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潘妍：从“中立和平”到“战争协作”：安部矶雄和平思想转化

        摘要：安部矶雄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推动者之一，1901年起草了《社会民主党宣言》，提出“四海同胞主义”与废除军备的主张。日俄战争时期，在基督教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双重影响下，安部矶雄一直坚持“中立和平”，倡导东亚国家仿照瑞士废除军备，走非武装中立国之路。一战前后，安部继续坚持废除军备的理念，将战后和平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力量的增强与国际联盟的建立，通过万国法庭解决国际争端。但在此期间，其中立主义思想逐渐弱化并萌生“祖国防卫论”。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军部法西斯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打压和安部个人思想的软弱性，他放弃了前期坚持的废除军备论，转而举起了“忠君爱国”的旗帜，“四海同胞主义”被“共存共荣主义”取代，服膺于“东亚协同体”论，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协作者。

一、安部矶雄“中立和平”思想的萌发与反战行动

安部矶雄生于一个下等武士家庭，1880年进入同志社学校进行学习，在此求学期间他曾身染重病，并以此为契机开始对基督教产生兴趣，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相比于重视宗教仪式而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传统基督教，安部更加青睐于不依赖《圣经》等外在权威，强调个人经验、宗教实践的自由主义神学。在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安部反对战争，支持和平。1891年，安部前往美国哈德福特神学院留学，其间阅读了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社会主义小说《回顾》，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根本弊病，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留学归国后，安部便开展了社会主义活动，组建社会民主党。在1901年起草的《社会民主党宣言》中，安部明确表达了其反战的主张：“实现世界和平的第一步就是彻底废除军备”，并倡导“无论种族差异或政治分歧，四海皆同胞主义应得到推广。”同时代的吉野作造也曾提出类似的思想，“四海同胞的和平思想，是自人类开化以来贯穿至今的根本大势”。此外，在安部和平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还深受托尔斯泰绝对和平思想的深刻影响。在《托尔斯泰的宗教》一文中，安部特别强调，“养兵的目的已经由防备外患转为防备内敌……这是我从托尔斯泰这里学到的实例之一”，对托尔斯泰反对帝国主义掠夺、主张和平，认为侵略和杀戮违背爱的原则等主张深表认同。1902年4月的一次演讲上，安部进一步援引托尔斯泰的观点指出：“俄国的托尔斯泰伯爵曾说过：‘如果年轻人拒绝服兵役，废除军队将会变得容易。’这确实非常有趣，但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过了适龄期的人来说，向年轻人推荐这件事并不令人愉快。然而，还有另一种废除军队的方法，那就是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不再志愿成为军官。”这段论述清晰展现出托尔斯泰和平思想对于安部废除军备论的深刻启示。

甲午中日战争的胜利使日本民族优越感急剧上升，但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得日本迅速认清现实。然而伴随远东地区格局的变化，日俄之间的对立与摩擦不断升级。日本国内“征俄论”思想愈发膨胀。支持“征俄论”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如吉野作造曾称：“为了维护朝鲜的独立，以确保帝国自身的安全，我们必须挫败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但也有一些学者主张“非战论”，安部矶雄就是代表之一。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安部就明确批判主战论，他预先警示了战争的危害，指出战争会造成财政破产以及军国主义泛滥，“军队是一种暴力机器，在其力量薄弱时，尚可受到制约；然而一旦其势力膨胀至临界点，终将突破一切制度约束，成为无法驾驭的力量”。与安部矶雄同样持反战观点的还有《万朝报》的幸德秋水，他曾言“日本与其担忧俄国威胁朝鲜经营，不如担心自己的经营能力”，主张日本应把经营重点放在对朝经济投资与移民，使朝鲜成为日本保护之屏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战争临近，幸德秋水虽仍坚持反战立场，却逐渐淡化了对战争本质的探讨，未能从根本上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而内村鉴三的反战立场显得更为彻底，他曾明确表达“余不仅是日俄非开战论者，亦是战争绝对废止论者”，将战争视为不可饶恕的罪恶。内村从基督教伦理出发，深刻指出战争不仅无法为个人和国家带来真正利益，更是对人性与道德的严重践踏。

1903年，日俄之间关系日趋紧张，日本国内的舆论也大幅倒向“征俄论”，但安部此时依旧坚持反战的主张。在他看来，日俄开战必然会影响日本的政治走向，“吾等可以断言的是，日俄开战后，我国的政治将完全变为军人政治，藩阀政府的压制将进一步加剧，这不是杞人忧天，而是确定的事实”。安部更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本质上只是少数政客野心的产物，“从战争中获利的人只是少数，而绝大多数的人都将遭受巨大的损失”。他驳斥主战派所谓的俄国将威胁日本安全，完全只是一种想象，战争的爆发只会使日本陷入军人政治的深渊。同样表达坚决反战态度的还有堺利彦，其指出通过战争获取利益的行为是不正当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与其通过暴力和邪恶强行存在，不如坚守仁义，甘于自灭，这反而更能充分发挥其特色，履行其天职，并最终为全人类贡献更多……我坚决反对当前的侵略性战争”。堺利彦的这番论述，展现了一种超越国家利益的道德勇气。值得注意的是，安部的反战论述不仅基于道德立场，还有严谨的现实考量。他还从日本的财政状况、军事力量的对比等多角度论证这场战争对日本而言，弊大于利，指出日本尚不具备能力指导落后国家。

1904年2月，日俄战争最终爆发。安部迅速以《平民新闻》为主要阵地，发表多篇英文文章表达其强烈的反战态度。首先，安部从阶级视角明确表达战争对无产阶级无益的观点，“我们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战争……社会主义者就是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地判断事物。日俄战争真的不可避免吗？日本的独立真的会受到威胁吗？难道战争不是对少数资本家来说是有利可图，而对无产阶级来说则是赤裸裸的掠夺吗？如果不能正确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就无法为目前正在进行的战争辩护”，直指战争的非正义性。更引人注目的是，安部还毫不留情地撕开政府发动战争的遮羞布，他尖锐地指出“自开战以来，日本政府不断宣称这场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国、朝鲜及日本自身的独立而被迫进行的。但如果这是一场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动的正义战争，那么日本在胜利后就不应该觊觎中国东北或西伯利亚的任何领土”，不加掩饰地指出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领土扩张。

其次，安部主张通过走非武装中立和平之路实现和平。其构想在日俄战争结束后，同时推动中国和朝鲜成为面向全球的开放市场。如此，任何企图发动战争的国家都将面临国际社会的共同反对，从而形成强有力的和平保障机制。可谓是“真正将灾难转化为福祉了”。在《地上的理想国——瑞士》一书中，安部进一步完善了其中立主义的和平构想，他将没有常备军但能维持永久中立国家体制的瑞士视为自由、平等的理想国家。基于此，安部主张日本应向瑞士学习，放弃帝国主义的美梦，成为维护东方和平的大国。他指出：“日本既处于列强环伺之地缘格局中，理应以和平使者而非战争之神的姿态，担当起维护东亚和平的历史使命。然而现实是，日本不仅面临周边大国的战略挤压，更……与英德等强国陷入竞争困局。在此形势下，瑞士‘集中精力于内政建设，谨慎处理对外关系’的治国方略，不正给日本启示吗？”安部进一步指出废除军备的中立主义才是实现和平的最终途径。他畅想若日本成为中立国，便可将扩充军备的财政支出用于改善国民道德，发展国家经济。在他看来，“中立国不仅能与各国和平共处，更能专注于提升国民素质、发展国家经济；既可赢得道义声望，又能保持超然立场。中立国的根本使命便在于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发展”。然而针对安部的非武装中立主义思想，北一辉却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认为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废除军备的天真设想只会危及国家独立。因为一旦战争爆发，微弱的军备根本无法保证国家的独立。

值得关注的是，日俄战争爆发后，安部一方面坚决反对战争，并希望能尽快结束战争。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既然日俄战争已经爆发，我们就无法回到过去，我们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能够在东方建立持久的和平”。可见面对战争的爆发，安部不再开展积极的反战行动，而是将希望寄托于战后建立维持世界和平的机制，反战态度并不坚定。此外，安部还将中国和朝鲜视为日俄战争后和平框架的重要一环，主张不仅在日本，在亚洲其他地区都建立中立国。他提议“如果以中朝两国为中立国，使台湾海峡、津轻海峡、宗谷海峡成为和达达尼尔海峡一样的地方。这不仅对东洋，而且对世界和平而言，都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通过扩大亚洲中立国范围以求东洋乃至世界和平。该主张表面上反对了当时日本政府对朝扩张的政策，明确强调日本“为了引领朝鲜走向开明与幸福，必须优先考虑朝鲜的利益，而非自身的利益”。同时还批判“日本虽有责任在教育和经济事务上帮助朝鲜，但只考虑自身利益而牺牲朝鲜人的利益，这无异于卑鄙的抢劫”。然而，另一方面他还指出日本只应在教育和经济方面对朝鲜予以指导，必要时可以采取一定的武力。这种自上而下的“指导者意识”本质上默认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行径，这种既反对殖民暴力又坚持“文明指导”的立场，暴露了安部和平思想的深层矛盾。他提出的战后和平框架，实质上仍建立在日本对朝鲜的支配关系之上。这种以“文明使命”为名的指导者意识，不仅体现了其和平构想的局限性，更预示了其日后思想转向的可能性。

在基督教精神、社会主义以及托尔斯泰和平思想的多重因素影响下，安部在日俄战争前后坚持反战，从阶级视角批判战争对无产阶级无益，战争使得军人政治泛滥，主张走非武装中立和平之路。但其反战精神并不坚定，尤其是在朝鲜政策的问题上能够清晰地看出其思想存在局限性。

二、一战至九一八事变前安部矶雄和平思想的演变

日俄战争结束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以及劳资矛盾的激化，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直接行动派采取罢工等方式引发日本政府的强烈镇压，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鉴于和平主义者多是社会主义者，于是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思想也陷入低谷，因此一战期间社会主义者甚少直接对战争发起批判，多是采取迂回方式反对战争，且讨论的内容甚少谈及日本国内，更多的是借讨论欧洲社会党之口表达反战观点，但和平思想始终未曾断绝。与此同时，在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壮大和国际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的双重影响下，安部矶雄的反战思想也得到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安部矶雄始终坚守在反战运动的最前沿，他仍坚持以托尔斯泰绝对和平主义思想为指导，并受到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影响，指出“战争的真正目的在于经济竞争”。此外，还延续了日俄战争时期阶级视角反战的观点，强调“战争因资本家而起，也只有资本家能够从中获利”。底层民众不仅不能从战争中获利，反而生活会更加困难。在安部看来，战争的本质就为了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而牺牲数百万人的生命与数百亿的军费，因此劳动者是反对战争的。他列举了劳动者反战的三个理由：

首先，战争对劳动者毫无益处……在劳动者看来，战争完全是富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发动的。其次，国民思想正在变化……今天的战争本质上是权力阶级间的争斗，劳动者毫无战意。欧洲各国的劳动者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他们的敌人——权力阶级。因此，爱国之心可能不如爱阶级之心强烈。第三，劳动者眼中的战争在政治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的退步和武装政治的跋扈……军备一旦增加，便会破坏平民阶级的和平与自由。

于是安部提出增加劳动者数量便可有效防止战争的爆发，“当战争蔓延时，所有人都疲惫不堪的时候，劳动者一定会采取某种手段来停止战争”。因此，安部预期一战将在几个月内便可结束。他指出一战是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的权力争夺，这种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不会持续太久，长久的战争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且劳动者也强烈反战，然而现实并不如安部所料。可见其和平思想始终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即将战争视为帝国主义扩张的一种手段，反对战争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此外，安部在一战期间依旧坚持废除军备论。战争的恐怖使得安部更加认识到废除军备的重要性，他认为“造成我们生活的最大不幸就是无意义的军备扩张，如果能废除军备，那么用这笔钱，在这二三十年里，日本人的生活将会有多大的提高”。基于这一理念，安部表达了对即将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关于限制军备议题的支持，在当时曾出现过一股裁撤军备的热潮，水野广德甚至指出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等条约“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神圣、最伟大的事业”。然而另一方面，安部的思想也展现出一定的现实考量，他清醒地认识到“废除军备虽是和平论者的理想，但是今天仍尚未达到能够实现该目标的地步”，因此“为了自卫可以设置武装”。相较于日俄战争时期主张完全废除军备，其承认了自卫武装的合理性，标志着“祖国防卫论”思想开始萌发。战后安部依旧主张废除军备，他尖锐指出“今天的日本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陆海军的力量，但现在拥有如此庞大的军备绝对是不必要的”，而当今日本最紧迫的事情就是整理财政，整理财政的有效办法便是裁减军备以及向富人征税。这些主张既体现了其对和平主义的理想追求，也展现出对现实政治经济问题的务实思考。

安部矶雄在日俄战争时期形成的中立主义思想，是其和平理论的重要支柱，在一战期间却鲜少被提及。究其原因，可能是永久中立国比利时被德国入侵，中立国美国放弃中立参战等现实，让安部认识到中立主义过于理想。但针对战后重建和平框架，安部提出了自己新的方案。首先，安部强调了无产阶级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他认为“伴随着无产阶级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大，近期世界和平将得到完全保障”，主张各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采取罢工的方式防止战争。其次，安部认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有效途径为“各国设定界限，只允许本国公民界限内永久居住，其他人只能进行商务旅行、学术研究等短暂停留”，但很明显这是一种以单一民族论为前提的主张。最后，安部放弃了中立国的和平构想，寄希望于构建“如美国一样的国际联盟，各国废除军备，通过万国法庭裁决纠纷，如果不服从命令，将以联合军队施以惩罚”，通过提升国际制裁力量来维护世界和平。

值得注意的是，安部对于欧洲社会党变节的态度让人玩味。战前，欧洲各国的社会党曾强烈表示反对开战，但战争一旦开始，他们的态度就立即改变，转而协助战争。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支持德国“保卫祖国”。除德国外，第二国际的多个国家均表现出同样的立场。面对欧洲社会党的变节，安部的态度是却矛盾的。一方面安部对此予以严厉地批判，他痛斥道：“社会主义本应绝对排斥为资本家而发动的战争，然而面对各国资本家挑起的此次大战，社会主义者却变成战争论者，参与到残酷无用的战争中去，实在不合情理。难以相信他们居然自诩和平主义者。”更令他感到痛心的是，社会党的变节使得“以采取一致行动为目标的国际社会主义计划几乎化为泡影”，这对于一直以来他坚持的和平反战传统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然而另一方面，安部对社会党的行为又带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与同情，认为欧洲社会党态度的转变存在充分的理由。首先，欧洲社会党在战争爆发之际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没有坚定的思想基础。其次，欧洲社会党最终屈服于国家主义。正是“出于保卫国家的需要，以及对德国军国主义这一恐怖存在的反抗，才使他们做出参战的决定”。安部进一步阐释道，社会主义者并非绝对的反战论者，“他们不会拒绝为了自由和文明而战，无论是为了保护劳动者，还是为了挽救国家之安危，他们都随时准备战斗”。对于欧洲社会党变节的矛盾态度折射出安部在一战时期和平思想的局限性，尽管他坚守反战理想，但在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他的立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这也深刻影响了他后期和平主义思想的演变轨迹。

无论如何，安部认为，欧洲社会党在战前坚决反对战争，即使战争爆发后，态度转向支持战争，也应在战后采取一切办法，防止战争的再次发生。在安部的观念中，“社会党的力量在平时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但是在战时，当国家以武力为本位行动的时候，社会主义者的力量就显得实在微弱”，社会主义和劳动阶级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制约国家的行动。因此，战争一旦爆发，和平主义者将毫无办法，只能静待战争结束，思考如何构建未来的和平理论。安部一直强调如果社会主义者都因为反对战争而被国家镇压而死，那么在战后将无人再反对战争，这便是安部在一战期间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由此可见，安部在一战时期的和平思想已经开始表现出对于国体的退让、对战争现状的妥协等重要特征。同时也可看出，相较于日俄战争时期的和平理论，安部在一战期间更加务实和保守。

其次，安部在对华问题上也存在局限性。1914年8月，日本为夺取德国在华利益，决定对德宣战。面对日本参战，安部认为“日本基于正义对德宣战，是为了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让世界回归和平与安宁”。可见，安部似乎陷入与欧洲社会党同样的困境，试图通过战争打倒德国军国主义，将日本的帝国主义行径正当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安部完全认同日本政府的侵略行径。他明确反对日本“二十一条”，并指出“如果日本不能放弃利益，那么就不存在日中友好的希望，获取利益与日中友好无法共存”，批判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他进一步提出“若我国真希望日中亲善，不仅应停止争夺新的在华权益，更应主动放弃既得之特权，进而劝导列国共同遵循此道”，主张日本应返还部分利权。关于这种论调，吉野作造也曾提及“日本对中国的根本理想就是扶植中国，与中国携手合作”，为避免中国民众激烈反抗，改变现有的对华政策，实行以经济扩张为中心的对华外交战略。在20世纪30年代，石桥湛山也提出过类似的想法，“在中国民众强烈的爱国情怀与排外情绪的作用下，中日两国间正常经贸关系的维系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日本在华经济特权的实际效力已近乎形同虚设”，进而提出日本应放弃部分利权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安部特别强调，通过发展正常贸易而非军事扩张来获取利益，才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最佳选择。然而，由“放弃利益并不意味着无偿归还中国”一言能够看出，安部的和平思想仍存在很大局限性，其思想中的实用功利主义特征也使其在后来的民族主义高涨时快速转为民族利己主义，最终为日本的侵略行动进行开脱。

最后，安部对日本殖民政策的认识上也存在明显问题。虽然其对殖民政策提出了强烈批判，认为“如果我们希望新领土与本国同化，就应该一视同仁，把他们放到平等的地位上，而不是把他们视为劣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安部并非彻底否定殖民统治，其只是反对歧视性待遇，本质上也是一种同化政策。在对待朝鲜问题上，安部主张“让朝鲜完全独立，让所有朝鲜人回到本土，尊重民族自决，以改善两国关系”。虽然能够看出安部思想中有尊重民族自决的积极内容，但他认为“世界和平被破坏的原因在于异质分子进入另一个国家，从而引发纷争和破裂”。由此不难看出，安部的民族自决原则是以单一人种论为前提，思想中仍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这种理论最终服务于其“东亚协同体”的构想，在强调区域合作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文化排他性的特征。

总的来看，由于反战活动受到日本政府的镇压，一战时期安部的反战论甚少涉及日本国内，而是将关注点放在欧洲战后和平框架的构建，对于欧洲社会党的变节予以一定程度的理解并承认自卫战争存在的合理性。除此之外，安部以单一人种论为前提认可民族自决的积极方面。关于日俄战争时期彻底废除军备，安部在一战时期思想更加具有现实性，放弃了以往彻底废除军备的主张。可以看出，安部的和平思想中原本主张的中立主义思想日渐式微，强调“爱国”“防卫”的思想日益凸显，这种内在的思想矛盾最终导致了其反战立场的根本性转变。三、九一八事变后安部矶雄“战争协作”思想的转变

基于无产阶级力量的增强能够有效抑制战争爆发的认识，加之1925年《普通选举法》的颁布使得安部对于无产阶级通过获取选举权来改善自身处境的斗争方式再次重燃信心。1926年，安部辞去早稻田大学教授一职，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众党委员长，步入政坛，企图通过合法议会的方式组建无产阶级政党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正如安部矶雄所言：“我从政的目的是为了稳定人民的生活”。然而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社会民众党已经完全背离了反战原则，公然支持日本的侵略活动，作为党首的安部矶雄不仅没有及时制止错误的思想导向，反而也成为一名“战争协作者”。

九一八事变前一年，安部发表了《诉诸国民的审判》一书，该书主要介绍了社会民众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各项原则与具体政策，从中也可看出安部的和平观的变化。安部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和平构想：“唯有所有民族和国家都站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合作，和睦相处，才能实现真正的世界和平。”为此，他主张实行国际民主主义，打破国际特权主义，清算帝国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缓和国家间的矛盾冲突。基于这一理念，安部认为日本的外交政策“应遵循移民自由、资源利用自由、贸易自由和废除军备的原则，否则不仅不可能促进世界和平，日本自身的民族生存权也将面临严重的危机”。然而，当今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间对于市场与原料地的争夺，使得安部对国际形势感到忧心忡忡。他指出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冲突与被压迫民族的不断崛起使得国际政局仍动荡不安。值得关注的是，安部在对待殖民地的问题上存在明显的矛盾性。正如上文所述，其思想中是存在支持民族自决的积极内容，然而他也强调“只有高度开化的民族才能获得充分的自治权，并获得解放”。在论及朝鲜殖民地独立的具体问题上，安部表示“如果英国允许印度独立，美国允许菲律宾独立，那么我们也绝不会犹豫于让朝鲜独立”，这种以欧美帝国主义行径为参照的立场，实质上否定了殖民地立即解放的正当性。以“文明开化程度”决定自治权的理论，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最终使得安部这一主张极容易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可见，安部所倡导建立的和平框架并非是真正体现国家间平等关系的和平秩序，而是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下的“武装和平”。

那么实现世界和平的途径为何？安部对当时的两种具体方案均持否定态度，一是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方针”，即支持殖民地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完全独立。他认为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方针”由于忽视各民族历史、经济、社会特点的不同，强行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多以失败告终。即使革命成功了，也会牺牲太多。第二种方案则是“社会民主主义方针”，即通过各劳动阶级的自主团结，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逐渐废除其特权。“利用和善用国际联盟是通往世界和平的有效手段。”但安部对于国际联盟能否发挥协调作用来维护世界和平表示质疑。因此，安部进一步指出“为了确立国际永久和平，我们将废除军备作为理想”。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安部在这一时期仍坚持废除军备的主张，对当时日本政府扩充军备的政策表达了批判。虽然安部对祖国防卫的国防军表达了暧昧态度，但其仍指出盲目的扩军只会激发国民的好战精神。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安部主张日本应“理解并支持中国自强不息，反对帝国主义，建立中日两国共存共荣的紧密联系”。他主张日本应率先主动修改不平等条约，促进东亚地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从而助推世界和平。然而另一方面，安部仍强调日本是后进帝国主义国家，保障日本自身民族生存权更为重要。由此可见，安部的和平观依旧是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上，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安部，最终使其放弃和平理念，转向协助战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忠君爱国”为旗帜的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各阶层蔓延。无产政党的内部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上发生了分歧，合法无产政党中的左派与中间派组成全国劳农大众党，批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社会民众党的对外政策与外交方针却发生了转向，其转向与当时日本复杂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日本陆军省强化国防、反对资本主义的口号使得社会民众党相信可以利用军部的力量反对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在赤松克麿的影响下，社会民众党愈发倒向国家社会主义。尤其是1931年11月社会民众党发布了一个决议，这份决议完全将日本侵略行动合理化，安部虽未参加此次会议，但作为党首亦没有明确表达对日本侵略行动的反对意见。吉野作造也曾对社会民众党的态度表示出明确的批评与遗憾，“无产政党保持沉默，这本身就是一种异变”。1932年7月1日，社会民众党通过的新运动方针中明确指出尊重日本国体的精神、实现统制机能的民众化等内容，进一步表明了社会民众党背弃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论调。学者增岛宏曾分析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具有四点思想局限性：一是顽固的反共主义；二是存在根深蒂固的天皇制思想；三是对现代国家的错误认识；四是坚持合法主义。正是由于社会民主主义者存在思想局限性以及在组织上存在缺陷，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未建立强大的独立组织和支持团体，这使得他们无法抵御战争与反动的风雨。那么作为社会民众党党首的安部矶雄在九一八事变后其和平反战思想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值得深思。

九一八事变后，安部矶雄在1932年发表的文章中，其立场呈现出明显的妥协性。面对日本扶植伪满傀儡政权的行径，他非但没有予以批判，反而提出“必须使用武力”，其最终构想与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本质上殊途同归。此外同年，主张社会民众党解散并组建国家社会党的法西斯派与主张反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派展开激烈交锋，最终以赤松克麿为代表的法西斯势力退出社会民众党。安部等人与全国劳农大众党合并组建了社会大众党。此时是安部修正无产阶级政党方向的最佳时机，但安部不仅没有采取行动，更是已经被当时的思潮裹挟，表现出追随现状，甚至持支持日本侵略的态度。

安部矶雄在这一时期和平反战思想发生如此大变化的原因，除了日本军部法西斯的压迫，更为重要的是安部矶雄与众多社会民主主义者存在一样的认知局限。首先就是对于天皇制国体缺乏明确的立场。九一八事变后，国体论在安部矶雄的言论活动中多次被提及。他曾明确表示“国体是一种超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存在”，“要更加尊重日本国体的精神”，对天皇制国体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视而不见。同时，其忠君爱国论也开始被提及。1934年，安部出版了《我的忠君爱国观》一书，其中指出“伴随时代的进步，忠君爱国的精神内容虽从古至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形式上有所不同”，“所有的法律都是陛下的命令，是陛下意志的体现，遵守法律是全体国民的首要义务”。安部不仅没有批判“忠君爱国”的思想，对天皇制国体存在异议，更是提出“遵守法律=忠君爱国”的新逻辑。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扩张，这种以皇权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情感不断强化，最终使其和平理想逐渐让位于国家主义诉求。其次，也表现在其对于“统制经济”的错误认识。伴随着国家机关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对经济社会的“统制功能”也同步增强。对此，安部将战时经济体制美化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型，声称“将已然没落的资本主义经济彻底改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即所谓的统制经济”是拯救非常时期日本困境的唯一之策。当他直言“不论动机如何，军方开始思考统制经济就是一种进步”，能够明确看出安部不仅没有将战时统制经济的发展视为对民众剥削与压迫的加剧，反而将其曲解为国家“超阶级性”的扩大，将战时经济体制错误地视为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阶梯，这种认知局限性也使得安部矶雄最终成为积极的战争协助者。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迅速形成总体战体制，思想控制也进一步深化，反战思想受到极大镇压。“卢沟桥事变”使社会大众党领导层完成了向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转变。社会大众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7月13日发布了《就华北问题特别要求全党党员自重》的重要指令，要求全体党员对安部矶雄委员长在首相官邸的表态保持理解。安部在当时明确表示：“事态发展至此，举国一致已是必然，我党也将坚持举国一致。”可见，安部矶雄追随现状的倾向更为明显，他不仅竭力为此次战争正名，更是试图将日本侵华战争合理化。他宣称“此次战争不同于以往的战争，战争不是为了征服”，否认战争的侵略本质，诡辩称此举实为保护中国民众福祉，惩戒暴虐无道的统治者。他公然支持日本当局在中国境内扶植傀儡政权的政策，企图为其侵略行径披上“解放者”的外衣。不仅如此，安部还提出“亚细亚必须由亚细亚人治理”的亚洲门罗主义观点。至此，过去坚持反战立场的安部矶雄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彻底沦为“战争协作者”。他明确指出“在战时遵守天皇的命令就是忠君爱国”的主张。由于始终未能与天皇制国体决裂，加之对忠君爱国思想的全面妥协，安部最终迷失在法西斯主义的洪流之中。

安部矶雄一直坚持的废除军备的主张，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动摇。1940年，安部在《国民的三大义务》一文中明确指出“征兵、纳税和选举是三项重要的国民义务”，更是将征兵视为首要义务。这一“全民皆兵”的论调，与其曾经坚持废除军备的主张大相径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以“和平”之名行战争之实的“和平论”思潮进一步蔓延，逐渐演变为“举国一致”思想的支柱之一。在此背景下，安部的思想也愈发倒向战争赞美论，他不仅片面认为“正是由于英美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优越性，通过剥削殖民地来扩充军备，压榨殖民地，才造成世界大战的爆发”，刻意将英美塑造成战争的始作俑者，更将日本侵略战争美化成“祖国自卫战争”。安部强调日本与欧美不同，战争并非为了侵略，而是为了“共存共荣”。然而，此时的“共存共荣”已经不再是日俄战争时期超越国家、种族的“四海同胞主义”，本质上已经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变形。安部甚至不加掩饰地指出“如果殖民地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应该允许他们独立，但日本是东亚的领导者”，这一观点再次证明安部矶雄在亚洲的认识上未能突破“日本盟主论”的思想局限，从而使其无视国家间的平等关系，盲目追求本国利益，最终为日本侵略战争正名。正是基于此种立场，安部公开表示“在这场战争中，我愿意随时献出生命，尽自己的责任。作为日本国民，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鼓舞斗志，战斗到最后一人”。

综上所述，自九一八事变后，安部矶雄的和平思想逐渐失去其本来色彩。他彻底摒弃了以阶级为立场的战争无益论，转而高呼“举国一致”，不仅背弃了早年废除军备的和平主张，转而鼓吹战争。尤为甚者，安部竟宣称只有通过战争构建“东亚协同体”，日本凭借先进的文化是“东亚盟主”，有权“指导”整个亚洲。这一系列的思想转化表明，安部逐渐忘却曾经坚持绝对反战和平的来时路，其和平思想最终转为为法西斯侵略战争辩护的工具，其本人亦无可挽回地成为“战争协作者”。

结语：综上可观，安部矶雄由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转向社会主义反战者，最终沦为“战争协作者”，其思想的转向存在必然性。作为一名社会主义反战论者，其反战思想始终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之上。当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上升，政党政治沦为空谈，这种建立在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和平反战思想受到镇压，便了无发展空间。而其思想中的实用功利主义特征逐渐向民族利己主义让步，最终使其和平反战思想淹没在法西斯的洪流之中。安部面对战争的妥协软弱性，放弃阶级立场求生存，不仅仅是日本军部法西斯压迫的影响，还源于其思想的不坚定性。与托尔斯泰坚持非暴力抵抗，拒绝服兵役的立场不同，面对战争的安部表现出默认现状与无可奈何的心态，消极地将和平寄托于战后和平框架的构建。面对日本日益疯狂的国体论，其自始至终没有对国体论表示质疑，而是指出国家政体应该是超越政治斗争的存在，“我们致力于根本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但对我国的国体并没有任何异议”。他完全忽视了近代民主政治与天皇制国体的矛盾，这种认知局限最终使得安部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倒向国体论一边，甚至放弃政党政治路线，强调“忠君爱国”与“举国一致”，最终成了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辩护者。而其始终在废除军备与“祖国防卫论”之间动摇，最终主张维护日本的“民族自卫权”思想占据上风，“四海同胞主义”也被“共存共荣主义”取代，其理论也成为“大东亚共荣圈”意识形态中的一环。安部矶雄和平思想的认知局限性，其根源在于其社会主义思想侧重于经济至上主义与精神至上主义。他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经济而非政治”，将政治民主主义视为实现经济平等的手段。正因如此，他未能洞悉战时统制经济的本质，反而将其理解为国家全面控制经济组织的手段，天真地认为通过政府全面掌控经济组织就能有效缩小贫富差距、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将战时体制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此外，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使得安部矶雄始终认为“精神生活是目的，物质生活是手段”，这种精神至上的思想使其在战时体制下主张“物质生活需要适度统制，精神生活需要自由竞争”，最终使他面对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战时体制表现出明显的妥协性与迎合倾向，消解了基督教应有的和平主义与反战精神。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如果着眼于极权政府的统治技术，那么我们会轻易地发现，关于小恶的论证——远不是仅仅由非统治的精英阶层的人从外部提出的，是内化于恐怖和犯罪机器中的机制之一。”1正是诸多人如安部矶雄一般面对压迫选择妥协求生存，无法摆脱时代局限与阶级局限，最终造成“平庸之恶”。

                                                                                                                                              转载自《历史教学》杂志（下半月刊）202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