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亚坤 宋志勇：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国民动员

         摘要：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时期，为遂行战争而在举国一致的战时体制下实施国家总动员，开展了长期、广泛且彻底的国民动员。日本统治集团主要是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手段，通过组织动员、劳务动员、思想动员、日常生活动员等方式，将国民捆绑在侵略战争的战车上。日本的国民动员随着战争的酝酿、爆发、扩大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呈现出一步步强化的过程以及最终崩溃的结局。战争末期，日本统治集团甚至不惜将女性和青少年学生投入战争当中充当炮灰，上演了战争的悲剧。日本国民不仅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也是侵略战争的参与者与协助者，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加害责任。战后，由于国家和政府对战争责任的掩盖与逃避，以及国民战争体验的惨痛及战后的悲情书写，导致至今日本国家和国民的战争责任没有得到彻底、全面的清算和追究。战后80年之际进一步审视这一历史与现实密切关联的课题，更有深刻的意义。

         现代战争的胜利依赖于充分有效的战争动员，其最高形态表现为“总体战”，即全民皆兵、国家总动员。总体战（Total War）是一战后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在其名著《总体战》中提出的著名军事理论，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强调在战争中，国家应动员全部资源——包括军事、人力、经济、政治、精神、社会等各个方面投入战争，才能取得战争胜利。从内容和形式上看，战争动员由国民动员、产业动员、经济动员、精神动员、思想动员、科学动员等构成，其中国民动员又居首要地位。国民动员是指为了将国家全体人员的力量集中于战争遂行这一目的而对国民进行统制安排，也有称作“民众动员”“国民统制”“国民统合”等。侵华战争时期，为了维系侵略战争庞大而长期的需求，日本建立了“举国一致”的战时体制，从兵力、劳务、思想、组织等多方面对国民进行了广泛动员，其规模、时长和影响均达到空前程度。目前，对于战时日本的国民动员，我国学界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深度、广度仍显不足。相较而言，日本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深厚，水平很高。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其就对日本侵华战争各个时期的国民动员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在此基础上，研究重点也逐渐从以军部法西斯批判为中心逐渐扩展到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挖掘总动员体制下国民的主体性，总体战与现代化关系等课题。本文拟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以1931—1945年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为研究时段，考察日本在准战时、全面侵华、太平洋战争及本土决战阶段的国民动员政策，分析其如何通过总体战体制统合国民力量支持和协助战争，并进一步探讨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问题。

一、准战体制时的国民动员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发展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国家，建立起了近代军事体系，并很快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刺激了日本，使其感受到自己军事理论和军事力量的落后与不足，特别是 “总体战”思想的传入，对日本的国家战略特别是军事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总体战，日本以军部为中心，不仅大力进行军制改革，还根据国家总体战构想，积极在平时构筑总体战体制，竭力推进国家总动员体制建设。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日本逐步构筑了对国家所有战争资源进行充分且有效统制与动员的日本型总体战体制。

首先，为了加强对国民的统制，日本军部在良民良兵主义思想指导下，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着手建立了“义务教育—青年训练·学校军事训练—军队教育—在乡军人会体系，将男子从学龄到满四十周岁一贯而下进行军事化组织”，强化国民军事教育与动员，实现“军队国民化”和“国民军队化”。一战结束后，军部面临来自国内外的诸多挑战，特别是大正民主运动时期，随着政党政治的兴起，其政治地位不断受到冲击，话语权和活动空间被挤压，军人社会地位明显下降。对此，为了构筑总体战体制，军部率先通过导入学校教练和青年训练制度来完善对国民的统制体系。自明治时期起，日本政府就利用《教育敕语》等手段在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实施皇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以培养军国国民。1910年成立的“帝国在乡军人会”也是军部对基层社会和国民，特别是退役军人进行统制的工具。为加强对未服役青年的统制，并缓解裁军压力，推进军事教育社会化，储备大量战时可迅速动员的兵力，在陆军省和文部省的共同努力下，1925年和1926年先后颁布了《陆军现役将校学校配属令》和《青年训练所令》，分别在中高等以上学校由陆军现役军官对学生、在青年训练所由在乡军人等对小学毕业水平的青年进行军事预备教育，从而完善了对日本男性服役前后阶段的军事教育与管理体系。

根据相关规定，中等以上学校可以配备陆军现役军官，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这种训练不仅包括军事技能的培养，更注重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不仅如此，陆军还以此为手段不断插手干涉中高等学校教育。这是因为，学生的军事训练成绩由配属将校给定，其合格与否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兵役优待结果，而配属将校的人选、调动以及裁撤等人事权则都掌握在陆军手中。因此，当对某所学校的军事训练状况感到不满，或者被学校某种行为触怒时，军部就以拒绝派遣现役将校为由施压，很多情况下文部省与学校为了学生利益只能妥协，毫无招架之力。特别是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军部法西斯化，其通过陆军将校配属制度不断干涉以私立学校为中心的学校教育，强势向以自由主义为治学理念的学校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和皇国主义思想。其中典型案例包括1932—1933年上智大学“靖国神社参拜拒否事件”、1933年东京帝大配属将校增员事件、1935年6月同志社高等商业学校“神棚事件”等。同学校教练制度类似，青年训练则是针对16~20岁未受中等学校教育的青年所开展的军事训练，以青年训练所为平台展开。就这样，军部“利用青年训练制度、征兵制度、在乡军人制度，按照服兵役前、服役中、退役后3个时段，将青壮年国民完全纳入到了一个‘三段式’的‘统制’机制内，塑造为社会的‘良民’、军营的‘良兵’”。

其次，在政治层面，军部为构筑总体战体制，克服了政党政治和内部派系斗争的阻碍与掣肘，日趋有力地干涉和操控日本国政，最终确立以军部为主导的、统一的权力体。早在1921年永田铁山、冈村宁次等陆军革新势力（后称“统制派”）在德国巴登密谋“军主政从”策略，致力于“消除派阀、更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之后他们不但积极推进军事改革，还不断克服军内藩阀之间、皇道派与统制派之间的矛盾与对立，特别是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最终确立统制派在军部的主导地位，更是操持“统帅权独立”和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两大“尚方宝剑”，一步步扼杀政党政治，夺取国家政治统治权，使天皇制国家统治体制下的国家权力趋向一元化，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统帅与国务、政略与战略的统一。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成立后不久，就根据军部意志制定了“依靠外交和国防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扩张发展”的所谓“国策基准”，确立对外侵略方针，这也标志着军部政治支配体制的形成，意味着军部将以国家的意志来推进其总体战的各项政策。

然后，在对外层面，军部利用对外扩张实现“以外制内”，成功转移国内矛盾并达到推进准战时国民动员体制的意图。一方面，日本蓄意发动九一八事变，挑起局部侵华战争，后炮制伪满洲国，又策划华北五省自治，积极掠夺各种战争资源，踏上一条对外侵略和国际孤立的道路。另一方面，军部通过精心设计，将侵略行径包装为“维护民族利益”，在国内煽动战争狂热，借机推进国内国民动员和组织化。如军部利用在乡军人会等组织开展“国防普及运动”，大肆宣扬前线士兵的“英勇事迹”。1932年成立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以发扬传统妇德为名，主张组织妇女慰问士兵、帮助军属，强化后方支持，以“唤醒家庭妇女的国防责任，为克服国难贡献力量”。陆军省新闻班还在1934年发行《国防本义及其强化之提倡》，强调国防的重要性，鼓吹战争万能和建立战时统制体制的必要性。伴随着日本侵华军事行动的展开，日本以欺瞒、煽动等手段，通过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国民动员散布国家危机，向全体国民渗透国防思想、激发国民的民族情绪和爱国热情，逐渐形成战争热、排外热，以取得国民对战争的关切和支持。

另外，在思想控制方面，日本政府积极推进对国民思想统制的法制化。一战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传入日本，引起日本统治集团的恐慌。为防止社会主义思潮及其他民主思想的传播，1925年日本政府通过了《治安维持法》，严厉镇压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运动，迫使左翼人士“转向”。1932年2月，日本还设置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进行国民精神文化相关研究、指导及普及。1935年，以军部和右翼势力为中心，以反对“天皇机关说”为由，在各地掀起“国体明征运动”，强调国体观念。1937年3月，为配合确立总体战体制，振奋国民精神，文部省编写发行了《国体之本义》的教化读物，系统阐述了“万世一系天皇统治”的国体观，将忠君爱国思想植入国民意识中。

如上所述，日本的准战时国民动员体制是以军部为主导，通过多管齐下的方式实现了对人力、物力、思想资源的全面控制。这套体制不仅为侵华战争提供了必要支持，更将整个日本社会推向军国主义深渊。从军事训练到思想灌输，从政治操控到对外扩张，各个环节紧密衔接，形成了一张覆盖全民的战争动员网络。

二、国家总动员体制下的国民精神总动员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随后，日本国内迅速转入战时体制，开启广泛的战争动员。1938年4月，近卫内阁提出的《国家总动员法》获第73届议会通过，并立即颁布实施。这标志着日本国家总动员体制的确立，即所谓的“举国一致”体制。

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建立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体制是一个系统化、全方位的战时统制体系。首先，作为国家总动员的基本法，《国家总动员法》将日本所有人力资源及经济活动都置于国家统制之下，是为了应对国家总体战，征用日本国民，使其从事总动员业务的法律，确保国民动员“有法可依”。其定义国家总动员是“战时为实现国防目的，通过统制运用人力物力资源来最有效地发挥国家所有力量”。更为关键的是，这部法律赋予政府可以不经过议会审议，直接通过敕令实施动员的特殊权力。这一制度设计使得日本政府得以绕过正常的立法程序，快速高效地推行各项战时政策，从而在法理上确立了总体战体制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该法的适用范围不仅限于日本本土，还通过专门的敕令扩展到朝鲜、中国台湾等地，充分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企图整合整个帝国资源进行侵略战争的野心，成为其实施总体战最根本的法律依据。

其次，日本政府为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体系。1937年8月，近卫内阁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正式提出“举国一致”的动员口号，这标志着精神动员运动的正式开始。同年10月成立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作为运动的执行机构，在海军大将有马良橘的领导下开展具体工作。随着战争的持续，这一机构在1939年3月改组为直属首相的委员会，由文部大臣荒木贞夫直接负责，显示出政府对精神动员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到1940年4月，为进一步集中权力，又设立了“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由时任首相米内光政亲任会长，最终在同年10月并入新成立的“大政翼赞会”。这一系列组织演变过程充分反映了日本政府为适应战争需要，不断强化对国民控制的行动轨迹。

再次，日本政府对特定社会群体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动员策略，其中对“铳后”的女性和学生的动员尤为重视。在日本政府及法西斯势力的鼓动下，各种国家主义妇女团体迅速兴起并不断膨胀，内务省和厚生省管理下的“爱国妇人会”、文部省指导的“大日本联合妇女会”、陆军省监督领导下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是其中的典型。随着战时体制的确立，日本这三大拥有官方背景的妇女团体竞相开展各种妇人报国运动和后方军事援助活动。作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加盟团体，三大妇女团体积极召开时局认识演讲会，组织会员迎送士兵、慰问伤病军人或军属、参拜神社、祈祷军人平安和战争胜利，以提高国民对战争进程和国内国际局势的认识。同时积极配合政府，加强后方支援，参与战时经济活动和“铳后奉公”活动。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青壮年男性大批入伍补充兵员，大量日本女性逐渐走出家门或校门，成为后方劳动参与者，通过“勤劳奉仕”和“产业报国运动”，参加诸多战时工作，全力支持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

在对学生群体的动员方面，日本政府采取了更为系统的策略。最初，倡导学生“勤劳奉仕”是侵华初期日本国内开展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重要举措。《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要纲》规定，学校一方面要运用各种方法手段使学生认识时局；另一方面要组织学生开展“勤劳奉仕”活动，作为“健民修炼”的重要一环，“以提高国民战争力量”。1938年6月，政府颁布《关于实施集体勤劳作业运动》，要求学生必须参与短期义务劳动。但随着战局的扩大化，“勤劳奉仕”的教育意义逐渐被弱化，学生的协助劳动能力日益受到重视。1941年2月，政府颁布《关于实施青少年学徒粮食饲料等增产运动》，强制要求学生每学年要抽出30天以下的课程用于义务劳动作业。1941年8月29日，政府通过的《劳务紧急对策纲要》，规定动员学生及一般青壮年参与国家总动员活动。同年9月12日通过的《昭和十六年度劳务动员实施计划》中，明确指出要将学生和重要产业从事者以外的普通国民的“勤劳奉仕”作为临时劳动要员的供给源。而文部省为配合政府政策，命令各校成立全校编队组织——“学校报国队”，更加明确地将重点放在劳务动员方面，相当于国民勤劳报国队。为了进行“统括联络”，文部省内设立学校报国队本部，并下设10个地方部。这也标志着对学生实施劳务动员的正式开始。在此基础上，各校报国队又纷纷组建指挥体系完备的队组织，通过“整顿具有统制规律的体制，强化修炼组织，同时基于国家要求服务于各种要务，从而开展有效且敏速之活动”，是很明显的“军国主义劳动形态”。此外，为刷新学生风纪，警视厅曾在银座等繁华街市抓捕和教育逃课学生，称作“学生狩”。

此外，日本政府还建立了严格的言论统制体系。这一体系由多个部门共同构建，包括内务省警保局负责常规的出版物审查，军部宪兵队则重点监控反战言论，1937年9月设立的内阁情报部（1940年12月扩充为内阁情报局）作为专门机构统筹战时宣传与审查工作。1938年发生的《中央公论》特派员石川达三因发表揭露战争实情的《未死的士兵》而遭到严厉惩处的事件，就是这一言论统制体系运作的典型案例。

在日常生活及物资管控方面，日本政府实施了全面的配给制度，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军需供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控制民间消费。然而这种制度导致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粮食和日用品的严重短缺成为普遍现象。尽管如此，凭借严密的监控体系和高压的政治氛围，日本政府还是有效地遏制了可能爆发的大规模反抗运动。

国民总动员体制确立后，日本的国民动员基本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展开，充分反映了军国主义政权的本质特征。这种体制将国民完全工具化，视为实现所谓“国防目的”的“人力资源”，通过法律强制和精神灌输相结合的方式，系统性地剥夺民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实施与扩大，战争动员的广度与深度也不断被推进。

三、翼赞体制下的国民全面动员

由于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陷入泥潭。为了跳出战争泥潭，争取战争胜利，并获得更多扩张权益，日本又策划并实施了更大规模的针对英美荷等欧美列强的太平洋战争。战线和规模的大幅扩大，需要动员大量兵员和更多的军需武器。但当时因物资匮乏、生活困难所引发的国民不满情绪日益增加，如何进一步完善国民统制体制，动员更多兵力和开展劳务动员成为一大课题。为此，日本以“大政翼赞会”为核心加强了国民组织动员，形成“翼赞体制”。

1940年7月26日，新成立的第二届近卫内阁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提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和国防国家，同时指出为实现这一目的要确立新政治体制，解决国内矛盾，实现国政的统合统一。其中具体方法就包括“确立以官民协力一致、在各自领域奉公国家为基调的新国民组织”，以及刷新国民生活，确保适应真正忍苦十年、克服时艰的质实刚建的国民生活水平。随着近卫新体制运动的展开，同年10月“大政翼赞会”成立，总裁由首相担任，目的就是：“要确立万民翼赞、一亿一心、职分奉公之国民组织，并通过顺利运用实现臣道实践体制。”之后，经过改组，其最终的主导权由内务官僚、警察掌握，成为行政辅助机构，从而“加强了政府与翼赞会的表里一体化”。

为加强国民统制，解决在乡军人会在国民动员中发挥作用式微问题，内务省于1940年9月11日下达了《部落会町内会等整备要领》的训令，要求加强日本社会基层组织建设，以达到：（一）基于邻保团结之精神，将市町村内居民组织结合起来，遵循万民翼赞之宗旨，履行地方共同任务；（二）使其成为谋求国民道德之炼成和精神团结之基础组织；（三）以期使国民能够广泛贯彻国策，使国政万般顺利实施；（四）作为国民经济生活的地域性统制单位，发挥统制经济之运用与安定国民生活方面必要之机能的目标。在组织建设上，村落设部落会，市区设町内会组织，部落会与町内会下每十户左右再设“邻保班”（又称作“邻组”），是日本法西斯体制中的末端细胞组织。同时，由部落会长、町内会长担任翼赞会“世话役”、邻保班长为翼赞会“世话人”，以领导人员一元化形式，将部落会、町内会和邻组置于“大政翼赞会”的直接指导下，从而将战时不断增多的行政事务下达部落会和町内会，并通过邻组传至国民。“邻保班”每月定期召开例会，开展实施诸如重要生活物资的配给、居住登记、摊派公债、强制储蓄、金属回收、防空演习、政策宣传、迎送出征士兵、防空活动、征收各种杂税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还“发挥监督作用，揭发对政府与现实不满的人和事”。当时越来越多的男性前往战场，学生要上学，所以参加“邻保班”活动的主要是妇女和老人。日本国民每天忙于应付这些业务，日常生活整齐划一且极端形式主义。如果有国民不保持相同节奏，就会被周围人视为“非国民”“国贼”。

另外，1942年6月，根据5月15日阁议通过的“大政翼赞会”改组基本方针，日本将由各官厅指导下的官办国民运动组织，包括“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农业报国联盟”“商业报国会”“日本海运报国团”“大日本妇人会” “大日本青少年团”六大团体一律统合到了“大政翼赞会”旗下，以强化对国民组织的“统合力”，加强对各行各业的组织建设和指导。由此，日本在地区统治、职业领域方面建立了纵横交错的国民监管组织网，共同开展战时国民动员的各种活动，掌控着国民的一切生活与生产。在如此严密的国民统制体制下，日本国内的国民动员运动此起彼伏，诸如1942年1月起每月8日的“大诏奉戴日”、12月5日到11日的“大东亚战争第一周年纪念行事”、1944年5月举行的“国民总蹶起运动”和10月的“一亿愤激美英击摧运动”等，其中还持续开展爱国运动、消费节约运动、“勤劳奉仕”运动、健全生活运动、非常时期报国运动等，什么都是“报国”“奉公”，如“结婚报国”“育儿报国”“储蓄报国”，“勤劳奉公”“爱国奉公”。日本国民在衣食住行、生产学习等各个方面都是以服务战争为中心开展。“虽一碗饭，一件衣服也非个人之物，即使休闲、睡觉也与国家相联系，绝非私事。我等需牢记，即使私人生活也要归顺天皇，服务国家。”

在劳务动员方面，为解决日渐严重的劳动力不足问题，日本在加强对已有劳动力管理的同时，1941年11月22日又根据《国家总动员法》颁布了《国民勤劳报国协力令》，以“国民皆劳”为口号，鼓励组建“勤劳报国队”，并对既有勤劳报国运动进行一元化综合管理。“勤劳报国队”的参与者规定是“帝国臣民”，包括学生在内的14～40岁男性，16～25岁未婚女性。其组建过程为先由工厂、事业场、农会等向主管大臣或者地方长官提交申请，要求提供协力；然后基于相关申请由主管大臣（厚生、文部）或地方长官向市町村长、青少年团长、校长、公司社长等下达组建报国队的命令，内容包括作业种类、期限、场所、人数等；最后，按指令条件立即编成“队”组织，协助业务主要是总动员物资的生产整理与配给、必要的运输和通信、卫生救护整备、军事相关土木建筑，抑或农忙时的农业劳动等，被媒体称为“半转业运动”。协力期限一般为每年30天。这类似于德国的劳动奉仕制度、英国的国防预备军等。从性质上看，因这是国民彰显其爱国心的体现，所以没有任何报酬。当然，虽然国民负有“协力”义务，但初期组建报国队并非强制性的，故而属于短期、半强制的战争协力体制。

然而，在战初短暂的胜利后，1942年日军在中途岛海战、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皆以惨败告终，逐渐丧失战略主动权。1943年起，东条内阁调整作战方针，划定“绝对国防圈”，重整军备，以主动姿态应对美英的反攻，为此要求进一步加强国民动员，缓解男性兵员不足和劳务供给源日渐枯竭的问题。为此，日本政府多次调整劳务动员政策，逐渐形成了对日本未婚女性和学生群体强制动员的劳动体制。一方面，1943年9月日本内阁通过《促进女子勤劳动员》决议，规定女校应届毕业生以同窗会，其他女性以部落会、妇女团体的形式组建挺身队，参与紧要部门的劳动作业。但由于动员效果欠佳，1944年3月18日日本内阁根据《国家动员法》第五条颁布了《强化女子挺身队制度方策纲要》，原则上要求已登录女性须选定为女子挺身队员，扩大年龄限制，改为12～40岁未婚女性，并鼓励以地区和学校为单位结成“女子挺身队”，赴军需工厂等从事生产劳动或参加农村劳动，并且在指定劳动场所代替男子从事生产和劳动达到1～2年。同年8月23日，内阁又制定了彻底动员女性就业的方针，并以敕令第519号形式通过《女子挺身勤劳令》，为女子挺身队的劳动制定了法律依据。其理由是“为应对紧迫的勤劳供需现状，完成国民勤劳动员，促进、强化女性勤劳动员”。到1944年10月，数量空前的女子进入战略产业部门工作，如电子通信和制药业全部雇员的60%、兵工厂雇员的40%，还有飞机制造业雇员的30%都是妇女。

另一方面，日本统治者也进一步强化了对学生的战争动员。1943年6月25日内阁通过《学徒战时动员体制确立纲要》，确立了学生的战时动员体制，将学生纳入“有事即应”的态势。同时强化勤劳动员，“倾学徒尽忠的至诚”，以实现将其总力集结于“战力增强”。所谓“有事即应”，就是要求学生“预备承担未来军务增强国防能力，同时在必要时直接全面地参与到国土防卫”。为此，要求加强在国土防卫上对“学校报国队”的动员，强化学生体育训练和战技训练、特技训练、防空训练以及女性看护训练等。之后，学生的勤劳动员期限延长到4个月，1944年3月又由季节性劳动转变为恒常劳动，即“通年动员”，在“行学一体”“勤劳即教育”的口号下，近乎强制的学生勤劳动员模式逐渐形成。而在1943年9月开始发生的以废除日本学生在征兵制中享有的在学缓役优待政策为契机的“学徒出阵”，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穷途末路之际孤注一掷实施战争动员的最典型体现。数万名来自高等院校的学生被作为“最后的杀手锏”走向战场，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生力军”。“学徒出阵”导致日本高校遭到致命打击，特别是私立院校损失了80%左右的学生，可以说日本学校教育已近瘫痪。

结语：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国民动员是在总体战体制下实施的巨大举国工程，是支撑其长期作战的重要保障。它将所有日本国民，包括长期面临两性不平等、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弱势且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的女性和作为国家未来人才精英的学生统统捆绑到战车上，助力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也让日本国民扮演了战争被害者和加害者的双重角色。

日本的战争动员体制在一战后逐步形成，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正式启动，之后不断调整，直至1945年战败解体。国民动员体制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初，日本幻想“对华一击”，短期内中国就妥协投降，因此，战争动员还是初步的，国民动员也是基本的，并没有深度触及日本社会深层，兵员及劳动力的有限动员比较顺畅，基本支撑了日本侵华战争的进行。但是，战争的进程并没有按照日本的预想发展，由于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日本深陷侵华战争泥潭，战争动员被迫长期化、扩大化，国民动员开始渗透至日本的基层社会和家庭。到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争规模已经超过了日本战争体制的承载能力，其战争动员体制及国民动员能力都达到极限，出现了捉襟见肘、难以为继的局面。随着战局的恶化和时间的推移，日本的战争资源日趋枯竭，无论是无限膨胀的兵力动员还是亟须的劳动力动员，都已见底。虽然日本统制集团战争末期竭泽而渔，对国民实行疯狂的强制动员，甚至将长期作为非战斗人员存在的女性与学生动员参战，但最终还是无力挽回败局，以战败投降而告终。虽然日本的国民动员体制在战时显示了极大的韧性，但也无法满足日本统治集团贪得无厌的对外侵略需求，最终以体制崩溃告终。

在对外侵略战争中，日本的国民动员主要在日本国内进行。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在国家的蒙蔽下，怀着为“圣战”献身的精神，不分昼夜工作，节衣缩食，全力支援前线，并为日军的胜利“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却不知他们支援的“皇军”在侵略他国，杀人放火，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等历史惨案。他们的直观感受就是在国民动员体制下为国家受苦受累，还遭到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和原子弹的伤害，由此“受害者”意识严重，而作为战争“协力者”和“加害者”的意识则十分单薄。“受欺瞒”与“被强迫”、无奈与无助等托辞成为他们逃避责任、认识和书写自己悲情命运的基调。加之，战后受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特别是日本长期处于保守政权的统治之下，从未正视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对其国家的战争责任尚遮遮掩掩，毋宁说国民的战争责任。此外，自1945年日本战败迄今已过去了80年的岁月，这意味着拥有战争记忆的那一代人已成为绝对少数，对于现今的日本非战争体验者而言，究竟是否愿意，即使愿意又如何继承、认知战时国民的战争体验都是很大的挑战，更难说追究他们的战争责任。但是，历史不应忘记，正是在国家总动员体制下的日本国民对国家的全力支持，方维系其十四年不断的对外侵略，从而给被侵略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此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加害责任。虽然在战争责任方面，国民层面与国家层面有所差异，但日本国民的自我战争责任的自觉尚不充分，需要进一步加强，做到战争受害者与加害者意识与责任的平衡。

                                                                                                                                                 本文转载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