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茹：“皇国史观”与学术批判

          摘要：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史学呈现繁荣景象，专业人才、学会及期刊大量涌现，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但其繁荣表象下隐藏着危机，纯实证主义史学缺乏现实解释力，新生代史家探索新发展路径时，基于不同思想意识产生了史观、方法论上的分化对立。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日本社会向法西斯体制演进，主张“皇国史观”的平泉澄等通过学术批判，参与甚或煽动政治运动，压制与皇国思想、极端国家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相抵牾的史学研究，历史学出现政治化转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史学研究逐渐沦为对内思想统制、对外支持侵略“国策”的工具。二战后初期，在社会环境变化之下，基于战前的研究积累和对战时体制的批判、反思，历史学得以复兴。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历史学发展的历程，展现了史学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日本重大社会变革时期，横跨二战前、战中、战后，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都经历了反复的剧烈动荡。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日本加速走向法西斯化，对外侵略规模不断扩大，在思想文化领域，也由相对开放走向不断强化国内思想统制，直至二战战败。二战结束后的被占领时期，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主导下，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社会文化领域展开了对战前和战中的深刻反思与批判，以期廓清战时思想遗毒。这些剧烈变革同样反映在了该时期的历史学界，其间历史学界经历了繁荣、被压制、复兴的历程。在这段历程中，史学与社会呈现出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时史学研究也展现了其内在的发展逻辑。

关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史学，学界有诸多探讨。既有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展现近代史学发展整体状况的著作中会涉及这一时期，如大久保利谦的相关著述、五井直弘的《近代日本和东洋史学》、永原庆二的《20世纪日本历史学》等。第二类是探讨某个史学家及其研究的著述，这类成果论文居多，也有汇总成论文集者，如《20世纪的历史学家们》等。第三类是近年来日本学界对二战前或战中的历史学进行专题考察的著作或论文集，如阿部猛著《太平洋战争和历史学》、今谷明著《天皇和战争和历史学家》、加藤阳子编《“战前历史学”的竞技场：历史学家们的1930年代》等。另有部分成果是在探讨战后历史学的兴起等时，少量涉及二战后初期的历史学界。

既有研究不可谓不丰富，但大部分研究强调战前、战中、战后的断裂性和对立性，很少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对于历史学界与战争的关系、历史学家的战争责任等问题，触及更少。另外，就是在研究中过于强调不同史学流派间的分歧和壁垒，而对研究人员、研究关注点和议题等方面的相关性、连贯性着墨极少。实际上，战前、战中、战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日本该时期的历史学研究，而史学又反过来强化了某种社会意识。并且，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史观、不同研究者的政治境遇迥异，但不可否认，战前和战后在研究人员、研究课题、理论探讨方面都有极强的承袭性。有鉴于此，笔者拟尝试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历史学界作一整体考察，以期呈现史学与社会复杂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揭示二战时期日本史学研究与狂热的极端国家主义和对外侵略的关系，同时展现史学内在的发展脉络。

一、昙花一现的繁荣：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历史学界

日本近代史学大致产生于19世纪末，在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后，到20世纪30年代初，在研究人员、史料收集整理、研究成果、理论方法探讨方面都积累到一定规模。特别是经历过大正民主时期之后，整个历史学界出现了一种繁荣气象。

从教学、研究机构的设置及研究人员的培养看，20世纪30年代初史学专业已成为各高校的核心专业之一，并培养了大量人才。19世纪末20世纪初，仅有东京帝国大学及极少数私立大学设有相关专业，而到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继东京帝大之后设立的京都帝国大学、东北帝国大学等均设置了国史、东洋史、西洋史等史学专业，私立大学如早稻田大学、国学院大学等院校的史学专业也渐趋完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帝国大学开创了与东京帝大不同的研究风格，形成了自身的特色研究领域。如京都帝大的西洋史、东洋史、经济史，东北帝大的思想史、地域史、民俗学等。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也逐渐成长，如东北帝大的村冈典嗣等，私立大学如东京商科大学的井上多助、幸田成有等。

这一时期在东京帝大史学相关专业中，实证主义学风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并且，1929年史料编纂科由文部省附属机构改组为史料编纂所，成为东京帝大的一个独立部门，其人才培养、史料收集和出版得以进一步推进。“此后至战前的史料编纂所在辻（善之助）的指导下，培养了小野均、森末义彰、川崎庸之、竹内理三、宝月圭吾、圭室谛成、伊东多三郎等众多人才，开创了一个黄金时代。”史料编纂所的研究人员在宗教史、文化史等领域取得了诸多成果。

1930—1935年前后，日本历史学界成立了多种多样的学会，并发行了多种刊物。1929年2月史前学会创设，3月《史前学会》创刊；7月民俗学会设立，《民俗学》创刊；10月《史学研究》创刊；11月本庄荣治郎等成立了经济史研究会，《经济史研究》创刊。1930年5月日本宗教学会创立；6月早稻田大学日本学协会成立，《日本研究》创刊；7月《历史和国文学》创刊；12月社会经济史学会设立，1931年5月《社会经济史学》创刊。1931年11月早稻田大学史学会成立，《史观》创刊。1932年2月《立正史学》创刊；5月宣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科学》创刊；8月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设置；10月唯物论研究会创立，11月《唯物论研究》创刊；11月《历史公论》创刊；12月历史学研究会创立，次年《历史学研究》创刊。不仅是国史类学会和刊物，东洋史、亚洲史相关研究机构及刊物也相继创办。以上仅列举了1929—1932年创立的部分学会及刊物，从中可见学会、刊物创办之盛况。

在上述研究会中，对二战后的日本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历史学研究会。该研究会成立时，主张进行“历史的科学研究”，作为“大众的学会”，致力于“向大众渗透历史研究的成果”。可见史学发展到这一时期已开始尝试脱离学院派的藩篱，扩大社会影响。大久保利谦在评述历史学研究会成立的意义时曾称：“日本近代史学在明治时期是准备期，至大正末年昭和初年才得以形成……其真正形成则是昭和7年东大相关的少壮派史学家结成历史学研究会前后。”

 这一时期史学研究的发展还体现在新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发展方面，其中经济史、外交史和历史地理的发展值得关注。实际上日本最早开设经济史课程要追溯至1900年左右，内田银藏曾在东京帝大和东京专门学校开设经济史课程。但经济史真正成为独立的学术领域是在1930年前后，这与欧美几乎是同步的。以京都帝大教授本庄荣治郎和黑正岩等人为中心，于1929年发行了经济史专业的第一本定期杂志《经济史研究》，1930年设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组织——社会经济史学会。1931年，该学会机关报《社会经济史学》创刊。1933年黑正岩投资私人财产建设了日本经济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也从同年3月的总第41号开始由研究所发行，研究所成为推动日本全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据点。该研究所特别重视与地方研究界的联系，并积极推动图书编纂、出版活动，致力于将研究成果公诸于世，不仅出版具有一定学术性的“研究丛书”、编纂《日本经济史辞典》（1940年），还出版普及性的“史话丛书”。上述人员及机构的努力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同一时期，大塚久雄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开始形成具有一定理论性的经济史研究。可以说，在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史俨然已发展为一种显学。经济史相关资料和大部头研究著述也得以策划或出版，代表性的如1931年5月大内兵卫、土屋乔雄开始编写出版《明治前期财政经济史料集成》（全21卷，至1936年由改造社出版完毕）；1932年12月，小野武夫编《近世地方经济史料》（全10册，近世地方经济史料刊行会出版）出版完成。

20世纪3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动荡、法西斯主义在全球的泛滥及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战争规模的逐渐扩大，促使日本历史学界开始关注外交史、军事史、国际政治史研究。1933年末设立的外务省调查部开始编纂《大日本外交文书》。同时期，江口朴郎、信夫清三郎、石井孝、袻津正志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下，展开了活跃的外交史研究。七七事变爆发后，整个社会更加关注军事、外交问题，《历史科学》杂志就组织了不少相关专题。例如，1937年11月号是“特辑·‘战争和经济’号”，12月号是“特辑·日本的特殊性号”。1934年加入唯物论研究会的秋泽修二关注到了法西斯问题，1937年他出版了专著《现代哲学和法西斯》并译编了《纳粹的哲学和经济》。这些新兴的研究领域都与社会现实需要相关。

在具备了一定研究积累后，20世纪30年代日本还出现了一个史学史研究热潮。学者们从不同立场、角度对日本史学史及世界史学史进行了探讨，如1932年坂口昂出版了《德意志史学史》（岩波书店），千代田谦1935年出版了《西洋近世史学史序说》（三省堂），伊豆公夫1936年出版了《日本史学史：日本历史研究的基础》（白扬社）；等等。各类杂志也刊载了不少史学史类文章。这既展现出日本史学研究已到达一定规模，也体现了学者们对既有研究的反思和对理论探讨的热情。

二、思想控制与政治依附：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史学研究分化

         尽管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史学呈现繁荣景象，但与当时社会形势的发展相一致，繁荣表象下掩盖着深刻的分裂和对立。首先，实证主义史学难以回应当时的社会需要。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新生代的历史学者普遍对实证主义的无理论性、无思想性产生了质疑和不满。1932年是日本史学界特别活跃的一年，后来伊豆公夫在回忆该年度时曾精辟地指出：“和唯研（唯物论研究会）同时出现的，是1932年4月创刊的没有依托任何团体的《历史科学》这一历史学杂志。1932年3月‘三二年纲领发表’，4月《历史科学》创刊，5月《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开始刊行，9月历史学研究会创立，11月《唯物论研究》创刊。1932年这一年，文化、思想特别是与历史相关的发展十分引人注目……为什么历史研究能够繁盛起来呢？回顾一下的话，可能是由于日本学院派史学实在是无法解释那个社会整体向战争和法西斯倾斜的激荡的年代。”同时期还是学生的家永三郎也曾回忆：“如我所料，东大日本史学系的实证主义学风根本不能满足我对理论的饥渴。”可见，史学科的学生们也对纯粹的实证主义史学产生了质疑。其次，与当时社会意识呈现分化一样，不同史家间也出现明显的史观、方法论方面的分歧，且相互间的对立逐步加剧。其中，产生根本对立的是“皇国史观”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种分化首先体现在学院派史学内部，东京帝大国史科内，平泉澄、羽仁五郎虽然均对纯实证主义史学展开反思和批判，开始将研究关注点投向近现代，在史观、史学理论上尝试进行突破，寻找事物间的联系性和历史研究的思想性，但二人的探索方向是截然不同的。出身于神官家庭的平泉澄主要以唯心主义的国体论为理论基础，构建“皇国史观”；而羽仁五郎则坚持唯物史观。他们的分歧不单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也是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国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潮在学院派内部的反映。家永三郎1934年考入东京帝大国史学科，他曾提到该时期国史学科的氛围：“当时，我对学问感到绝望，在思想方面也对于东京帝国大学日本史学系望而生畏。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东大日本史学系里有一位名叫平泉澄的教员，他以极端的日本主义而著称于世。”“实际上在入学之后，黑板（胜美）先生忙于校外活动，辻（善之助）先生作为史料编纂所的所长也不大来教室，中村（孝也）先生也兼任了史料编纂官，因此课程表中平泉先生的讲义总是被安排得最多。”家永举例称平泉无论是讲日本史还是西洋史，都大肆宣扬日本中心。黑板胜美和辻善之助分别于1935年和1937年退休，平泉澄实际上成为东大国史学研究室的主导者，因此当时东京帝大史学科的学术氛围实际上是由他决定的。当然，他宣传极端日本主义的言行，也引起了不少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学生的不满。1932年以东京帝大史学科学生为中心成立的历史学研究会，成为对抗平泉史学的据点。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间，两种史观的对立已比较明显。再次，政府强化思想控制的前奏已然显现。20世纪30年代初，社会思想尚处于活跃时期，大正时期吸纳、发展起来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仍保持着一定影响力，但个别的思想控制事件已经出现。在很多历史学家个人的回顾中，提到20世纪30年代的阅读体验时，都会述及《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等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而在古代史领域，则会提到美浓部达吉的关于宪法的论述以及津田左右吉关于《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研究。松岛荣一在回顾文章中曾提到，他1935年中学毕业后到东京求学，同年秋进入早稻田大学。在早大期间他常读的杂志有《历史学研究》《历史公论》等，阅读的历史书籍则包括苏联的《世界历史教程》（早川二郎译），渡部义通、伊豆公夫的《日本历史教程》，早川二郎的《日本历史读本》，羽仁五郎的《转型期的历史学》，以及《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等。可见这些书籍在当时广为流传并相当有影响力。           但随着日本国内右翼和法西斯势力逐渐强化，思想控制逐步收紧，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遭到无情镇压。1933年2月，日本发生了“长野县教员赤化事件”，长野县在66所学校（其中中学4所）开展检举活动，230人（其中非教师22名）被检举有“赤化”嫌疑，其中29人因违反治安维持法遭到起诉。同年7月，又发生了处分“赤化教授”的“泷川事件”，京都帝大担任刑法讲座的泷川辰幸因其学说而被强行剥夺教职。为响应拥护泷川教授，京大学生愤然而起，东大学生也发起了声援运动，但均遭政府镇压。这些都是因思想意识的不同引发的政治事件，预示着整个社会思想统制的强化。1934年6月日本文部省设置了思想局，专门应对“思想问题”，一些被认为与皇国思想、极端国家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相悖的思想成为压制对象，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学研究是主要压制对象。藤原彰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历史科学》从创刊到废刊的时间是1932—1938年。其间自泷川事件到1937年的人民阵线事件，思想镇压越来越严。在严格的检查制度下，每期都有伏字或删字，导致出现了不少语义不明之处，禁止发行的期数也越来越多。

         1935年2月“天皇机关说事件”爆发，并引发了全国规模的“国体明征”运动，之后日本国内的思想统制进一步强化，“皇国史观”史学逐渐发展为主流，并成为压制其他史观和思想的工具。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形成的史学繁荣状况终成昙花一现。

三、学术批判与政治运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历史学界

前已述及，平泉澄认为历史研究要有思想性，而他的思想的出发点就是尊皇和极端日本主义。他不但在史学研究和教学中秉持这一点，还将其化作了政治行动。随着日本思想统制的强化及逐渐走向法西斯体制，日本历史学界以平泉为首的部分学者开始和军部及民间右翼联合，掀起一系列政治运动。

1930年3月平泉澄出国留学，本来预定是用两年时间历访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但他于1931年7月提前回到了日本。在自传中他称回国的原因是预感要发生大的社会变革，当此之际应该激励国民的爱国心，因而急遽回国。回国后的1932年，平泉在东京帝大组织成立了朱光会，在校外开办青青塾，培养年轻人的尊皇思想，同时对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渗透。在此之前，平泉已开始和民间及军队中的右翼建立联系。平泉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和蓑田胸喜等人一起支持上杉慎吉主持的“兴国同志会”，攻击所谓不尊皇的思想。众所周知，上杉慎吉是1912年“天皇机关说论争”的挑起者，而蓑田胸喜是1935年“天皇机关说事件”的直接推手。平泉澄在军人中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和极大的影响力。秦郁彦曾指出，在思想上影响青年将校的精神导师一般的存在，先后有大川周明、北一辉和平泉澄。

平泉不仅接近民间右翼，还积极接近皇族和政界上层。平泉在1932年年末成为昭和天皇“进讲”，“据说是因为演讲被海军大将有马良橘赏识，通过有马推荐给荒木贞夫这一路径，成为的‘进讲’”。在此之前的同年3月，他已开始担任秩父宫的“进讲”，讲授日本政治史。1933年，在“大亚洲协会”创立总会上，他又面会了近卫文麿。平泉通过陆军的小畑敏四郎的推荐和近卫建立了联系，从此直到战争结束，都和近卫的政治活动有着密切关系。除此之外，他还和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熟识，有直接献策的机会。由这些可以看出，平泉澄的政治活动能力非常强。

1935年2月，日本爆发“天皇机关说事件”，其幕后推手就是蓑田胸喜。2月18日，军人出身的贵族院议员菊池武夫在贵族院会议上攻击美浓部的“天皇机关说”违反国体，是变相谋反，并提出美浓部的《宪法撮要》多次再版，应给予行政处罚。菊池之后，贵族院议员三室户敬光和井上清纯接着发难。当时已是敕选贵族院议员的美浓部达吉于2月25日在贵族院做了自我辩解，称自己并无对天皇的不敬。美浓部的自我辩解，没有获得右翼势力谅解，反而激怒了右翼团体。2月27日德富苏峰在《东京朝日新闻》上发文对“天皇机关说”展开声讨，称在感情上无法接受这种学说。日本主义、国家主义团体在全国各地召开演讲会、制作分发攻击文章，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排击运动。军队和议会中的政友会等政党随即也加入了其中。最终，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政府对美浓部达吉给予了禁止发行、售卖著作的处罚，革除了其公职，并公开声明禁止“天皇机关说”。

在“天皇机关说事件”中，虽是菊池武夫在贵族院首先发难，但实际上的幕后推动者是国士馆专门学校教授蓑田胸喜。蓑田在1925年与三井甲之、佐藤通次等一起组织了“原理日本社”，发行社刊《原理日本》。该社以维护皇国的国体思想为己任。他们对最高学府中共产主义思想兴起、新人会等左翼团体势力日盛深为忧虑，进而发现法经学部的教授中有抱有左翼思想或迎合左翼言论者。“原理日本社同人对此种倾向极其关心，批判在学问自由名义下任由企图破坏国体的思想横行的帝国大学，要求当局给予处置。他们还研究吉野作造、小野塚平次郎、牧野英一、平野义太郎、末弘严太郎、穗积重远、美浓部达吉等诸教授的著作，发行杂志或小册子，攻击此等教授之思想荼毒国家。昭和五六年，他们乘革新运动兴起之机，或和一部分贵族院议员联络，或和东京的部分爱国团体联合，开始发起大学肃正运动。”1930年签订伦敦裁军条约时，军部指责日本政府干犯天皇的统帅权，号召全国的右翼组织群起攻击。借那次机会，衰田和贵族院中的日本主义者三室户敬光、菊池武夫、井上清纯等结识并建立了联系。前文曾提到，蓑田也和平泉澄关系密切。可见，这些右翼分子间是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对攻击美浓部达吉也早有准备。

“天皇机关说事件”并未以美浓部的受处罚结束，而是引起了全国范围内更大规模的“国体明征”运动。迫于运动压力，1935年3月，贵族院通过了“关于政教刷新建议案”，众议院在政友会等政党支持下也通过了“关于国体的决议案”，要求明确日本的国体，肃清“天皇机关说”等思想。同年，日本文部省设置了“教学刷新评议会”。该会宗旨是以“日本国体概念、日本精神为根本，探究学术、教育之方途”，平泉澄、西晋一郎、纪平正美以及代表军部的杉山元都是其成员，意在将教育、学术置于思想统制之下。1935年8月，冈田启介内阁发表了“关于国体明征的声明”，明确了日本国体是依据天孙降临的“神敕”，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宝祚之隆与天地无穷。同时，再次明确统治大权归属天皇，要求各方面合作贯彻这种思想。10月，内阁再度发表“国体明征”声明，指出“天皇机关说”不符合日本神圣的国体，要予以芟除，声称会继续强化“国体明征”的力度。

通过“国体明征”运动，“天皇主权说”的国体观成为不可碰触的神圣观念，与此相伴，在史学领域，以这种国体观念为思想基础的史观——“皇国史观”，也得到了极大发展，成为政府检定的正统史观，与其观点不同的史学研究都受到了攻击和抑制。特别是二战全面爆发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

四、史学研究与侵略扩张：称霸世界迷梦下的日本历史学界

除通过宣扬“皇国史观”的历史叙事来统一国民意识，激发国民“尊皇”“忠君”精神支持对外战争外，部分历史研究者还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直接服务于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文部省开始编写印发一系列宣传小册子，宣传册中的第四册题名为《八纮一宇的精神 日本精神的发扬》（1937年11月10日发行），小册子中声称“八纮一宇”就是“使全世界所有民族、所有国家各得其所”，在承认各国家、各民族“自立自存”的同时，世界应成为被“天壤无穷国体”的“皇化”所覆盖的“一家”。处于核心位置的是天皇，天皇与日本是不可分割的存在，所以日本实际上是指导其他各国和各民族的领导者。并且称日本“正处于应光耀全世界之秋”，煽动国民投身其中。1940年7月26日，日本内阁通过了“基本国策要纲”。该要纲确定的根本方针是：“皇国的宗旨是基于以八纮为一宇的肇国大精神，以引导世界实现和平为根本，建设以皇国为核心的……大东亚新秩序。”“八纮一宇”被定位为“肇国精神”和“皇国国是”，并进而引申出了 “大东亚新秩序”。这之后，构建“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逐渐成为日本侵略殖民的口号，并指导了其实践。在当时的历史学界，论证“八纮一宇”、日本与被侵略民族有久远而密切的历史关系、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将亚洲从西方手中解放出来等议题成为热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策划编纂《国史概说》的同时，也开始着手编纂作为“大东亚”通史的《大东亚史概说》。日本战败时，该书尚未出版，但这一行为反映了日本政府是有意识地组织学者构建侵略“合理性”和侵略理论的。该书编纂也是由文部省思想局的近藤寿治主导，参与学者以东京帝大、京都帝大的东洋史研究者为主，知名学者包括池内宏、原田淑人、和田清、羽田亨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其编写的核心成员为安部健夫、铃木俊、宫崎市定、山本达郎四人，他们当时均是三四十岁的青年学者。

《大东亚史概说》编写组中也包括京都帝大的小牧实繁。虽然《大东亚概说》未能正式出版，但从小牧等日常的研究中可以窥见他们的历史意识。以小牧实繁为首的京都帝大的地政学派，主要是从地缘政治学等角度宣扬大东亚战争的“积极意义”。京都帝大史学科设有考古学讲座和地理学讲座，形成了所谓京大地政学派。到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小牧实繁开始主持讲座，他在二战期间积极组织“综合地理研究会”参与右翼组织“皇战会”的活动，为对外侵略正当化寻找借口。竹内启一曾总结小牧的地政学的特点：“一是发掘日本文化传统中地缘政治学的传统；二是强调日本精神；三是宣扬‘欧美在东亚的谋略史’。”

实际上，在日本的东洋史研究领域，有很多学者直接支持侵略战争。如长期从事朝鲜史研究的稻叶岩吉。稻叶1876年出生于新潟县村上市，京都帝大文学博士毕业，研究方向为清史。他精通汉语、韩语和满语。1900年至1902 年他在东亚同文会的资助下赴中国留学。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随军做陆军翻译。1907年开始参加“满铁历史地理调查室”的《“满洲”历史地理》的编撰。从1915年开始，他先后在参谋本部、陆军大学、山口高等商业学校等教授东洋史、中国政治史、社会经济史。1922年转任朝鲜总督府朝鲜史编纂委员会委员，1925年伴随该编纂委员会升级为朝鲜史编修会，他亦成为编修会的修史官，主持《朝鲜史》的具体编纂工作。1938年到中国东北出任所谓伪满洲国“建国大学”教授。1940年在长春去世。稻叶岩吉著述甚丰，包括《清史全集》《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近代史》《韩国文化史研究》《“满洲”发展史修订本》等，朝鲜史编修会编写的《朝鲜史》（全35卷）也由他主持编修。他是近代日本“殖民史学”的典型代表人物，其人生轨迹几乎跟日本对外扩张轨迹重合，其最直接的学术目的是为日本的对外扩张服务。

和稻叶岩吉类似，曾任职东京帝大的东洋史学者滨口重国在1944年任“满铁调查局”嘱托到中国东北作实地调查，在战后曾被指证是“恶劣的法西斯黑幕分子”。池内宏战时出版的《文禄庆长之役》《新“元寇”研究》，在战后也被美军占领当局认定为是“迎合时局、煽动皇国史观、鼓吹军国主义”的作品。虽然二人被问及了战争责任，但由于他们的辩解及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况，均不了了之。1938年至二战结束任京都帝大总长的羽田亨，早年在东洋史领域负有盛名。他在1932年就曾向刚成立不久的伪满当局和关东军文化部建议“保护、发扬满洲文化”，并被派往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对所谓“满洲文化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以此为契机，他又于1934年任“京都帝国大学满蒙调查会”理事，参与文化殖民调查。在任京都帝国大学总长后，还推动在中国东北等地开展考古活动等。二战后羽田辞去总长职务，但未被追究战争责任。上述事例反映了战后在追究相关学者的战争责任方面是不彻底的，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实际上，当时在“京城帝国大学”“台湾帝国大学”任职的诸多史学研究者多是服务于文化侵略和殖民的。

另外，如极端国家主义者德富苏峰，二战期间则直接编写了鼓吹对外侵略的《昭和国民读本》（1939年）、《“满洲建国”读本》（1940年）、《国民必胜读本》（1944年）等书。德富不仅用笔去宣扬对外扩张，而且落实在了行动上。1937年他成为帝国艺术院会员。1941年他受当时的首相东条英机所托，帮助修改过大东亚战争开战诏书。1942年在战时体制下成立了“日本文学报国会”，德富担任会长。同年12月成立“大日本言论报国会”时，他仍被推举为会长，在战争舆论动员方面不遗余力。并且，他和平泉澄等人关系极为密切。

这些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学者有一定代表性，他们或从历史学角度为对外侵略寻找“正当性”，或从事历史地理等的调研工作，或为“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的构建寻找历史依据。严格来说，他们应被追究战争责任。

近代日本史学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初，呈现出繁荣景象，各大学学科建设趋向完善并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色；涌现出了更多专业人才；除传统的政治史外，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等研究领域得到拓展；在研究发展基础上，出现了大量史学类学会及杂志；诸多大部头史料及研究成果得以出版；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的探讨增加。尽管如此，史学研究与现实联系过度紧密，导致局势变化会迅速反映在史学领域。与当时社会形势的发展一样，史学繁荣表象下隐藏着深刻的分裂和对立。纯粹的实证主义史学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新生代史学研究者探索史学发展新路径时，在史观、方法论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和对立，且对立程度逐步加剧。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整个社会向法西斯体制演进，思想统制加剧，与皇国思想、极端国家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相抵牾的史学研究受到压制。以国体思想为基础，宣扬极端国家主义、“万世一系”、对天皇绝对忠诚的“皇国史观”，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随着国内思想统制的强化，逐渐发展为占统治地位的史观，并成为压制其他史学思想的工具。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主动或被动利用专业研究服务于对内统制、对外扩张，实际上是融入了侵略战争，他们的动机及战争责任有待深究。

当然，二战时期日本并非所有的历史学者都认同“皇国史观”、支持对外侵略，除平泉澄等是自发地支持“国策”者外，另有一部分是试图通过参与相关活动从中渔利。另外，还有以未“转向”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为代表的部分研究者，不满当局的思想统制，默默忍受并暗中继续进行研究积累。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对于日本历史学的发展来说意义重大。战后初期，在占领当局的民主化改造下，日本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骤然宽松，原有的研究热情爆发出来。历史学界提出要重建历史研究的基础，对战时体制、皇国史观、国粹主义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尖锐的批判和反思。在当时社会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恢复生机并得到飞速发展，丸山真男反思传统及近代日本社会结构的研究受到极大关注，大塚久雄在战前经济史研究基础上发展出了比较经济史研究路径。

二战后日本历史学界之所以能够迅速恢复生机，不仅在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更与战前的研究积累密切相关。二战前培养的史学人才，在经过多年的蛰伏后重新回归讲坛或研究行列，受压抑的各学会亦重新活跃起来。20世纪30年代初史学研究中形成的研究理论、分析模式、研究议题等深刻影响了战后史学。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例，20世纪30年代《历史科学》刊载的文章议题主要集中在古代史以及战国时期、明治维新等剧烈的社会变革期；研究领域集中于经济史和社会思想史；在史料运用方面，大量使用调研资料及年鉴等统计数据；在研究方法方面，广泛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热点议题主要有太阁检地、明治维新、日本的特殊性论等。这些在二战后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几乎都得到了承袭。但同时，虽然经过了民主化改造，实际上“皇国史观”等错误史观也并未被根除，直到今日仍具有隐形的影响力。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历史学界的发展历程，鲜活地体现了社会环境对史学的深刻影响及史学强大的社会功能。日本历史学界在二战期间畸形发展的历史教训值得警醒。

                                                                                                                                                     本文转载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