。然而这一制度的发挥需要紧密有效的交通网作为辅助手段。波斯帝国希望实现集权统治，但地方行省的分权习惯也经常会对帝国的统治造成威胁，地方行省时常反叛，镇压反叛仅靠宽容的政策是不够的，要靠迅速的军事镇压，要讲求时效性，否则可能会出现反叛者战争已经结束，波斯王军还未到达的不利境况。

所以，波斯驿道的首要功用是政治与军事功能，为此，驿道不仅沿线分布有驿站、驿馆，还有驻军的要塞和关卡，这些设施的建立具有以下作用：第一，信息传递的重要阵地，波斯王可以及时监管地方，一旦有风吹草动，国王能迅速知晓；第二，防止反叛者的勾结，沿线要塞有重兵把守，大多为险关要地，一旦有叛乱发生，驻守军队可随时应对，以便有效缓解危机；第三，波斯大军能够快速集结征讨，这为波斯王能快速镇压各地反叛提供了便利条件。波斯的道路首先是波斯实现政治统一和强化王权之路，属于波斯政治制度得以实现的有效手段，对波斯帝国的治理至关重要。

但客观上因这些道路而形成了大量的要塞与城市，沿线设立的驿馆与驿站，沟通波斯帝国内部和外部，建立在政治统一之上的道路系统构成了巨大的贸易网，这条贸易网中既有各行省的贡赋车辆，还有远距离的贸易商队，让波斯帝国的“血液”迅速地流动了起来。

波斯帝国贸易网的形成几乎与驿道体系的建立同步进行，驿道体系主要基于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在战争中形成的道路网，如居鲁士攻陷米底都城埃克巴坦那后，疏通了波斯波里斯—帕萨尔加德—埃克巴坦那沿扎格罗斯山东侧的南北纵向大道。据载居鲁士（CyrusⅡ，公元前550—前530年在位）就是通过这条大道，把由埃克巴坦那掠夺的黄金、白银等其他财宝作为战利品被运回到都城帕赛波里斯的。第二种是基于原本成熟的道路体系，如利用赫梯、亚述的古道，经拓宽整治，使之可以用于商队车辆通行、传递邮件、运输辎重，如叙利亚境内的阿勒颇-大马士革道便是沿用了古赫梯-亚述商道。

为了有效发挥帝国境内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的作用，波斯人受亚述人的启发，建立了驿站制度，与其不同的是，波斯帝国沿御道沿线设置驿站，且驿站数量较多。希腊史家色诺芬赞叹波斯道路的完美和驿递组织的严密，驿道被分成帕拉桑，每20千米设置一个驿站并配有旅馆，每站都有马匹和信差，可将国王诏书一站接一站地急速传递下去，甚至在夜间也传递不止。而为了维护驿道安全，在各地区和沙漠的边缘，在大河渡口和险要关隘，均修筑工事，派驻卫戍部队，一遇紧急情况，点篝火为信号，可相互支援。驿站亦促使诸多城市出现，城市同道路系统一样，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征服过程中新建立的，如古叙利亚境内的马拉干大（今撒马尔罕）和特里波利斯（三城），前者的修建除了防御游牧民族进犯和保证驿站系统安全运转外，也有控制东西商路的目的；后者由西顿、推罗和阿拉杜斯共同建立，波斯统治时期，这座城市逐渐成为叙利亚地区（腓尼基）的政治与经济中心之一。第二种则是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在古叙利亚地区便有阿勒颇、乌加里特、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等，这些城市本身已经形成完善的城市体系，城市之间也有交错的道路网络体系，波斯的主要贡献是将这些城市或区域进行了管理体系的重组建设，形成了更为庞大复杂的城市网络体系。按照波斯帝国行省的划分，叙利亚的“河西行省”分为沿海的腓尼基、南部的犹大、北部的撒玛利亚和沙漠地带的阿拉伯-纳巴泰。

在古叙利亚的土地上，腓尼基是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在波斯人到来之前，腓尼基并非统一的地理和集权的政治单位，而是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沿海狭窄地带形成的一连串的商业城市国家。波斯治下的腓尼基城市主要有推罗、西顿、比布罗斯和阿拉杜斯，这些富庶的城市在波斯时期享有很大的独立性，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腓尼基人城市从波斯的统治中受益，因为得到波斯大王的恩宠，且从帝国和平以及良好的交通中获利，尽管他们在西部失去了迦太基和其他殖民地，其繁荣却有所增长”。从“考古资料和钱币分布均已证明西顿、推罗和阿拉杜斯是那200年中最为重要的腓尼基城市”，虽然比布罗斯的货币不如前述3座城市流通范围广，但拥有庞大的公共建筑，也是一座繁荣的城市。

这些城市的领土并非连片，如西顿统治着推罗南边的多尔，多尔南边的阿什科龙则由推罗控制，这符合波斯王“狼牙交错”集权统治的策略，加上腓尼基自身独特的政治组织，为良好的海上贸易路线的运行提供了方便。这些城市既是道路上的中转站和海上军事力量，更是商贸中心，它们接力式的分布，将地中海、小亚和埃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内陆犹大和撒玛利亚行省则成为通往东方的重要商贸路线，其中比较重要的城市便是今天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该城历史悠久，古时它不如耶路撒冷的宗教地位和政治地位，但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十分显著，从推罗经琐巴向东北方向便可到达大马士革，而从大马士革继续向东北行进，可分为两线，一线沿幼发拉底河上游（大约与阿勒颇平行）到达河流沿岸，顺势可达到两河流域地区，还有一线经过叙利亚沙漠上的重要商贸城市帕尔米拉，也可到达幼发拉底河沿岸。波斯征服叙利亚地区后，可能将这座城市设为河西行省的首府，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其作品中也提及“波斯统治时期的叙利亚诸城中以大马士革最为著名”，足见这座城市在波斯统治时期的经济与战略地位。

波斯统治下的古叙利亚还拥有富有“古代文明之都”美誉的阿勒颇，土壤肥沃、农业发达的海滨平原城市拉塔基亚，农业区中心与交通枢纽的叙利亚中部城市霍姆斯等。虽然关于波斯时期古叙利亚地区的城市史料非常有限，但通过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文献及大量考古材料可知，这一时期古叙利亚地区的城市获得了巨大发展，如果说波斯帝国交通网络体系是维持帝国快速稳定运转的“血管大动脉”，那么这条“大动脉”上的城市则是“造血干细胞”，它为血液的正常流动提供了供给和运输的强大功能，正是在道路网与城市互动的共同作用下，才促成了帝国内外“物”与“人”的交流，促进了古叙利亚地区乃至整个波斯帝国的繁荣。

波斯时期，在发达的交通网和繁荣的城市的推动下，古叙利亚借助其“十字路口”的便利条件，形成了沟通东西方经济交流的重要纽带。腓尼基盛产的紫色染料和纺织品，远销地中海世界。商人在地中海沿岸进行物产交换，从而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以西顿为例，公元前4世纪“该城财富和其他资源远远超过腓尼基的其他城市，能够调集100余条三列桨和五列桨战船”，另从西顿仕女墓中，“发现的丰富的珠宝和其他珍贵礼物，表明这一时期该城上流社会财富规模巨大”。

除了染料、纺织品，腓尼基还出口黎巴嫩的雪松以及其他木材，甚至建立起了地中海世界的贸易路线，这条路线上流通着各种各样的商品，如阿拉伯半岛的香料、羊羔，西班牙的银、铁、锡和铅矿，伊奥尼亚的铜器，埃及的亚麻。除此之外，腓尼基人的货船上还有玫瑰、棕榈叶、无花果、石榴、杏仁，他们将这些物品运送到地中海世界的各个角落，以此换回希腊的月桂、夹竹桃、鸢尾、常青藤、薄荷和水仙花。

希罗多德记载了一位波斯学者对腓尼基人的描述：

他们载运着埃及和亚述的货物，在许多地方靠岸，包括在阿尔戈斯的地方登陆。阿尔戈斯在今天被称为希腊的地区，它在任何方面都优于其他邦国。他们来到这里，陈列货物进行交易。

波斯统治下的古叙利亚地区的内陆贸易也比较发达，其贸易空间包括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两河流域、安纳托利亚、爱琴海的希腊城邦、塞浦路斯岛等地区，沟通了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赫梯文明、叙利亚-巴勒斯坦文明和爱琴海文明。具体的商路有爱琴海诸岛到东方的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又经叙利亚-巴勒斯坦向东到达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等地；而东方的商品最远从印度河流域、中亚的阿富汗地区经伊朗高原到达两河流域和安纳托利亚，又从两河流域中转到达叙利亚-巴勒斯坦，再经东地中海商路到达埃及、塞浦路斯岛，甚至最终到达爱琴海的希腊诸城邦。通过东地中海世界，古代近东各地的商品被运至更远的希腊地区，同样希腊的特产也被交易到东方的近东地区。这其中古叙利亚地区发挥了“中转站”的作用，虽然波斯时期古叙利亚的政治与军事因素愈发重要，但其贸易的功能依旧是维持帝国内部有序循环的重要因素，东西方世界在历史上第一次直接的交流并不是兵戎相见的战争，而是和平友好的贸易，“丝绸之路”西段的贸易网络日渐成熟，这为之后丝绸之路这一更狭长的东西方贸易路线的开通奠定了基础。

在外来政权的干扰下，古叙利亚地区呈现出“多中心主义”下的“弱政治”政权特质，意味着其文明的衍生与发展无法通过政权统一来实现。但波斯“河西行省”体制与驿道体系的建立促使古叙利亚地区形成了内外贸易网格，激发了其“节点文明”特性的发挥。

（一）各地相通：十字路口与叙利亚商业中心区建立

古叙利亚邻近地区，如两河地区盛产陶器、大麦和小麦，但石材、金属、木材等资源严重匮乏，尼罗河流域生产粮食、黄金、亚麻布、纸莎草纸、皮革制品，但缺乏护身符、珠宝和装饰所需的木材、金属，希腊盛产葡萄酒、陶器、橄榄油等物品，但严重缺乏粮食和织品。正是由于各地所缺物资不同，无论是奢侈品或必需品，都为处于交叉地带的古叙利亚地区的商贸网的形成提供了条件。而无论是腓尼基人，还是希伯来人，他们经常穿梭于古叙利亚地区的贸易道路上。因此，实现欧亚非各地物资有效运转便是建立在这一“供需”的基础之上，如波斯王专属食用的小麦来自埃奥利斯的阿苏斯，喝的葡萄酒则来自叙利亚的卡里莫尼亚。

帝国统治模式对古叙利亚的贸易网络做了进一步规范：一方面，通过政权的力量维护贸易沿途的安全；另一方面，以更为标准化的道路体系保障贸易往来的顺利进行。故自古叙利亚地区被确立为波斯帝国的行省开始，黑曜石之路、青金之路及青铜之路便与著名的波斯御道部分重合，且部分道路获得了进一步完善。因此，古叙利亚地区的经济贸易体系既不是一个城邦网格的经济网，也非依附性的附属国经济网，而是一个域外大国经济网上的一部分。之前的跨区域贸易转变为帝国的内部贸易，古叙利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发展与帝国的命运密切相关。

具体而言，在波斯帝国之前，古叙利亚与外部的贸易联系主要有三种：一是与两河流域的联系，二是与埃及和东地中海海岛的联系，三是与小亚沿海地区和安纳托利亚高原地区的联系，2但在叙利亚、两河流域、埃及和伊朗高原逐渐成为波斯帝国治下的疆域后，作为帝国内部的经济共同体，经济贸易联系空前频繁，古叙利亚作为经济单位，依靠整个帝国的经济大后方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城乡互补：城乡交流对叙利亚商业贸易的支持

古代城市不过是公社制度的一种表现形态：一方面，它依然以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为基础；另一方面，虽然土地私有制已经得到了初步发展，但对于城市居民而言，拥有公社成员身份依然是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所以古代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一种互补关系，他们之间的互动促进了内部分工的细化，乡村城镇化促使农业向周边地区转移，而城市本身保留和衍生出了手工业以及商业，城乡之间为了满足各自生产和生活的需求，城乡间的物品流动也就加快了。

虽然关于古叙利亚地区的城市考古资料有待于进一步补充，但从具有代表性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看，大体已经形成了城市模式，且在古叙利亚历史演进过程中，除了城市的规模有所扩大外，基本上延续了这一模式，特别是在波斯帝国时期，因为统一区域的构建，相对和平的环境，促使这一地区的城市更为繁荣。

在古叙利亚地区，城市的出现是其各行业或城乡区域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至少在波斯时期，帝国强大统一的政治保障，为古叙利亚地区城乡之间的互补与互动提供了条件，农产品与手工产品的城乡交往交流促进了古叙利亚区域内的物品流通，也加速了古叙利亚文明向外的商品输出，提升了文明交往的动力。

故古叙利亚地区很早便产生了城乡的分工，这种分工是社会生产发展与人口增多的结果。城乡二元经济模式的形成，促进了古叙利亚地区商贸活动内部生长力的形成，而在内部生长力不断强大的动力促使下，城乡间的交往逐渐扩展到跨区域的交往，这种交往则使得古叙利亚地区逐渐形成一个整体统一的贸易网，而这一贸易网也逐渐成为欧亚非贸易网上的中转站，古叙利亚地区自然地理上的“十字路口”，也逐渐演变为经济交往领域的“交易路口”。

（三）农牧工商：交往视域下叙利亚互动交流的商品

从自然地理环境的构成来看，多样性造就了古叙利亚地区农、牧、工、商几种行业早有发展，这里既有适合粮食生产的农耕区，也有植被茂密的林区，还有适合牲畜养殖的牧区。所以，古叙利亚地区很早便产生了文明的形态。但由于该地区自然环境的差异性，也导致其各地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这一地区历史发展的进程。有学者指出，古叙利亚地区政治上的统一局面十分罕见，大多来自外部势力，且昙花一现，主要受“高山峡谷、贫瘠的平原、难以逾越的水系都导致古代叙利亚地区居民组织松散，我行我素”等因素的影响。

波斯时期古叙利亚地区的农牧工商获得进一步发展，这一方面得益于波斯帝国的政治支持和行省制度设立，给予其相当的宽容政策；另一方面得益于波斯帝国道路体系的完善，形成了稳定安全的农牧工商的交流系统与平台，且君主较少干预这里的经济生产活动，征收的赋税也是很轻的，据载当时作为第五区的古叙利亚地区缴纳的税金在350塔兰特（talents），仅是埃及的一半。最重要的还是在波斯帝国统一政权下，行省长官兼有管理古叙利亚地区经济发展的职能，不过其主要是督管，并不干涉，据色诺芬的记载，对于地方事务，“如果国王看到有的地方，无论是由于管理不当，或是由于轻视职守，或是由于粗心大 意而使生地荒芜，人烟稀少，他就惩罚当地长官，并派别人代替他们的职务”。

正是由于波斯治下对行省长官在经济管理上的严格要求，古叙利亚地区的经济得到巨大发展，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行省经济的岁入中，伪亚里士多德（Pseudo-Aristotle）的《经济论》（Oeconomica）中大致反映了古叙利亚地区的情况，据载“这里我们发现有6种岁入：得自土地的、得自地方特产的、得自商品的、得自税金的、得自牲畜的、得自其他各种来源的。其中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岁入得自土地（有人称之为地产税，也有人称作什一税）；次重要的岁入得自金、银、铜或其他特殊产物；第三是得自商品的岁入；第四是得自耕作土地和市场税的岁入；第五得自家畜，称作家畜收益税或什一税；第六是得自其他来源的岁入，称作人头税或手艺税”。

从史料可知，波斯统治下，帝国统治者通过宽容政策，使古叙利亚地区的四种行业不断完善，商品流转于波斯帝国治下的“河西行省”的贸易网。这条贸易网上，除了传统农业区的小麦、燕麦、大麦等谷物，手工业匠铺生产的陶器、农具等工具外，还有来自农牧区的大宗经济产品，如木材、黄豆、橄榄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波斯帝国治下，古叙利亚地区安全稳定的贸易市场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游牧部落牧业产品的发展，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南部的阿拉伯行省。

关于古叙利亚南部地区的阿拉伯人，史料记载非常有限，从零散的文献中可以看出，阿拉伯人属于游牧部落状态，波斯征服叙利亚地区时，这里还未形成统一的政体，“必定不能用于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群体”。虽然这一地区属于免税区，但希罗多德说，这一地区要给波斯王室带来各种礼物以及每年1000塔兰特的乳香，实际上这些礼品也属于固定的赋税，只是缴纳的方式不同。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波斯帝国为了让阿拉伯人有效控制古叙利亚南部地区的战略和贸易要道，授权阿拉伯人掌控从加沙至耶尼苏斯沿岸的所有商业中心，委托其征收香料的关税，即允许其管理阿拉伯半岛穿越内盖夫至地中海海岸的西部分支的发达香料贸易，而作为回报，阿拉伯人每年要定期向波斯王进贡固定数量的香料，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古叙利亚地区的南部香料贸易已经形成非常大的规模，农牧工商的互动与配合也在不断完善，这些都成为古叙利亚地区贸易网繁荣昌盛的重要推动因素。

古叙利亚文明与传统认知的以政治史为主线和框架的文明演进规律不同，它是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多元的文化根基下，催生出以经济与文化为主体特性，以交汇与融合为显性方式的文明模式，故在东地中海的贸易中，其很早便成为“黑曜石之路”“青石之路”和“青铜之路”三大贸易路线的中转站，交通要道的重要性在各种政权的交往中日益凸显。以阿摩利人、亚述人和犹太人为代表的闪米特语族人的“藩属国”政策加剧了该区域政权的分崩离析，而公元前539年波斯人的废藩置省，建立“河西行省”的举措，标志着该区域原本分散的附属政权转变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区域，以经济文化为载体的叙利亚“节点文明共同体”由此形成。

而波斯帝国作为世界古代史上第一个囊括亚非的大帝国，为了实现有效集权统治，便开始广修道路。因此，波斯驿道体系是波斯王为实现帝国治理而建造和完善的道路体系。与之前道路系统不同的是，波斯修建的驿道系统更为宏大、完善和标准。特别是古叙利亚地区，首次以统一的平台发挥其连接西亚北非与欧洲的十字路口的战略位置。因此，在波斯治下，古叙利亚域内的道路系统纵横交错、十分发达，原有的三条商贸路线在为波斯驿道的建设奠定基础的同时，又提升了该地区在沟通东西方贸易中的战略地位。

虽然发达的交通系统主要发挥军事与政治功用，但亦将波斯帝国疆域内的贸易网建立了起来，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叙利亚地区内部的交通网将该地区连成一个经济共同体，另一个维度是叙利亚经济共同体通过外支交通网将埃及、巴比伦、中亚、印度、地中海等文明体连成一个冲破区域文明的大文明经济体，应该说古叙利亚于此成为丝绸之路西段贸易线上的中心，这让其能更便捷地吞吐来自交通网上的贸易物品。

因此，正是在波斯驿道体系的加持之下，古叙利亚地区经济体的价值与功用得以充分发挥。首先，各文明区域内的互补趋势更为明显，埃及、两河、希腊、印度等地的物品从四面八方汇集于叙利亚地区，又从这里辗转四方，加速了古叙利亚商贸中心区的确立；其次，古叙利亚地区交通网的完善，加速了其内部城乡经济的互补，这成为古叙利亚内外文明交往的原动力，如果说波斯“河西行省”的设置，确立了古叙利亚的政治与边疆边界，那么驿道体系下的贸易网的形成，则让古叙利亚地区形成无法分离的经济链条；再次，古叙利亚地区吸收了来自各处源源不断的商品，极大地促进了农牧文明之间的商品与经济交流。概言之，波斯驿道体系促使古叙利亚贸易网形成，这不仅加速了古叙利亚内部的经济互动与联系，更为贸易网上文明成果的持续输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