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材编者访谈 | 通识博览 书海撷英——倪玉平教授访谈(转载于《历史教学》)

[日期:2025-04-16] 作者:历史组 次浏览 [字体: ]

采访者:《历史教学》编辑王雅贞

问:倪老师您好,您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历史学家,学术专长为明清财政史,作为义务教育教材的主编,在编写时您需要做哪些方向上的转变吗?

答:非常荣幸能够从事义务教育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确实如您所说的那样,前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我都一直在埋头于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从广义的研究范围来说,我研究的是明清史、中国经济史;从狭义的范围来说,我研究的是明清财政史。专业的学术研究,肯定是希望把所有的相关史料都能尽可能地收集起来,对所有相关问题都能作透彻思考,而且一定要和学术界已有的成果进行对话,最好是能够做到不囿于旧说,有或是局部或是整体的新认识、新观点和新方法,也就是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正因为这样,碰到众所周知的、约定俗成的、无需置疑的问题,可能也就不太需要研究了。我想,这应该是学术研究的宗旨,也是所有学术研究者共同追求的目标。

教材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统编教材的编写,首先代表的是国家意志,行使的是国家事权。《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指出:历史课程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课程,注重培养学生核心素养。通过发掘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育人功能,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树立历史自信,增强责任意识和社会担当,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这个精神和方针需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尤其是要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逐步培养学生的历史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的爱党爱国情怀。

义务阶段的统编历史教材,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学生,所以教材的编写需要确保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段话、每一条史料、每一个观点,都准确无误,能够经受得住社会的审视和历史的考验。由于课时量的要求和学生的年龄特点,每册教材都有严格的字数限制,哪些要写出来,哪些只能略过,都需要费心斟酌,反复思量。同时,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各地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而统编教材要面向所有层次的学生,所以语言要尽可能地通俗易懂、平实精练、要言不烦,照顾到方方面面。我们七年级下册教材,大的修改和调整就有14次之多,都是反复打磨的结果。

回到您的问题,在我看来,教材编写和单纯的学术研究有共性的地方,比如都会努力求真求实;学者的学术研究是教材编写的基础,没有好的学术研究就不可能有好的教材诞生,两者相辅相成。当然,编写教材和个人学术研究又有不少区别。前者重在守正,尽可能地取得广泛共识,在守正的基础上选取重要史实进行编写,叙述方式和呈现形式可以根据学生特点进行调整和创新;后者更多体现个人的风格特色,重在求新求变。所以对我而言,编写教材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这3年多的编写过程中,经历了很多,也慢慢体会了很多,收获了很多。我想这种难得的经历,一定也会影响到我今后的学术研究。

问:您曾说历史是最有意思的一门学问,为什么?您认为初中教材(或教学)能否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感知契机?

答:我一直认为,历史是最有意义的一门学问。历史是古往今来人类所有认识、实践的总和。凡是发生过的事情,皆可称之为历史。历史的核心是人,古往今来不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芸芸众生所共同生活、共同创造的世界。既然历史的核心是人,如此众多的人和如此长时段变化所构成的历史,必然是极其鲜活、极其生动的。我们需要掌握的所有知识,需要理解的所有变化,需要感受的所有情感,都反反复复出现在历史里面,并最终融会贯通在一起。人生短暂,学习历史却可以无限地拓展我们的生命体验,增加我们生命的厚度和广度;同时,学习历史,也会帮助我们用历史的眼光理解并最终解决现实问题。如果学习历史还觉得枯燥,那一定不是历史本身的错,只能是学习方法进入了误区。

编写初中历史教材,从编者的角度来看,我们绝对希望通过课程的学习,让学生爱上历史,而不是反过来让学生逃离历史。在编写过程中,为了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历史感,我们有意识地做了很多调整,努力让这本历史教材变得更加通俗易懂,更具吸引力。比如说在栏目的设计上,每课都有开篇导语,而每一个导语都经过了精挑细选,进行了无数次打磨,既和本课的内容密切相关,又引人入胜、趣味盎然。相信学生看了,会有兴趣深入学习下去。又比如课后活动,也是希望让学生动起手来,寻找和感受身边的历史,让历史和现实有机连接在一起。其他相关栏目的设置,包括学史崇德、知识拓展等,都有这样的考虑。

我们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也努力尝试将教本与学本相结合,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比如每册书都增加了2~3个学史方法,让学生学习和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学有余力的同学,还不妨试着选好题目,寻找资料,动手写写历史小论文,看看能不能有新发现。即便学生以后不学习历史、不从事历史相关的职业,相信有了这个阶段历史知识的学习,也会在他们的心中埋下历史的种子,让他们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问:赋税制度非常复杂,从秦汉到明清,赋税的词性并不是一以贯之的,为什么初中学生需要了解赋役制度?为什么教材又不能事无巨细地展现?如何通过赋役制度,培养初中学生了解人类发展的大趋势、大变化?您能否从温饱型社会、白银危机、中国古代赋税与世界赋税的联系这几个点做些详细阐述?

答:现代意义上的财政,是指国家为实现其基本目标与职能,参与和管理国民收入的分配而形成的各种活动与分配关系。所以,财政是重要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是非常能体现国家治理能力水平的指标。在中国古代,各朝统治者自然还不可能有这种现代观念,但这样的实践却是一直存在的。

中国历史上的赋税制度比较复杂。从夏商周时期的贡、助、彻制度,到明清时期的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赋税制度的内容及其范围都在不停发生变化。比如说贡、助、彻,按《孟子·滕文公》的说法是:“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清代学者俞樾认为,“夏制,民受田百亩,而以五十亩为菜田,则民所耕者止五十亩,故曰‘夏后氏五十’。殷制,民受田百亩,而以三十亩为菜田,民所耕者七十亩,故曰‘殷人七十’。周制,民受田百亩,而菜田在其外……故曰‘周人百亩’”。也就是说,夏朝国家给百姓分田百亩,以五十亩种菜,五十亩种粮;商朝以三十亩为菜田,七十亩为粮田;到了周朝,则粮田百亩,菜田不在此列;夏、商、周时期的税收比例为10%,分别叫贡、助、彻。之所以会不停地发生变化,是因为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分工、职业的变化,国家税收的标准、种类及数量会随时作出调整。这种调整会直接影响到赋、役、税等的指向和内涵。如果赋和役放在一起,赋就是指赋税,役指徭役。如果赋和税放在一起,赋一般是指田赋,税一般指除田赋之外的各种税收;而这各种税收,又往往包括人头税、关税、盐课及杂税杂捐等,而人头税、关税、盐课及杂税杂捐在不同时代,又各自有各自的不同对象和标准,所以比较复杂。

前面说过了,赋税制度的好坏,会直接决定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低,并会极大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赋税既是政治史的一部分,也是经济史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比如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变化,耕作工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提升,都会提高土地的产量,而产量提升之后,田赋就会越来越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税收来源。所以我们会发现,几乎每朝每代都在进行赋税调整,因为国家要想办法把钱收上来,然后又要想办法把它合理地花出去,也就是对社会的财富进行再分配。通过了解赋税制度,能够有助于学生比较精确地理解经济运行的基本脉络,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当然,赋税制度不能讲得太多。中国古代有大量的与赋税相关的数据和改革,经济史数据本身就是比较枯燥的,而改革涉及多了也会头绪繁杂。更为重要的是,赋税虽然重要,但毕竟也只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部分而已,除了赋税,还有大量的政治史、民族史、外交史、文化史、思想史、科学技术史、文学艺术史的内容;即便是经济史内容,也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等。这所有的方面,都在从各自的角度反映着时代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受限于篇幅和初中生的接受能力,赋税制度不可能讲得太多、太深。

关于温饱型社会。

在儒家思想为主的各种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传统国家都非常重视农业,希望能多获取税收;同时为方便统治,也希望百姓能重土轻离,最好老老实实待在土地上。在财政理念方面,传统国家主体上还是采用“量入为出”的思维,是相对保守的节俭型财政,就是国家名义征收赋税比较少。中国历史上的田赋税收税率,长期采取什一税,最低的时候甚至是三十税一。当然,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老百姓的赋税负担可以分为名义赋税和实际赋税,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偏差。老百姓的名义赋税比较低,但是实际上承担的赋税支出比较多,尤其是各种官员和办事人员贪污腐化通常会比较严重,普通老百姓的实际负担比较重,整体上处于温饱型的社会,也基本上是处于勉强活着、饿不死的状态。

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多,可耕地面积少,人地矛盾越到后期越紧张。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其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中指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饥馑、战争和疾病,所以他提出政府要采取果断措施,遏制人口出生率。马尔萨斯理论的影响极其深远,其实在马尔萨斯提出他的理论的前五年,中国一位著名的学者洪亮吉就已经系统提出了人口增长应与生产增长相适应的观点。他根据当时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敏锐地看到了人口过快的繁衍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矛盾,并把这种矛盾和他的忧虑写在了《治平篇》中。洪亮吉和马尔萨斯都没有预料到工业革命导致人类技术翻天覆地变化,会化解他们所担忧的农业时代的人地矛盾。但在技术没有发生变革之前,这种人地矛盾又进一步迫使中国古代普通百姓长期生活在饿不死的状态。明清时期大量新作物引入,也只能缓解一点而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数据。中国领土面积大致与欧洲相当,但欧洲海拔仅三四百米,适合农业生产的平原面积为100亿亩,为总面积的57%。相比之下,中国的平原面积为12亿亩,占总面积的8.5%。即使加上海拔500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可开垦土地面积理论上为19亿亩,为欧洲的1/7。中国人口与欧洲相当,面积相似,但中国土壤种类繁多,具有良好蓄水性和可耕性土地少;欧洲灰化土分布范围最广,其次是褐色土、棕色森林土,适合农业生产。由于生存的基础比较差,历史上中国百姓只能终身勤劳,但也只能勉强达到温饱状态。

关于白银危机。

中国并不是一个大量产银的国家。明清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等大宗商品深受欧美人的欢迎,而中国因传统的自给自足结构,并不需要什么来自欧洲的商品,白银就成为世界各国购买中国商品的主要支付手段。当时,世界的主要白银产地在美洲的墨西哥、秘鲁等,西方航海家在到达美洲大陆之初,大肆抢劫和开采的是黄金,16世纪40年代以后,开始转向白银的开采,就是为了获取中国的商品。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换回大量的白银。另外,在16世纪后半叶,日本白银的产量显著增加,也是因为中国市场的推动。随着白银的大量流入,明朝也顺理成章地将白银作为百姓交纳赋税的货币。当然,关于货币白银化还是白银货币化,目前学术界还存在着争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代曾出现过几次白银危机,也就是市场上白银变少,银钱比价失衡,百姓生活受到巨大影响。第一次比较大的危机发生在康熙年间,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康熙萧条”。这一危机的出现和当时的政策密切相关。从顺治十二年(1655)开始,清廷为断绝东南抗清势力的军饷及物资供应,禁止沿海省份帆船入海,此后又将局部地区的居民迁走,实行迁海政策。顺治十八年(1661),全面实行海禁,在沿海各地发布迁海令,派大臣前往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立界移民”,“片板不容入海洋”。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收复台湾后,才下令全面复界,持续22年的迁海政策始告结束。由于贸易断绝,外来白银自然不会流入。可以说,“康熙萧条”是由于白银紧缺,银根紧缩,才导致商业凋敝、市场萧条,物价剧跌。随着政权的统一和海禁的开放,白银重新流入中国,“康熙萧条”马上得到缓解。

更大的白银危机来自鸦片贸易。清朝实行银钱双本位制,大宗交易用白银,小宗交易用铜钱。乾隆朝及以前,银和铜原料供应充足,银钱比价长期稳定在1两白银兑换1000文铜钱。自嘉庆中期开始,银钱比价迅速上升,银贵钱贱的趋势愈发明显,至鸦片战争前夕,两白银已经可以兑换1500文以上的铜钱。银贵钱贱的主要原因在于罪恶的鸦片贸易。在与西方国家贸易的过程中,中国长期处于出超地位,而随着南美洲白银开采量的逐步萎缩,为了能够继续获取中国的白银,西方殖民者开始了可耻的鸦片贸易。清朝自雍正朝起便有了鸦片走私贸易,经乾隆、嘉庆至道光朝,鸦片贸易泛滥,使得中国百姓的精神和身体都受到极大摧残。同时由于外国银圆在中国市场上享有超过其含银量的高价,外国商人常以银圆套购白银走私出口。银钱比价的上升,对财政和社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民间买卖多用铜钱,而官方收税却用白银,百姓缴纳赋税时要以钱换银。银钱比价上升意味着国家收入虽未增加,但纳税人的负担却极大增加。随着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展开,中国也开始迈入近代社会的门槛。

中国古代赋税与世界赋税的联系。

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和西方的赋税制度,实际上是在各自的发展道路上,分别向前演进。但在各自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却存在着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趋势。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财政收入格局大致经历了“人丁为本”和“地产为本”两个阶段。前者重在对人口本身的控制和征税,后者则转向主要征收不动产(地亩)。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标志着以地产为主获得财政收入成为政府最重要的手段。明清时期田赋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超过50%。这一时期的财政结构,显然是以农业税为主体的传统型财政。到了晚清时期,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旧有的财政体制崩溃,新式的厘税、关税及杂捐异军突起,收入超过田赋。清朝的财政结构,由以农业税为主过渡到以商业税为主,同时也是由以直接税为主过渡到以间接税为主,这在中国税制史上无疑是非常有典型意义的转型。

与中国的情况相比,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其税收体制有着很大的差异。国王的权力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无法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作为财政管理的准则。国王有自己的领地与财产,可临时性地借款、卖官或者掠夺,税官大多世袭,采用包税制,包税收入往往占常规收入的主体,还没有形成现代纳税体系,践踏产权的行为也时有发生。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农民的负担非常重。1642年前后,红衣主教黎塞留说:“法国农民纳税人就像骡子,农闲时的麻烦比农忙时还多;如果他们不用纳税,那么就会忘记自己的身份。” 随着时间推移,从“重商主义”的理念出发,尤其是经过长期激烈的军事斗争,欧洲国家对于财税的渴望空前高涨,欧洲发生税收革命,由直接税向间接税过渡,最主要的表现是由原来以田赋税收(直接税)为主的收入结构转向以关税为代表的商税(间接税)为主的收入结构。17、18世纪的英国,直接税在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为25%,而以关税为主的间接税则占到了70%左右,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两相对照,可以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因太平天国运动引发的晚清财政收支变化,虽然是被迫的,但却和17—19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财政转型,即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轨迹,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如何组织纳税,也是中国和欧洲有差异的地方。在中国古代,征税的权力基本上是由政府直接牢牢把控的。而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欧洲的征税方式大多采取包税制,税务贩子租用了征税权并提前支付了预期的配额,随后对百姓征收重税。光荣革命后英国等国家的议会开始制约王权,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税收制度。1800—1850年左右,在英国、法国和荷兰,一种新的税收制度开始普及。此后税收越来越多地由国家官员征收,并按人均或每次购买商品征收。从这一点来看,西方是走上了中国长期以来延续的征税道路。

问:中学历史教师做历史教学研究,应该如何运用史学研究成果?

答:中学历史教师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教学研究群体,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历史知识传播群体。历史教学是中学历史教师最重要的工作,教学相长,只有中学历史教师做好历史教学研究,熟悉史料的运用,了解最新的史学研究现状,并将其充分运用到历史教学的实践中去,才有可能把最新的知识传播好,让学生吸收最好的学术营养。

现在的学术研究一日千里,各种史料、观点、方法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而每当新史料、新观点和新方法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反过来影响教学。我觉得中学教师平时不妨多看史学研究文章,了解学术动态,辩证看问题,同时也可以自己或者带学生做一些相关研究。如果没有条件做全局性的研究,也可以做一些本土本乡的研究,全方位地培养自己的历史感。历史感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能够从长时段、多因素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历史为什么能让学生觉得有意思,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历史教师个人的魅力。他能通过自己独特的认知、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感受,把鲜活的历史知识传播出去。如果只是照本宣科,那就会失去个性。所以我觉得要鼓励中学老师多做教学研究,多了解历史教学规律。现在的史学研究受到了新技术的巨大影响,中学历史教师也要相应作出调整。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兴起,已经极大改变了中学历史教学的方法和手段。30年前,老师上课都是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到了今天,估计没有多少老师上课不用电子课件。通过互联网搜集史料,已经成为老师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现在人工智能突飞猛进,如果老师不能跟上潮流,教学理念和方法就会迅速落伍,陈词滥调不仅讲不好课,学生也绝不会有兴趣听,因为相关资讯在网上随手就可以搜到。

问:对于专业的历史教师来说,不少人认为将课本子目串讲完毕,就完成了教学任务,不必读书,也没时间读书。但据我所知,您曾在大学学习之余挤出一年时间读完《资治通鉴》,能为广大的读者朋友分享一下读书的相关经验吗?对于今天的七年级“小朋友”,您有什么读书建议吗?

答:我通读《资治通鉴》是在上大学时完成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294卷,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就是每天必须读完一卷才行。如果哪一天看了两卷,就可以给自己一点小的“激励”,第二天放松一下。每天看一卷,大约需要一到两个小时。不到一年时间,还真把它看完了。看完之后,才真切感受到历史学这门学科的优美,也更加坚定了自己从事史学研究的信念。

时间永远是这样,只要愿意挤,总会是有的;如果不愿意挤,就会有各种理由和借口,刷刷微信,看看视频,聊聊天,嗑嗑瓜子,时间自然就没有了。所以我对大家的建议是,尽可能地列出计划,每天提醒自己需要完成的任务,并利用好零星时间,每天哪怕有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也是好的,坚持下去,必有成效。现在大家确实都很忙,百事缠身,但无论多忙,总该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最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有一个故事,说猎人带猎狗打猎,碰到了一只兔子,猎狗就在兔子后面拼命追,结果兔子钻进一个洞里,猎狗就一直在那里等。等了半天,洞里跑出来一只土拨鼠,猎狗又在土拨鼠后面拼命追。土拨鼠爬到了树上,猎狗又在树下等,结果树上飞出来一只鸟儿,猎人和猎狗只能悻悻而归。这个故事的标题是《兔子去哪里了?》。我觉得它有点像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每天忙到忘记自我,所以需要时不时提醒一下自己:兔子去哪里了?即便是从功利的角度,每天挤一点时间读读书,对于中学历史教师来说,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通过阅读典籍,可以更好地理解时代背景;通过阅读研究成果,可以掌握最新的学术动态。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是提升品位的最佳途径,也是提高教学水平的最有效途径。我们不可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对于七年级的小朋友,我的建议是离电子产品稍微远一点点,适当多读些纸质版的书。同时,阅读的范围也要尽可能地宽泛一些,不必局限于单纯的历史作品或者小说,自然、人文、社会之类的都可以翻一翻。在翻书的过程中,尽可能早地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人一旦有了明确的目标后,通常会有更强的学习动力。至于历史方面的书,我觉得要和自己的知识能力结构相匹配。七年级的小朋友读《资治通鉴》应该是稍微早了些。如果看都看不下去,一点兴趣都没有,怎么可能读得下去并有所收获呢?历史类的好书很多,在教材之外还有大量的书可以读。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历史人物传记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等,都值得推荐。比较简单的办法是到新华书店翻一翻,找一找自己能读懂又感觉兴趣的书。

                 
                                                                                  本文原载于《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