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刚 高清清：古代叙利亚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刍议——以航海探索、字母文字、一神信仰体系为例

希腊罗马时期，“叙利亚”（Syria）一词系希腊、拉丁文本对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地中海、小亚和埃及之间的西亚地区的宏观称谓。受此影响，学界通常沿用希腊罗马时期的做法，将该地域称为叙利亚。古叙利亚是西亚北非古代世界的“文明十字路口”“交通环岛区”（roundabouts），是各古代文明长期交往的场域，各古代文明的文化成果在此接触、分解、融合和转化。

国内外学术界对古叙利亚的研究早已有之。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从历史形态学角度将“叙利亚文明”作为一个重要的文明形态加以讨论，认为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都从属于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1976年在他最后一部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Mankind and Mother Earth: 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中，汤因比将叙利亚文明的存续时间界定为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并将其特征归纳为字母文字的发明与使用、先知信仰和定居农业。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汤因比明确指出古叙利亚文明的三个贡献，即字母文字、对大西洋的探索、对上帝的特殊观念。中国学者阮炜较早关注叙利亚文明的特殊性，称叙利亚文明为“超级文明”，认为其显著特点是一神信仰和神选意识。彭树智先生更是对叙利亚文明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进行了论述，指出叙利亚地区文明交往过程对希腊文明和整个西方世界有着重要影响。

正因古叙利亚文明的丰富性、复杂性，加之历史上该地域不断被域外大国统治，长期以来学界在书写古叙利亚文明的历史时，往往将其置于亚述、波斯、希腊、罗马等外来统治者的叙事之下。与之相对应的是，古叙利亚文明的许多文化成果常被写入其他古文明的谱系之中。然而，这些文化瑰宝皆源于古叙利亚独特的文化土壤，若脱离古叙利亚这一母体，往往难以揭示这些文化成果孕育与发展的深层根源。

古叙利亚文明对人类历史与文明的贡献颇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大贡献是对西地中海地区的航海探索、字母文字的发明、一神信仰体系的建立。本文将尝试脱离“大国附庸”或“他者边缘”的框架，以航海探索、字母文字、一神信仰等古叙利亚文明的重要贡献作为切入点，重新审视古叙利亚文明的历史意义与文明价值。

叙利亚沿海地区的腓尼基人（Phoenician）以擅长航海著称。“腓尼基人”并非该群体的自我称谓，而是外族根据他们所属的城邦而加诸的名称。大部分腓尼基城邦都建在叙利亚西部沿海的狭窄地带，平原被沿海山地和河谷分割，凯比尔河等河流在雨季泛滥，常阻断陆路交通和贸易。然而，这种陆难海易的地缘环境成就了腓尼基人天然的航海优势，叙利亚西部的河口峡谷和狭窄冲积平原形成了临时港口，并提供淡水补给，沿岸山坡上的雪松林也为造船业提供了充足原材料。 

腓尼基人的航海探索可追溯至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青铜时代晚期，随着赫梯、迈锡尼力量衰落，埃及在地中海南部的势力逐渐收缩，叙利亚的诸沿海城邦得以在地中海东部自由航行，大规模投入海上贸易与探险。《圣经》中称腓尼基城邦推罗（Tyre）是“航海之人居住的坚城”，并认为推罗王希兰（Hiram）曾派遣腓尼基水手与所罗门的仆人一起航海，从俄斐（Ophir）运来黄金、檀香树、宝石等货物。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Tiglath-PileserⅠ, 公元前1114—前1076年）时的一份铭文提到，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从比布鲁斯（Byblos）、西顿（Sidon）和阿尔瓦德（Arwad）等腓尼基城邦收取贡品，并乘坐阿尔瓦德人的船到达了萨穆鲁（Samuru）城。

至早从公元前12世纪下半叶开始，腓尼基人抵达塞浦路斯，与当地居民有了简单的商业交往。约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腓尼基人的商业足迹延伸至直布罗陀海峡及大西洋沿岸，建立了远至摩洛哥和葡萄牙的贸易前哨，并与当时控制着伊比利亚金属贸易的塔尔泰索斯（Tartessos）文明建立了商业联系，将地中海东西两岸断续地连接起来。

公元前9—前8世纪，腓尼基诸城邦向新亚述帝国（Neo-Assyrian Empire）的亚述纳西帕尔二世（Ashurnasirpal II）与其继任者缴纳税赋、输送资金与珍稀商品，以换取自身独立。当新亚述帝国内部因继承争端陷入混乱时，推罗趁机停止缴纳贡赋，并在公元前8世纪上半期大举向西地中海扩张。腓尼基人之所以向外扩张，首先源于拓展生存空间的需求。腓尼基人占据的沿海地带狭长，南有菲利士（Philistine）与埃及的压力，北受山地部族的阻隔，陆路扩张受限，而地中海诸岛及沿岸地区提供了宽阔的发展空间。大致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腓尼基人、希腊人等地中海民族的航海技术迅速发展，腓尼基人开创性地使用星辰进行定位，通过对星象与季风的观察，建立了系统性的航海经验。在希罗多德（Herodotus）、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Gaius Plinius Secundus）与阿里安（Arrian of Nicomedia）等希腊作家的文献中都留存了对迦太基航海探险的记载。在造船技术上，大致从公元前8世纪起，腓尼基人开始使用双列桨船，大幅提升了船只航速和机动性。腓尼基船只的质量为希腊罗马人所称道。希腊演说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认为，波斯国王在征战时很大程度上依赖腓尼基人的战船。希罗多德记载，薛西斯在集结战船征讨希腊时，曾于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举行战船比赛，腓尼基人凭借优质船只和航海技艺夺魁，薛西斯因此在战前选择登上一艘西顿的战船。色诺芬（Xenophon）则称赞腓尼基商船拥有“最好的、最完美的布局设计”，并大力称赞腓尼基瞭望手的专业性。由于缺乏精确的考古与文献定年，大多数腓尼基商业殖民地的建立先后与时间节点均无法确定，但总体来看，腓尼基人的扩张顺应地理条件、以海为路，始于塞浦路斯，随后沿黎凡特北岸向西里西亚（Cilicia）和卡里亚（Caria）推进，经爱琴诸岛至克里特与尤比亚（Euboea），向西到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抵达撒丁岛和伊比利亚半岛。最终，腓尼基人在北非沿海建立乌提卡（Utica）、哈德鲁梅（Hadrumetum）、迦太基，在西西里岛建立莫提亚（Motya）、厄里克斯（Eryx），在伊比利亚半岛建立马拉卡（Malaga）、阿布德拉（Abdera）等商业殖民地，形成跨地中海的商贸与文化网络。

腓尼基与埃及、希腊、古代近东诸国频繁的贸易与接触，使其可以借鉴、学习各个文明的工艺技术。随着腓尼基海外殖民地与贸易据点的扩张，腓尼基产品的销售市场得以进一步拓展。贸易与市场需求也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力动机。腓尼基城邦还面向广阔的地中海市场出口商品，如玻璃器皿、金属饰品、纺织品，尤其是著名的紫色织物。这些高端商品利润丰厚，激励工匠投入更多精力提高工艺水平，使得腓尼基商品在地中海世界享有盛誉。《伊利亚特》（Iliad）记载，阿喀琉斯为赛跑冠军准备的奖品就是一只由西顿工匠制作、由腓尼基人带入希腊世界的纯银碗。

腓尼基人的海上贸易网络可以分为两大板块：一是与自身商业殖民地之间的内部通商，二是与其航行途经各地的外部交换。在内部贸易中，每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特色商品，如塞浦路斯的铜矿和木材，西里西亚与吕基亚（Lycia）的木材，萨索斯（Thasos）的金矿，撒丁岛和伊比利亚的金属等。外部贸易方面，在地中海西岸，腓尼基人出售紫色织物、彩绘陶器、浮雕金属器皿和琥珀等奢侈品，转售来自埃及、巴比伦、印度等地的彩陶、织物、香料与珍珠等物，换回希腊陶瓷制品、科林斯铜器等工艺品。腓尼基人与非洲西海岸的贸易则主要包括象牙、象皮、狮皮、豹皮、鹿皮、黄金等。

公元前7—前6世纪，腓尼基城邦历经新亚述帝国灭亡，新巴比伦（Neo-Babylonian Empire）、波斯帝国（Persian Empire）崛起，以缴纳贡赋、提供海军等方式与这些大国始终维系着务实的关系，艰难地保持着自治或独立。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后，腓尼基舰队损失惨重，腓尼基城邦商贸也遭重创。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城邦，腓尼基的海上贸易网络与航海技艺融入希腊文化体系。

腓尼基人的航海探索在地理空间上扩展了古代人类的活动半径和认知范围，建立了广泛的海上贸易网络，从叙利亚沿岸出发，跨越塞浦路斯、克里特，最终深入北非、西西里、伊比利亚，甚至有文献记载其可能绕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大西洋。他们的经济活动推动了不同地区间的物质与观念交流。更为重要的是，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发展出一套以港口为中心的城市政治形态，这种海洋性文化在日后的希腊城邦及地中海商业文明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古叙利亚对地中海的探索不仅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突破，更是开启了人类早期海洋文明的历史性篇章。

古叙利亚文明对人类文明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字母文字的创造与传播。在字母文字发明前，古代近东的书写系统主要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公元前1500年左右，在西奈半岛西部和叙利亚南部出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字母文字痕迹“西奈文书”，叙利亚已经开始显示出自身的创造力，迈出发明字母文字的第一步。一般认为，迦南人或喜克索斯人以埃及象形文字为基础，将其改良为20多个用来标记语言的辅音字母。这批早期的字母文字历经种种分化、发展与变迁，到目前为止，已成为除东亚以外全世界都在使用的文字。

公元前14—前13世纪，叙利亚海岸北侧的腓尼基城市乌加里特结合早期字母文字的简洁和当地书吏更熟悉的、适合泥板书写的楔形文字形式，创造了主要用于书写本土乌加里特语的乌加里特楔形字母。这种创造得益于叙利亚的地缘优势。乌加里特地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交会点，拥有多语环境，在行政和外交事务中，其书吏也精通多种语言的书写系统。4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中，北方的游牧民族多利亚人南下摧毁了迈锡尼文明，使希腊世界进入长达数百年的“黑暗时代”。在游牧民族南下的挤压下，卢卡人、阿卡亚人、菲利士人等“海上民族”入侵埃及、赫梯、腓尼基各城邦，叙利亚的腓尼基人此时创制字母文字的尝试随乌加里特一同消亡了。

随着赫梯帝国解体，闪米特语系游牧民族阿拉米人和希伯来人填补了叙利亚的权力真空。在这一剧烈的人口与权力重组中，叙利亚本土文明汲取了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与埃及文明并在此长期渗透与交融，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和创造力。公元前1050年左右，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再次对字母体系进行革新。他们从埃及象形文字中汲取灵感，借用了少量表音与音素相结合的符号，创造出腓尼基字母。

与复杂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相比，腓尼基字母只需20余个符号即可记录语言，大大降低了书写的门槛。腓尼基字母很快随腓尼基人的航海探索传播于地中海沿岸，并被西亚多个民族采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后，叙利亚的阿拉米人、希伯来人都采用了腓尼基字母来表达本民族的语言。在公元前800—前700年左右，腓尼基、希伯来和阿拉米文字逐渐分化，形成了其民族的独特文字。其中，阿拉米语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逐渐取代了腓尼基语、希伯来语，成为西亚的通用语言之一。阿契美尼德王朝灭亡后，阿拉米语文字分化出纳巴泰文字等多种变体，成为后世阿拉伯字母以及中亚的粟特文、蒙古文、古突厥文字的源头。也有说古印度的婆罗米文也源于阿拉米语。约公元前1000年早期，希腊人在记录辅音的腓尼基字母中首次引入元音符号，从而形成能完整标示元音与辅音的字母体系，进而形成后来的希腊字母，从希腊字母中又产生了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除中文外，现代世界大部分的书写系统都源于古叙利亚文明的字母文字。

古叙利亚是古代世界的“文明十字路口”，正是在长期的文明交往中，这片土地逐渐累积出创造字母文字所需的多重要素。

第一，叙利亚土地上长期发生的跨文明接触与对话是字母文字产生的重要土壤。在商贸和文化交往中，叙利亚各民族同时接触到苏美尔-阿卡德的楔形与埃及的象形两种书写形式，为其语言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符号与范式参考。

第二，叙利亚的海陆贸易和频繁的人口流动进一步强化了对跨语际沟通工具的渴求。这种多语种并行的社会语境，使得行政、经贸及宗教文本亟须一种既能保持语音精确性又具备符号简洁性的书写方案，字母文字的构想既是文明交往的结果，也是对这一文明交往需求的直接回应。

第三，古叙利亚地区频繁的战争与人口变迁虽然带来了破坏，却也带来了文化的重组与创新。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并未对象形文字这一异质文明成果照搬照抄，而是对其形态特征进行高度抽象，去除象形符号中冗余的装饰性细节，保留可区分的几何线条与笔触方向，最后凝练为便于书写的字母轮廓。这一过程正是古叙利亚文明对异质文明成果“分解—转化”过程的体现。而且在文明的重建中，为了快速重建行政系统、恢复宗教活动，就要求文字既要易于普及，又要精准无误。两种看似矛盾的需求，在多文明交互的土壤中，孕育出字母文字这一折中的解决方案，也孕育出了古叙利亚文明去芜存菁、兼收并蓄的灵活思维。

一神信仰是古叙利亚文明重要的精神成果，也是古叙利亚文明独特历史进程中的产物。一神崇拜的形成始终伴随着古叙利亚文明与其他文明的长期交往互鉴。一神信仰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伏尔泰认为的原始部落中对至高存在的朴素直觉，一种各民族都存在的对至高神的原始信仰。最初希伯来人敬奉雅威为家族或部落之神，但并不否认其他神的存在，只是在危难或重大场合呼求雅威，更多的是对族神的依赖与忠诚，而非对唯一神的独信戒律。

第二阶段是随着古叙利亚文明与埃及、两河流域文明等邻近文明交往，发生神祇观念的吸收与转化，希伯来人的部落信仰迈入更具排他性的民族宗教阶段。公元前722—前586年，希伯来人建立的以色列王国与犹太王国分别被两河流域的大国亚述与新巴比伦征服。与外族的冲突、以色列王国的覆灭，使犹大王国的危机意识增强，因此产生了先知思想，强化了其民族意识。暴力交往也必然带来思想的融合。在古叙利亚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的交往中，希伯来人吸收了迦南人对巴力（Baal）的观念。在西亚多神崇拜的语境里，巴力常被用作通用的尊号，意为“主人”或“首领”，可加在任何神祇名前，在一些地区也特指风暴之神哈达德（Hadad）。叙利亚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发生了长期的宗教接触、摩擦和融合。这一时期，希伯来人对神的观念与部落居住的土地紧密相连。这种观念在宗教文学中仍有深厚的遗存。如《列王纪》中，以利沙治愈了阿拉米将军乃缦的麻风病，乃缦因此想在自己的国家敬拜雅威，便派骡子搬运以色列的土壤。

在古叙利亚与埃及文明的交往中，希伯来人吸收了早期一神信仰实践的经验。公元前14世纪中叶，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将太阳神阿吞从众神之一提升为万灵之主，但其一神信仰尝试随着统治结束而失败。其失败经验，即多神信仰社会中对一神的短暂崇拜被希伯来人部分地接受后再进行改造，加入自身的一神信仰话语体系中。许多学者都注意到阿蒙霍特普四世时期的《阿吞颂诗》与圣经中《诗篇》的相似之处。

第三阶段是在叙利亚历史进程推动下完成的一神观念飞跃。在叙利亚文明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战争和暴力交往。在犹大王国被新巴比伦征服后，犹太人转而采用西亚的通用语言阿拉米语，是其一神崇拜信仰诞生的重要内在原因。

从外在环境看，犹太人遭遇的一连串灾难，成为塑造其一神信仰的重要精神力量。这种转向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功能。它既解释了国家灾难，从而为民族反思与复兴提供解释框架，又能将个人苦难纳入共同救赎叙事之中，从而增强了群体的凝聚力和复原力。

这一转向还具有外化作用，即犹太人的民族神不再只是单一民族的保护神，而是支配这一地区历史与各民族命运的主宰。自此这一信仰不再是一个拥有朴素一神论的地方宗教，而是逐渐拥有了自身历史观和宇宙观的、一神崇拜的民族宗教。与阿蒙霍特普四世短暂的一神实践相比，犹太一神崇拜最终能够成为一种延续性的民族宗教，原因在于它一方面与犹太民族史深度结合，另一方面通过文字和具有稳固身份认同的社群得以传播。在这种宗教实践中，宗教文本、犹太会堂、律法教育一起构成了一套能够被搬运的社会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化的内容，让一神崇拜观念转化为个体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和集体记忆，使犹太人的一神崇拜观念在随犹太人散居时不易被异质语境消损，具备跨地域、跨文明的可传递性。

古叙利亚在一神信仰的形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神信仰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更不是某一民族独有的精神天赋，而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宗教变革、伦理观念调整与社会组织形式演进，在不断接触、互动、文化融合的文明交往网络中，在多个异质文明之间的连续碰撞中产生。叙利亚居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之间，是海陆商贸的交通要道，更是思想文化南来北往的重要通道，其宗教生活呈现出高度的多元化，来自两河流域的、埃及的和叙利亚本土的氏族神在同一土地上共存。叙利亚地区神的体系之复杂、神的职能之多样，为一神崇拜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借鉴的文化土壤。因此，正是古叙利亚神明之“多”，成就了一神信仰之“一”。

航海探索、字母文字、一神信仰的诞生无一不是根植于古叙利亚文明自身的地理、社会与文化特质中，也参与塑造了古叙利亚文明的发展脉络，并成为古叙利亚对人类文明最具影响力、穿透力及持久力的文明成果。通过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的优越位置，这些文明结晶扩散出去，在不同文明中被吸纳、重构并转化为新的成果。由此，古叙利亚文明的三大贡献不限于一域一时，而是跨时间、跨空间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在航海技术方面的经验被希腊罗马世界继承发扬，进而参与塑造了海洋文明。航船不仅是运输工具和作战装备，更是文化的移动载体和文明交往的媒介，腓尼基人对地中海西岸的探索促成了古代世界地中海周边各种文化的交流，更为字母文字等成果的诞生和传播奠定了基础。字母文字的传播促成了古代世界跨越语言、地域与生态边界的信息流动。这种以少量符号即可表达丰富内涵的语言载体，为不同文明之间的跨域互通、文化融合提供了可能性。由腓尼基字母演化而来的希腊字母、拉丁字母、阿拉伯字母等字母系统，历经两千余年，至今仍是除去东亚之外全球重要的书写系统，在人类文明的每一次交往和进步中无不仰赖这一文字模式的高效与普及。一神崇拜有别于古代埃及、苏美尔、古印度和古希腊宗教思想，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复杂且多方面的影响。它在凝聚社会认同、塑造伦理与法律框架、推动文化与制度化教育方面带来强大整合力，同时也可能造成排他性认同、宗教冲突与思想禁锢，参与塑造了人类文明的精神世界，并间接地、深刻地影响了现实世界。

不过，在古叙利亚文明孕育其三大重要文化成果的过程中，由于长期受外域强权干预影响，古叙利亚文明的创造力一定程度上受到压制。随着波斯帝国兴起，两河流域与古埃及文明式微，古叙利亚被纳入波斯帝国这一跨欧亚非的世界性帝国版图之中，其本土文明的独立性遭受进一步削弱。然而，波斯帝国的政治整合极大地促进了帝国境内的跨地域文明交流融合。由此，古叙利亚文明既保存了来自埃及、两河流域及叙利亚本土的文化遗产，还吸纳了来自波斯帝国的世界主义视野，使原本可能因断层而衰微的两河流域与埃及文明成果得以保存、分解、转化，为希腊化时期“叙利亚—希腊文明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当希腊文明衰落，古叙利亚的一神信仰衍生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延续了古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解体后的文化断层，也长久地、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范围内人类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