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占军：创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历史新意

近年来中国区域国别学的超常兴起是21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从2012年教育部首次布局42家国别与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开始，到2017年扩增395家备案中心，再到2022年教育部新版学科目录将区域国别学列为新兴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交叉学科，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从无到有，在短短的十年时间内实现了从聚焦主要国别和区域到国别区域全覆盖再到学科规范化建设的三级跳，这种超常规发展背后是国家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与高校学科创新的激情。目前，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建设已成为国内高校争相关注和重点建设的新热点，各高校在推进区域国别学服务现实需要的必要性、学科交叉研究的规律性和学科建设的紧迫性等方面有了充分的共识，但还有部分高校在有关创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一些基本认识方面还存在着模糊不清的现象：如怎样理解创建中国区域国别交叉学科的创新性？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与欧美的区域研究是否存在本质不同？落实到具体的案例研究，区域国别交叉学科研究与我国依托单一学科的传统研究相比究竟有何区别？等等。这种围绕区域国别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的认识上的各自理解、各自表述、各行其是的做法是极不利于区域国别学的健康发展的。为此，笔者拟结合自身专业和十多年参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切身感受，尝试跳出当下囿于学科建设的狭窄立场，从世界历史进程的纵向发展视角，把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兴起作为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历史现象来审视，力图揭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创建及其快速发展背后隐含的历史新意。

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创建是21世纪前半期中国学科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本质是开创性的学科交叉创新，也是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重要历史现象。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起步于对域外知识的探索与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更好地服务中国外交大局，中国政府曾于20世纪60年代布局了几家国外问题研究机构，开启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序幕。但此阶段的相关研究多是国外资料翻译与整理，还谈不上严格的学术研究；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社科院各大研究所的组建，有关域外研究才开始走上正轨，但此阶段的研究都是依照学科分类单独进行的，各个部门彼此之间没有协同。直至2011年底，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密切，扩大对世界认识的渴望日益强烈，这突出表现在新的学科目录将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同时区域国别研究被提上了日程：2012年教育部启动了国别与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建设，在全国高校设立了首批42家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由此正式走上快车道：2017年教育部扩增了395个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2020年和2023年经过两轮建设评估的淘汰和新增，现有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453个，分布在186所高校，已经实现了全球区域国别的全覆盖；2022年教育部修订学科目录，将区域国别学正式列为新兴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2024年启动区域国别学博硕士点授权遴选工作，8家高校获批区域国别学博士学位点和31家硕士点，同时也开启了部属重点高校自设区域国别学博士点的序幕。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25年12月，全国高校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博硕士点正式获批总数已达58个，其中博士点19个，硕士点39个；22025年教育部还启动了本科区域国别专业；各高校成立的国别区域研究方面的研究院和学院等机构也超过60家。这些高校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大多设置在相关的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等，少数实现了实体化的建构；主要涉及外国语言文学、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等诸多学科；此外，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自2018年起也陆续在全国高校设立了60个“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16个培育中心；此外，相关的各种学术组织和团体也应运而生，如中山大学于2019年发起成立的“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2022年10月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全国多所高校倡议成立“中国区域国别学共同体”。2025年4月还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区域国别研究分会、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区域国别研究专业委员会等，上海、浙江、云南等还率先成立了省市一级的区域国别研究学会。这些学术团体和高校组织的关于如何建设区域国别学学科、如何培养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的研讨会、笔谈、论坛等学术活动此起彼伏，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术探讨。根据笔者的检索，2022年以来知网收录的有关区域国别议题的学术论文就超过了500篇；相关的学术刊物也如雨后春算般涌现。可以说，从2012年教育部布局首批42家国别与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开始，到2022年区域国别一级交叉学科的落地，短短十年，区域国别研究已经从学术探索进入到了全新的学科建设阶段。其发展速度之快，绝无仅有。不仅如此，2025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还明确要求“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此举将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建设进一步提升至国家“十五五”发展战略的高度。总之，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快速兴起和超常发展，已然成为21世纪20年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引人注目的新现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落地，曾经有关什么是区域国别学？其研究对象和交叉学科属性是什么？研究理论和方法有何不同？是否能够独立成为一个学科？诸多问题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大家的关注点纷纷聚焦到如何聚拢人才队伍，如何争取经费投入，课程教材如何建设，人才如何培养等具体问题上。似乎区域国别学已经完全步入正轨。但实际上这些基本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正如2025年7月钱乘旦先生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的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大会上指出的，现在有些高校建设区域国别学的热情很高，但在区域国别学究竟是什么？其有别于传统学科的根本特点或和学科边界等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明白。事实上，从会议上各高校的建设经验交流和汇报中也可以看出，目前各高校在推进区域国别学服务现实需要的必要性、学科交叉研究的规律性和学科建设的新机遇等方面有充分的共识，但具体到实际研究方面，似乎依然在按照原有的研究路径推进，对一些具体问题，如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和路径、与原有的学科研究的本质区别等方面，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在探索。这种在区域国别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属性的认识上的各自理解、各自表述、各行其是的做法不利于区域国别学的健康发展。及时理清认识，统一思想，是中国区域国别学从理论思考到实践探索过程中的必要前提，也是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行稳致远的关键。

结合自身专业和十多年参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切身感受，笔者认为，如果跳出当下囿于学科建设的狭隘立场，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视角，把区域国别学的兴起作为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历史现象来审视其学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创建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创新之处至少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

第一，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来看，今天中国兴起的区域国别学是时代催生的新事物。其学科建设与研究的出发点和目标与历史上欧美国家的相关研究存在根本性差异。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最早的建言者之一、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曾经撰文指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是百年变局下的全新事物，其产生首先源自国势由弱转强过程中对外部世界更新认识的需要。这种知识更新兼有质和量两个方面。“质”主要就有关发达国家的知识而言。“量”是针对有关欠发达国家的知识而言。其次，是伴随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而产生的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前提是要深入了解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别的本土文化，包括语言、习俗、宗教信仰、民族区隔、物质生活水平、社会阶层级差等，不了解这些，就不了解当地人的文化接受心理，我国文化即使走了出去，也无法真正走进当地人的内心。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另一位推动者，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也指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建设源自“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国家利益的内涵、外延都在拓展。与此同时，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中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准确把握国际形势，正确认识外部世界，有力开展对外工作，是我们推动中外交流，参与全球治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需要。从上述角度讲，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就是顺应上述独特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新生事物，它内含着新兴研究领域的拓展和交叉学科建构两个阶段。

放眼世界，欧美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可以溯源到近代早期，即1500年前后新航路开辟以及后续欧洲殖民国家和美国等大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探索与认知。其本质是对域外知识的探索和知识体系的建构，其动力来自国家对外部世界的认知需要。这个由实践驱动的、综合性的学科建构过程，发端于近代早期欧洲列强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活动，成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冷战期间的全球争霸与区域争夺，是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帝国之学或大国之学。伴随着西欧国家海外探险与殖民活动开始的域外知识体系建构，最终形成了所谓东方学、埃及学、汉学等学科领域，其主要目的是了解陌生的地理和社会情况，服务于本国的海外征服和殖民。而二战后成型于美国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则是冷战期间为了赢得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而开展的对世界各国的国情和域情的探究，其核心目的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战胜对手，争霸世界。直到冷战结束后的今天，美国主导的西方区域国别研究依然延续着上述特点，跨学科、聚焦单一国别或区域的现实问题开展的实用性综合研究是区域研究的本质特征。

从这个角度上讲，近年中国兴起的区域国别研究起步比欧美国家要晚得多，但从研究领域的开拓到学科体系建设的发展速度却要快得多，而且其诞生的时代背景和发展理念与欧美相比存在很大的不同，属于全新的事物。刘新成教授曾撰文强调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出发点和目标与欧美存在根本的不同，他指出诞生于冷战背景下的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其出发点是将研究对象国视为威胁程度不同的“假想敌”，相关研究的目的是在深入了解对方的基础上，收集信息乃至情报，为美国政府决策提供咨询。而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虽然也是受国家现实需求驱动的学科，但它的出发点和使命与“美式”中心为代表的区域研究迥然相异。他指出，我们是从一个曾被漠视的角落而非殖民宗主国的位置出发的，我们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自我中心”和征服欲，也不会产生“假想敌”的虚拟映像。我们的宗旨是相互了解，文明互鉴，合力打造“共同体”。套用人类学语言，美式“中心”立足于“我和他”，中式机构立足于“我们”。美式“中心”致力于文化对立认知上的“操控”，而中式机构谋求超越文化对立的“共赢”。

这些区别决定了中国区域国别学有别于欧美相关研究的根本属性，也决定了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不能完全照搬欧美的模式，而是要升级迭代。因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承载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理念，其共建、共享、共赢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已经超越西方“零和博弈”的价值观，将给世界各国相互借鉴、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进步提供智力支撑。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我国，目前学术界普遍把区域国别研究视为一国对域外知识体系的建构，其内涵与外延尚无公认的精准定论。因此，理解区域国别学首先要厘清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这两个概念。事实上，区域国别研究指的是一个科学研究领域，而区域国别学则是学科名称，后者的内涵远远大于研究领域，还包括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内容，二者有密切联系但不能画等号。因此，有学者清醒地指出，我国“区域国别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这个过程尚未培育出一门有清晰识别度的学科”。有些学者将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建立，甚至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古已有之，这些观点主要是从不同的学科背景或对区域国别学定义的不同理解出发的。有些学者把区域国别学定义为域外知识体系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域外知识的获取都可以归类为区域国别研究，因此，导致了区域国别学边界的无限扩大；另一种原因是部分学者没有注意辨析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之间的差异，忽视了二者作为研究领域和学科的区别，简单将二者混为一谈，导致上述错误结论的产生。这种无限制扩大区域国别研究的边界的看法直接淡化了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时代特征，削弱了其作为新兴学科的重要意义。

进入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中国重视和建设区域国别研究并独立设置学科，既是中国实力增长，深入参与世界事务，努力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要求，也是在百年变局的全新时代背景下学科创新与时俱进的新探索。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建设绝非欧美国家区域研究的简单复制，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容易陷入对欧美的经验简单借鉴、盲目照搬的陷阱。

第二，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建立在多学科交叉基础上的新学问，其本质是聚焦现实问题的综合研究及其应用的交叉学科。

作为内生动力旺盛的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起不仅是时代催生的新学问，其兴起也是传统学科、包括某些域外问题研究发展迟滞的结果。北大钱乘旦教授点评以往有关域外知识的研究，由于没有学科支撑，总体上“是零星的、分散的、不成体系的，未能形成对域外地区或国家完整的、全面的了解，既不能满足国人对外部世界认知的需求，也不能为国家、为社会提供政策支撑”。这为新兴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作为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其内涵包括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资政服务等多个方面，与原有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存在很大的互补性。在科学研究方面，学界同仁曾发表许多文章，力图为区域国别研究下定义。如有学者指出区域国别研究是指从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军事与外交、文化与科技等不同角度，对某一区域的某个专门问题进行综合交叉性研究；也有学者指出区域国别研究“是建立在跨学科的视角下对特定区域或国家的情报（或国情）收集整理和针对具体利益（或威胁）的战略研究的结合”。可分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区域国别研究泛指以国家或区域为单位，针对国情和域情展开的全方位、多角度、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社会、文化等领域，核心是针对域外国家和地区知识体系的获取与建构。这部分与现有的传统学科的研究存在很大的交集；狭义的国别区域研究则是指针对特定国家或区域的特殊国情或域情开展的应用性研究，包括国家和区域治理方面的战略性研究、针对突发事件的对策性研究、围绕热点进行的信息类研究以及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基础性研究，其重心在于对域外信息的获取与利用。这部分研究则往往需要多学科的协同研究，以往依托单一学科的传统研究力所不及。而狭义的区域国别研究恰恰是目前国家所需要和倡导的。2020年首届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提出建设交叉学科门类；2022年交叉学科门类下增设区域国别学一级交叉学科，其背后的逻辑不言而明。目前关于区域国别学的解读有了官方的版本，即2024年教育部发布的区域国别学学科简介中的明确定义：“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是对世界不同区域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人文、地理、资源等进行全面研究，具有战略性、综合性、集成性、对策性、实用性和即时性等特征。区域国别学的任务，是打通原来分属于各独立学科的知识领域，系统探究区域、国别的历史与现状，揭示其规律和走向，形成交叉与统合的知识体系，为我国深刻了解世界提供学术指引。”

但随着区域国别研究与区域国别学概念的厘清，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即与原有的学科研究相比，区域国别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其相关研究到底新在哪里？比如同样是研究巴尔干问题，原有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学都在做，也取得了不少成绩，那么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巴尔干研究有什么不同？如果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新立一个交叉学科？换句话说，区域国别学的存在的必要性在哪里？ 这些基本问题对于学科的建设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不搞清楚，可能会导致学科建设走弯路或错路。

目前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区域国别研究是针对域外国家或者区域当下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或国际问题的综合性研究，既包括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研究，也包括解决现实问题的决策研究，更包括长时段的前瞻性的战略研究和专题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协同、跨领域综合研究的基本特点。这是区域国别学有别于传统学科研究的最大区别。

事实上，随着我国的国际化参与深度与广度的加深，我们面临越来越多的复杂多样的问题，妥善应对这些问题，需要丰富的知识和智慧的支撑。比如现有的俄乌冲突、阿以冲突、中美贸易纷争等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单靠原有的依托单一学科研究的模式难以解决，或无法全部解决。因为这些现实问题涉及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方面面，单独的学科体制无法满足协同交叉研究的任务。比如，国际问题研究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领域归属于政治学门类，相关的研究长期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突破对复杂的现实问题的预测还有待加强。这告诫我们按照原来学科分野，无视现实问题的复杂性的老路来建设区域国别学是走不通的。此外，由于现实问题本身都是综合性的，因此，单一学科的研究只能解决局部问题，要想得出整体性的结论必须通过多学科的协同研究才能做到。这是新建区域国别交叉学科的最大动因，也是区域国别研究有别于传统学科的最大不同。

第三，中国区域国别学的诞生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标志着一场将时代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与学术研究需要紧紧绑定的新变革的到来。

众所周知，区域国别学是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的新生学科，这决定了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学问。由于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是一种全新的整体化的知识体系，这不是单一学科分别建设能够解决的问题。因此，跨学科的交叉协同是必然的要求。同时，研究问题的现实性又要求我们的研究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是走出书斋，到实践中的学问。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特质要求其成果不仅要产出、要转化，还要应用，且要有实效。这是与以往传统学科研究相比的最大不同。这种不同必将引发中国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甚至学术管理机制的变革，这场变革将是连带性的，涉及人才聘任、成果认定、绩效考核、评价奖励等机制。如：成果形式、署名方式，考核评估内容等都要随之变化。适配学科交叉研究的管理制度改革的要求已经被提上了日程。这场改革的核心理念是从重视成果产出到侧重成果应用。此类变革将打破现有的管理模式，引领学术管理范式的转型。现有的高校管理机制是学科建设依托院系，相关的资源分配也是按照院系下拨，研究人员的人事关系隶属于固定的院系，考核、评职称、晋升、评优等都是按院系来申报和管理，发表文章第一署名单位要求，多人成果的排序规则和认定办法，等等。这些规则都是单一学科体制下的管理，但完全不适合交叉学科多人合作协同研究成果，因为，交叉学科研究的成果往往需要多学科参与，其不同学科各有贡献，无法纵向排名评价，跨单位的更是无法评优。结果现有评价体系不能准确地认可每一位参与研究人员的贡献大小，这将严重制约研究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相关的绩效考核也会面临困境。由于目前学术界各领域的专家大都是某一学科或专业的专家，总体上对于其他学科的了解有限，缺乏对于交叉学科研究成果的产出的认识和评价的判断力，因此曾经出现过交叉学科成果被贬低或误伤的情况。这与区域国别学倡导多学科交叉协同的理念和实际需求是相背离的。为了破解上述困局，有些高校和单位已经开始了涉及体制机制改革的尝试，如北京大学已经率先成立了单独的交叉学科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已经在《世界史》单独设立了区域国别学专栏；《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也单独开辟了区域国别学/巴尔干研究专栏；国家社科基金新增了区域国别与国际问题研究评审组，为区域国别研究开辟了独立的赛道；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供了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支持计划，支持个高校学生到对象国访学或调研等。但是这些改革总体属于局部改良和完善，距离全面匹配交叉学科发展的需求还远远不够。笔者认为，改变现有学科体制下延续几十年的固化管理机制不可能一蹴而就，未来能够保障区域国别学建设的改革需要结合实际需要逐步突破，目前可先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团队建设方面，应鼓励跨学科组建团队，淡化跨单位学术兼职的限制。畅通有利于跨学科、跨院系、跨单位协同合作的渠道，制定合理有效的双聘制度，探索共同科研、共享成果的团队管理模式。

第二，在成果认定方面，为了推进跨学科、跨单位、跨部门科研攻关，需要淡化以编制所在单位绑定成果归属的唯一标准，突破基于本部门利益的管理模式，以利于跨单位协同组织团队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攻关，产生大成果。

第三，在考核评价方面，应从实际贡献出发，淡化成果认定署名单位排名，突出考察学科实际参与度和贡献度；单位、学科、团队排名可以淡化排名限制；改进对要报、调研报告等资政成果的认定和涉密管理；打通资政报告与学术论文的评价机制，淡化以成果发表期刊档次为评价的唯一标准，探索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效能为准之路。

第四，在成果发布渠道方面，应加快区域国别学专业期刊建设。对于原有的服务于单一学科的区域国别类刊物进行改版和扩版，使之符合交叉学科成果发表的要求，同时出台交叉学科期刊的目录，建立评价体系，保障区域国别学成果的发表和转化。

以上三点总结分析，旨在说明区域国别学作为随时代发展而生的新事物，其全新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属性均较以往学科有很大的不同，学术界对其全新的特质有不同的认识实属正常。但是一门新创建的交叉学科，区域国别研究所需的学科交叉特性必将引发学术管理的全面变革，这些变革以及相关的联动可能导致的蝴蝶效应更是不容小觑。如何顺利开展跨学科的协同研究，推动体制机制改革与时俱进，为区域国别学的快速发展铺路，这不仅是从业者关注的问题，也是相关管理者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通过对近十年中国区域国别学创建超常发展历史的梳理及其时代背景和动因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常发展的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兴起在出发点和目标追求上与欧美历史上的区域研究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既是百年变局背景下时代催生的新事物，也是学科交叉研究拓展的新领域，更是打破中国传统学科建设格局、推进学科管理变革的新开端。上述三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与国内外相关学科和研究的区别。

客观地讲，作为一个学科，从传统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区域国别学应该有自身明确的学科边界、具体固定的研究对象、专属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自成体系的学术规范。但以学科交叉为基础的交叉学科则恰恰相反。交叉的本质就是兼容，学科交叉就是突破边界形成学科间的互通。有些学者提出学科边界的问题，提出构建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体系等问题，这是用传统学科的建设逻辑和思维在考虑问题。相较于国内现有学科体制下依托单一学科开展的区域和国别研究，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其依托学科交叉开展的研究有着鲜明的特点。2025年笔者曾以国内巴尔干研究为例，比较依托传统单一学科和依托区域国别交叉学科研究的异同，将二者形象地比作“瞎子摸象”与“拼图”：“如果说以往的巴尔干研究好比盲人摸象，是依托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局部进行考察，得出不同的结论，虽然其局部判断可能是正确的，但总体上往往得不出正确的结论。那么，区域国别学视角下的巴尔干研究则像是拼图，是通过跨学科的交叉协同将不同学科长于局部研究的优势结合起来，共同完成一个整体的拼图，得出完整客观的结论，从而全面深化我们对域外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换句话说，前者限于局部考察，无法得出整体结论，而后者是跨学科协同探究同一问题，最终能够呈现问题的全貌并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据此，创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现实意义明确无疑，附属其中的三大历史新意也悉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