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长刚：世界史视角下的区域国别研究

         摘要：作为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的历史研究与传统世界史研究存在着区别，前者强调应用性与问题解决，服务于国家战略与现实需求，类似“临床医生”；后者侧重基础性与真相分析，如同“法医”。区域国别研究兴盛于冷战时代，具有浓烈的中心论色彩。作为新兴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在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同时，应避免落入“中国中心论”的窠臼。区域国别学不应仅仅重视有关对象国和对象地区的研究，更应重视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及其在研究对象地区和对象国的传播与接受。

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设立后，关于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两个一级学科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是世界史学界关心的话题，不仅有大量的著作、论文出版和发表，相关的学术研讨会更是持续不断。对此，钱乘旦教授在很多场合都进行过阐释和说明，众多期刊也都曾组织有专门的圆桌讨论、笔谈或系列论文等，如《全球史评论》第23辑专门设立了以“世界历史视域下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为主题的圆桌论坛。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被关注，不只是因为区域国别学可以授历史学学位，更是因为“世界地区史、国别史”本就是世界史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既然区域国别学可以授予历史学学位，那么区域国别学对区域、国别的研究，与世界史对区域、国别的研究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没有差别，区域国别学授历史学学位似乎多此一举，最起码是重复设置，有浪费资源之嫌；如果有差别，那么这种差别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区域国别学既被称为“交叉学科”，具有“学科”属性。“交叉”不同于“混合”，如果只是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一种“物理”混合，其结果至多是不同学科组成的“色拉”盘，那层薄薄的“区域国别”色拉汁并不能将之变成独立的“学科”，因此也不能被称为区域国别“学”，它只能是一个研究领域，即“区域国别研究”，不同的学科根据各自的研究进路、学术视角对该领域进行研究，然后授予各自的学位——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等。

作为“学科”的区域国别学，由不同的学科“交叉”或“杂交”而成。就历史学（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的关系而言，区域国别学所进行的历史研究，所授予的历史学学位，除了拥有传统的历史学或世界史“基因”外，也吸纳了参与交叉的其他学科的部分基因，从而具有了“转基因”性质，使之看似是历史学、世界史，实则拥有了另外的属性和特色。本文拟从世界史的视角，从三个方面谈一下对区域国别学的思考：其一，区域国别学的历史研究与世界史的研究之间有什么不同；其二，区域国别学如何避免形形色色的中心论；其三，中国区域国别学的话语体系建构。

一、此历史非彼历史：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的差别

区域国别学的出现，在学界还是颇为激起了一些涟漪的。一种态度是觉得多此一举，认为区域国别学要做的实际上就是世界史正在做的；另一种态度是担心，担心区域国别学会“侵占”世界史的领地，对世界史构成潜在的挑战。两种态度背后的逻辑，实际上都是认为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之间是“相通”的。现在各种讨论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关系的文章，主要也都是讨论两者之间的相通性，认为世界史应该是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当然，历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应该是区域国别学的“基础课”，因此，区域国别学不会排斥世界史，世界史学界无须“担忧”。

本文想表达的是，如果区域国别学的历史研究跟传统的世界史研究没有差别的话，那的确没有另外设置的必要。区域国别学之所以也可以授历史学学位，正说明传统的历史学未能发挥应有的“功能”，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无法对国家和社会需求尤其是全球治理的需求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所以才需要区域国别学来“拓展”传统世界史的功能，以弥补这个空缺。因此，我们在讨论区域国别学的历史研究时，首先要思考它与传统世界史之间的区别。从世界史的角度而言，在区域国别学事实上已经存在的情况下，首先要思考的也应该是区域国别学的历史研究应该如何区别于传统世界史的研究。就笔者个人的理解，这种区别至少可以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它所包含的历史研究也应是一种“应用性”研究。关于区域国别学的应用性，在一开始谋划设立一级学科的时候就确定了。钱乘旦教授就认为区域国别学是“大国之学、强国之需”，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实用色彩，是为大国的需要服务的”，要“为政府制定政策、民间进行交流提供学术支撑”。

当然，包括世界史在内的整个历史学，“经世致用”同样是其重要的功能，中国的史学传统历来如此，西方的史学亦如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历史的应用性”宣言。不过，历史学毕竟是基础学科，除了其经世致用的应用性之外，它更具有人文传承以及知识与审美价值。西方史学虽然自古希腊时期即确立起了由修昔底德为代表的把“垂训”“借鉴”作为旨归的政治军事史传统，但同时也存在以希罗多德为代表的以人文传承和知识审美为追求的文化史传统，两种传统始终相伴相行。到启蒙时代，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文化史再次兴起，他之著述《风俗论》，因为赞助人厌倦了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军事史，而希望阅读以知识、审美为趣的文化史。近代历史学产生后，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使之充斥着“功用”特征，并对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培育、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最终导致了历史学的自我批判与反思，文化史、社会史、微观史，甚至是动物史等的出现，相当程度上就是这一反思的结果。英国史学家G. R. 埃尔顿就认为，“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还原过去”，要远离现实政治；法国微观史学家雅克·雷维尔甚至主张历史学应该成为逃避现实不确定性的“避难所”。

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宗旨的区域国别学，注重的是“以区域和国家为单元进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传统的历史学虽然也强调问题意识，如马克·布洛赫所说，“历史学研究若要顺利开展，第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提出问题”。但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历史学的“自由探索”和“自由研究”同样受到推崇。因此，可以更多地把受好奇心驱使的对知识的自由探索、对历史真相的追求让给历史学家，而把那种想以历史支撑政策研究的强烈的现实指向交给区域国别学，由此也可以避免历史学在研究旨归上的纠结与撕裂。

第二，鉴于区域国别学与历史学（世界史）学科宗旨事实上的差异，两者虽然都强调问题意识，甚至历史学也注重研究的当下意义，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区域国别学和历史学是抱着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维度去研究问题的。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分析问题”，追求的是“历史真相”，也就是问题的真相，一个事件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的，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其扮演的角色更像是“法医”，去探寻导致死亡的原因，去分析问题的“前因后果”，所以，研究的对象都是过去的事情即历史事件，要与当下保持一定的自然时间间隔，因为离当下越近，越容易受到当事人的牵涉，越难以获得真相。

与传统历史学不同的是，区域国别学追求的是“解决问题”，所扮演的是“临床医生”的角色。区域国别学的历史研究不但要像传统历史学的研究那样了解事件或问题形成的原因、所经历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要“解决问题”，是要开方抓药提对策。

第三，基于以上两点的不同，落实到具体的科研和人才培养中，在相关知识生产也就是论著、论文的写作方面，世界史的研究论著与区域国别学的历史研究论著，也应该有明显不同的“写作规范”，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世界史的，哪些是区域国别学的。

例如，同样以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为题，传统历史学的基本做法是，首先论述奥斯曼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背景动因，然后分析奥斯曼军队的构成、装备、后勤保障、战略战术等，以及拜占庭帝国的相关情况，以论证奥斯曼土耳其所以能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原因，资料越翔实，细节越具体，涉及的方面越全面，研究功力就越显深厚，成果质量就更高。但如果是区域国别学，只做到这样是不够的，应该进一步分析这一事件在欧洲引发的伊斯兰恐惧症，欧洲社会对伊斯兰和奥斯曼土耳其的形象建构，以及对当下土耳其与欧盟关系的影响，土耳其为什么难以加入欧盟等，标题也应该调整为“君士坦丁堡征服与土欧关系困境”。

再比如，以拉美的“安第斯共同体”为题。传统的历史学可以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区域主义”的盛行与安第斯共同体的构建背景；倡议者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思想情怀等；各个国家如何响应，又是如何谈判博弈，最后又如何相互妥协，最终达成协议；以及最后的运行情况等。

但区域国别学除了分析这些外，还应该与现实联系起来，分析其地缘政治影响，如委内瑞拉2006年退出后该组织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僵尸组织，但是钱凯港的开港可能给这个组织重新注入活力；然后分析成员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秘鲁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经济的互补性、他们与美国关系的疏远；最后甚至可以分析中远海运的实力，该企业领导人应该有地缘政治战略眼光，在全球化的时代，企业完全可以如同国家、政府一样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主角作用。另外，还可以分析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当年英国为了击败海上强国西班牙，在背后操弄拉丁美洲地区的民族独立，给西班牙帝国釜底抽薪，在当下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昔日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逻辑迄今尚未根本绝迹，美国不会放任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扩大影响，米尔斯海默的攻击现实主义也可以被用来支撑这种地缘政治风险评估。

当然，除以上三方面的差异之外，我们还可以列举出更多的方面，包括研究方法与进路的不同等。但是，说历史学（世界史）的历史研究不同于区域国别学的历史研究，并不意味着存在两种不同的历史或者多元的历史，其实只是分工或者研究的侧重与宗旨等的差异而已。

二、相似困境：如何避免形形色色的中心论

到目前为止，历史学主要是从两个维度去观测和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是从各个单独的共同体内部，也就是国家或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维度；一个是从人类组成的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维度，也就是国与国、文明与文明之间相互关系的维度。

就第一个维度而言，是一个社会内部人们应该达成什么样的相互关系状况，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诠释，就是要实现怎样的一种“生产关系”，或者用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们的思想去概括，就是“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善的生活”。我们可以观测到人类社会历史在这个维度上的运行轨迹：从最初的特权与不平等关系（可以是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的关系等），逐步意识到并致力于达到一种人人平等的自由、民主社会。可以说，这一维度上的历史的发展目标已经有了共识，甚至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在这个维度上已经趋向于“终结”，尽管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内部的发展情况远不是平衡的，不同国家和社会的“民主”“自由”也是千差万别的，但民主、自由的理念已经成为共识，成为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目标。

但是，第二个维度上的人类历史发展目标还充满着不确定性。且不说古代历史上的文明之间“互动”的无序性——基本上都呈现为一种冲突、战争、征服的状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定了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但主权国家却成为冲突和战争的主体，近代欧洲殖民扩张之后，在国与国之间战争频仍的同时，文明与文明、社会与社会之间又形成了更大空间和文化范围内的冲突和不平等关系。不同于启蒙时代欧洲对自身社会内部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在近代构建全球秩序的过程中，欧洲却创立了“文明”与“野蛮”两分法的理论和话语体系，将自身视为“文明”，而非欧洲地区则被定性为“野蛮”。这一“文明等级论”为欧洲殖民扩张、建立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找到了合法性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旧的直接施行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的殖民主义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新的经济金融殖民、意识形态和文化殖民又在隐藏进行。我们都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过程，过去的历程已然成为历史，当下及未来应该如何展开？关于这一过程的叙事话语将变得至关重要。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了“语言即世界”的核心思想，认为人类通过语言框架认知世界，语言的改变会重塑人们的认知，换言之，就是语言可以建构现实。

产生于19世纪欧洲的现代历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浓烈的“中心论”色彩，不仅表现在民族主义，还有种族主义、文明中心论也就是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等。这种“中心论”的历史学，尤其是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挑战，逐渐被摒弃，因为“二十世纪的历史名副其实是全世界的历史”，旧有的自由主义体系走向解体，出现了在十九世纪还闻所未闻的与自由主义体系全然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因此，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事已经过时，历史上的殖民帝国方式、以某个地区和文化为中心的方式毫无疑问应该成为历史，传统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开始转向全球史。在全球化的时代，应该致力于构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文明交流互鉴及和平共存的历史叙事。

与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学相似，服务于欧洲殖民统治和美国霸权的区域国别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也开始遭受批判。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去殖民化运动广泛开展，1978年，随着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一书的出版，后殖民思潮空前高涨，“东方学”这一名称变得越发敏感起来，它被与西方中心主义画上了等号，被认为是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扩张所进行的合理性论证，潜藏着种族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受此思潮的持续影响，成立于19世纪的牛津大学的东方学系，不得不更名为“亚洲与中东研究系”（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如果说去殖民化运动是摒弃欧洲中心论的主要促成因素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后不断深入发展的全球化浪潮，则让二战后兴起的以服务美国全球霸权为宗旨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面临着拷问和质疑。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旨在超越具有中心论色彩的区域研究的“全球研究”或“全球学”（Global Studies）开始出现，并于本世纪初一度盛行，它强调跨国性（transnational）、全球意识（global consciousness）、全球性（globality）、全球主义（globalism）。另一方面，原来的“区域研究”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和修正，开始转向“新区域史”“新区域研究”，即超越之前的中心——边缘/边疆的中心论叙事，代之以“一种狄更斯式的叙事：互相间毫不相关的群体分别登场，然后互相走向对方，在故事的最后三分之一处，他们纠缠在彼此的生活中，相遇、相爱、争吵、偷窃或谋杀，最终以一种不会让他们再分开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这种新区域研究强调“去中心”，强调“共存”，主张“优雅地接受多样性挑战”。

不难看出，无论是西方的历史学（我们所说的“世界史”）还是区域研究，都在进行自我“去中心论”，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于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中国区域国别学，不能“一出生就落伍”。这种“落伍”不是体现在时间上（我们的区域国别学要比二战后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晚70年,比近代欧洲的更晚），而是反映在宗旨、理念上。根据被称为美国地区研究宪章的《霍尔报告》，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的目标是增加关于世界及其各个部分的现有知识储备，为美国提供世界上相关地区的重要信息；以跨学科的方法并提供全面而有效的资讯；系统地研究不同文化，运用更多的参照系，以便更好、更快地理解研究对象地区的文化。如果我们的区域国别学只强调大国之学、战略之学、经世致用之学，是为用而生，要服务于国家战略，与二战后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在理念上恐怕就很难有根本区别，很难占据道德制高点，体现我们的后发优势。

因此，当欧洲的“东方学”被等同于“殖民主义”或“欧洲中心论”，当美国的区域研究被贴上“冷战”和服务美国“全球霸权”的标签，我们再使用“区域国别研究”或“区域国别学”这个传统的称号，就必须特别注意这个“旧瓶子”可能会传递给人们的“中心论”或冷战意识形态色彩，避免可能引发的“中国中心论”误解。所以，我们的区域国别学必须进行认真细致的话语体系建设。

三、共同的使命：区域国别学的话语体系建构

在话语体系的建构方面，区域国别学与历史学可以说有着共同的使命。上文论及世界史研究与区域国别学历史研究的不同时，指出包括世界史在内的传统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或者说根本的使命是寻求历史真相，但历史学的意义是多维的，区域国别学就可以为历史研究拓展新的维度。相较于寻求真相，历史学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进行“历史叙事”，正是不同时代对“历史叙事”或“历史建构”的需要，才使得历史学两千多年来长盛不衰。我们甚至可以说，历史“研究”应该而且必须“追求真相”，但历史“学”的主要使命应该是“叙事”或曰“建构”。兰克学派标榜“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但在实际的历史书写中，“怎样和以什么标准来选择历史事实，以什么观点、方法乃至语词（抑扬褒贬）来写出历史，所有这些都是由特定的人来判断和完成的”，所谓“让史料本身来说话”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因为让这些而不是那些史料来说话的，正是支配着史料的人”。同样一部罗马史，在奥古斯丁、吉本、蒙森的笔下，完全是不同的叙事。每个时代都是根据自己的时代之需去诠释和建构历史，所以，历史常写常新。

区域国别学亦如此。众所周知，严格意义上的区域国别学起源于西方。今天，我们批判西方中心论，批判西方区域国别学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那么，西方区域国别研究或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和叙事话语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讨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首先要看我们的批判对象或者我们的参照对象，他们的这些体系是什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又是怎么形成影响并被奉为“中心”的。

其实，早期欧洲的区域国别研究，如19世纪的埃及学、亚述学等东方学，它们首先是一门学问，而且还是真正的冷门绝学，释读象形文字、楔形文字，整理纸草及泥板文书，编辑相关原始文献，它们帮助世人重新认识了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将已经湮没不彰的古老文明“复活”，是实实在在的真学问、大学问。惟其是真学问，才被广泛接受和学习。建立这些学科的目的，最初也不是要为谁服务，尤其不是为殖民帝国服务，尽管后来被利用，甚至被有意识地建构。如牛津大学的“东方学”，其最初设立完全是为了英国的“帝国事业”，但它们所生产出来的西方中心论的知识和话语，如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停滞等，却能在世间谬种流传，时至今日仍难以被完全摒弃，被彻底批倒，仍被认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话语的力量，西方中心论是以学术的形式呈现和传播，因而具备学理性，并进而被赋予“科学性”。

对于二战之后美国兴起的区域国别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我们区域国别学的“借鉴”），众多国内学者甚至主流的区域国别研究学者都不认为它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学问”，而不过是一种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政策研究，是为了进行渗透和掌控，甚至为了进行颜色革命。但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所以能够在研究对象国和对象地区取得成效，能够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形成软支撑，真正成为美国的“战略之学”，同样是因为有一套学术的话语体系给予加持，比如有关自由与民主、市场与经济发展等，如果他们的“研究”只被认为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是为了收集信息并进而加以控制，恐怕就难以为对象国或对象地区所心悦诚服地接纳，也就无所谓形成“软实力”，更遑论渗透或颜色革命了。

必须认识到，西方历史叙事的话语建构，西方中心论的生产者并非只有西方世界自身，被西方中心论“他者化”的非西方社会其实也参与了西方中心论的构建，甚至相比西方世界也不遑多让。“全盘西化”“西方月亮比东方圆”等心态和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建构的，不是外部强加的，是思想“被殖民”化的结果：对西方的话语和价值观念，不仅主动接受，甚至趋之若鹜；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自我批判，刀刃向内的严厉程度一点不比西方人的“他者化”差，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或区域国别学不应该只是单向地强调建构、生产有关对象国的知识，从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宗教、族群、自然禀赋等方面全方面掌握研究对象地区和对象国的资讯，更重要的应该是建构并传递一套能够为研究对象国和对象地区所接受的话语，并让他们“内化”为自己的观念和意识。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建构起一套学术话语，或者我们的话语不够学术，不能被接受和主动传播，那我们的区域国别学就是失败的，所谓的大国之学、战略之学也就只能是奢谈。而从世界史尤其是二百年来的近现代史学发展情况看，学术的最终才是政治的。西方近代历史学的发展，值得我们区域国别学借鉴。

基于这一逻辑，我们不应该把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才是目的，后者不过是一个支撑研究和培养人才的平台和依托，尽管这是我们的学位和学科管理制度现状。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建构一套学术性的话语体系，一套让研究对象国和对象地区听得懂、能接受、愿相信，并视之为普遍真理的话语体系，建构这样的话语体系应该成为区域国别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或者说是最根本的使命。

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为全球研究，“全球主义”“全球伦理”“全球意识”等一套美丽的全球话语，遮掩着的是由西方主导、按西方利益逻辑演进的全球化，是“历史终结论”的胜利者的自信；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西方尤其是美国又祭出了“例外论”“优先论”的话语，因为全球南方的崛起使得全球化进程脱离了西方的掌控。在此背景下诞生的中国区域国别学，需要为新的全球化进行新版叙事和话语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四大全球倡议是中国就人类未来发展提出的“中国方略”。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西方社会的那种“我们”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思维无法实现人类的整体利益，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应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应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话语体系建构应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本体，形成有别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话语叙事。

爱德华·赛义德是西方中心论话语体系最著名的批判者之一。赛义德通过学理建构批判西方，解构西方话语，他的理论最终也被世人广泛认可和接受，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批判话语，这为我们的区域国别学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借鉴，即只有批判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进行建构，而话语建构成功的关键是要有学理性，成为一种“理论”，让人们能够接受和相信，尤其是让话语叙事的对象接受和相信，而不只是自说自话。这是当前我国区域国别学话语体系建构应特别关注的维度。

                                                                                                             转载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