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宪群：谈谈“中国特色”的历史内涵（转载于《历史教学》）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创造出具有深厚内涵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形成了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独特标识的中华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沃土，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一整套国家制度体系、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底蕴。没有五千多年文明，就没有中国特色，没有中国特色，就没有我们今天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是对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创造和发展特点的高度概括总结，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底色，是中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根本所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底蕴。

1.“中国特色”体现在文明的一脉相承

中国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自从五千多年前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中华文明就一直没有中断的延续至今。所谓“没有中断的延续”，是指中华文明虽历经时间与空间的巨大变化，但文明内涵一脉相承，没有因社会变迁、民族变化、区域变动、王朝更替而发生断裂。

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表现之一就是独特的“文明观”传承与发展。产生于中国先秦时期的《周易》一书中，就有多处出现“文明”一词。如《乾卦》中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以“文明”表示天下光明而万物萌生。《同人卦·彖辞》中有“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以“文明”象征君子的纯正品德。《贲卦·彖辞》中有“文明以止，人文也”，以“文明”表示人应遵循伦理道德制度和顺应自然规律，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大有卦·彖辞》中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以“文明”表示明察，意为人应明察于天道，合时而行，则亨通顺利。《明夷卦·彖辞》有“内文明而外柔顺”，指周文王内心有光明的道德，外有柔顺的表现。《尚书·舜典》中有“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的记载，指传说时代的舜帝，年轻时曾因智慧和文德、温和恭敬诚实的品格被尧帝知晓，后授予他官位。唐代经学大师孔颖达在《舜典》注释中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经天纬地”意指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照临四方”意指驱离愚昧的精神活动，在这里“文明”被理解为人类物质与精神成就的总和。总之，古代中国人关于“文明”的理解，包含了光明、智慧、品德、规范等人的精神思想与实践活动，不仅具有中国特色，也包含了部分今天人们对“文明”含义的理解，是一种体现历史进步的文明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表现之二就是中华文明以国家形态绵延不断、传承至今。我国古书上所记载的“文明”一词，虽然主要指的是人的精神与实践活动，但也与社会进步状态有关，蕴含着文明起源的诸多要素，预示着脱离野蛮时期，进入文明国家时代。国家承载着文明，文明塑造着国家，国家与文明的高度统一与相互塑造是中华文明的本色，使中华文明虽历经数千载而呈现出高度的同质性。

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表现之三就是中华文明体系没有中断。文明是支撑中华历史不断前行的根本动力。回望历史，历代王朝的物质创造、制度构建、理论思维，都是以文明为底蕴的。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王朝或政权前后更替或相互并存，但文明体系没有中断，也没有各行其是，其根本原因是中华文明基因在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同质不是文明的停滞，而是文明的一脉相承与承前启后的推陈出新，是中华文明整体性、连续性与阶段性的高度统一，是国家与文明在相互激荡、相互作用、相互成就上的高度统一。

历史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历史传承与发展的血脉。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特道路，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文明的一脉相承。

2.“中国特色”体现在制度上的与时俱进

有了文明，自然有文明建设。文明传承与文明建设不可分割。制度是文明建设的核心体现，也是文明形态的本质反映，更是文明前进的标识性载体。中国经历过数种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也经历过众多王朝的前后相继或各民族政权的相互并存，但却能够始终保持着文明连续不断，根本原因就在于文明建设核心理念的一脉相承和制度构造的本质特征与时俱进。

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重视制度建设的民族。制度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阶段本质特征的反映，是中华文明不断呈现新形态的核心表现。中国历史上制度构建的突出特征是守正创新。守正，就是坚守事物的本质规律，体现事物的稳定性，保存优秀的文化传统；创新，就是事物的与时俱进，体现事物的变化性。如君主制、大一统中央集权、郡县制、意识形态、选贤任能制等，长时段稳定不变；而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法律体系等则随着时段变化不断调整，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中华文明能够长期延续、不断前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各具特色、内涵丰富的制度体系不断演变与创新，但又保持着高度的稳定性。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是中华文明长期稳定发展、不断前行的根本保障，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显著特点。

3.“中国特色”体现在国家的统一内聚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形态往往体现着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大一统是中国传统国家形态的最典型特征，是中华制度文明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国家政治制度建构的根本。

中华文明是以国家形态绵延不断传承下来的文明形态，统一性是中华文明的典型特征。夏商周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早期发展阶段，以华夏族为核心，具有共同血缘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的多民族共同体初步形成。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基本特征、思想基础以及独特的发展道路，也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秦汉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巩固发展时期。在此后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统一是历史的主流，是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广大人民的愿望，是积极有为的治国理政者为之奋斗的目标。

中国历史上的分裂主要来自于政治与民族因素，而非文化与经济原因。正是文化的一脉相承，经济的互助互补，使得传统中国缺乏分裂的基础，无论怎样的分裂，或者分裂的主体来自哪个民族与阶层，但最终还是走向统一，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鲜明特点。追求统一的大一统理论与实践，是中华文明主体性的核心内容之一。

秦汉以来持续两千多年之久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政治制度，展现出强大的政治凝聚力、民族凝聚力与文化凝聚力，是经济发展在政治上的必然要求。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中华民族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4.“中国特色”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多元汇聚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统一，在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内，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是在多民族共生共存的历史环境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文化多元汇聚的历史。

中华文化不以地域、血缘、种族区分民族的高下，而是以共同认可的经典、礼仪、道德、历史等文化共识来凝聚民族共同体。民族文化认同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民族之间尽管有冲突，也有战争，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发展的主方向与总趋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植根于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沃土中。

在与域外民族的思想文化交流中，中华文明形成了多元并存、兼收并蓄、开放交流的民族文化品格。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自身所服膺的儒家思想和本土信仰，但对外来思想与宗教并不排斥，各种外来宗教和思想的精华，在中华大地上都有发展的空间，它们最终也因中国化、本土化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融化为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丝绸之路的开辟、佛教的东传、郑和下西洋、外来作物的引进、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等，均说明中华民族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各个层面都充分吸取了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精华，同时也把中华优秀文化向周边民族乃至更遥远的地域传播。

“有容，德乃大”，中华文明厚德载物，以宽广的胸怀塑造出包容万物的品格。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要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相互包容，互相学习，天下就是一个多彩的世界。中华文明正是富有包容特色的多彩的文明。

5.“中国特色”体现在天下为公的理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儒家理想中的大同社会，表明中华文明蕴含着一种天下大道、大同世界为天下所有人共享的观念。大同思想既是一种具有高度理想色彩的观念，也体现了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中国传统大同思想中的理想社会观尽管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科学理论有本质区别，但其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对公平社会的描绘，对崇高道德境界的追求，与马克思主义不无相通之处。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表达中国人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内在关系的深层理解。只有不同的事物和谐相处，求同存异，才能生成丰硕的世界万物。“和而不同”不仅是中国人的处世原则，也是中华文明在处理国与国相处之道时所蕴含的精神智慧，它回答了世界及人类如何存在，如何发展的根本问题。

天下为公的文明理念，追求的是人类的和平相处，倡导的是人类的共同进步，主张的是以和为贵、与人为善。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中国特色”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集中体现在制度体系、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上。

1.制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的标识性载体

中国历史上丰富的制度建设思想与制度建设实践交相辉映，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制度体系，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中央集权化的朝廷制度。有王朝，就有朝廷，也就有了相关的朝廷制度。从以天子为核心的天下共主制，到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中国传统朝廷制度经历了前后两个发展阶段，而后者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更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秦汉以后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朝廷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虽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组织形式，但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运行机制，包括权责明确、相互制约的中央行政体制，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行政决策机制，高效、严密的文书行政执行机制等。这套制度不仅体现了维护大一统政治的需要，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且是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核心制度。

如身使臂的郡县制度。治理国家不仅要有中央集权化的朝廷制度，还要依靠地方行政制度的保障。中国历史上，郡县制是保障中央集权有效行使的一种地方行政制度泛称，在两千多年的传统国家制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长期不散的一种重要制度。郡县制度萌芽于春秋战国，秦统一后整齐划一在全国推广。郡县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时期表现形式也不同，但其基本精神没有改变，始终是维护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石，成为中央统御地方、治理全国的行之有效的重要手段，顺应了历史与时代的发展要求。郡县治，天下安，正是这一制度精神的体现。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的讨论与改革有很多次，思想家也有很多论述，但如身使臂的郡县制受到普遍肯定。

决定政权兴衰的土地制度。传统中国以农立国，土地是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万民生活的基本保障。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其所有制形式决定了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土地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能否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决定着王朝兴衰。先秦至隋唐的土地制度经历了井田制、名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等多种形式的演变。隋唐以后，国家不再直接出台土地分配政策，但通过赋税、户口、移民等措施调节人地关系的政策没有停止。历代王朝的更替或政权变革，往往以土地兼并或因土地问题造成的流民问题为诱因，故土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农民因失去土地而引发社会动荡、王朝变更，是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

保障国家机器运转的赋税制度。赋税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基础。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变化过程，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人头税、财产税、土地税、徭役、兵役及其他各种赋税，但核心是土地税，这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性质所决定的。赋税制度的合理与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盛衰治乱。综观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改革，基本集中在如何解决土地兼并、赋役失均、贫富失调、民众负担过重、国家财政不足等方面的矛盾。处理好，则国泰民安；处理不好，轻则改革失败，重则国家走向衰亡。

选贤任能的人才选拔制度。“为政之要，莫先乎得人。”治国理政，人才是关键。得贤则兴，失贤则亡，是中华文明早就认识到的一条政治法则。中华文明蕴含的选人用人思想与选人用人制度彰显出独特而富有智慧的政治创造。中国历史上人才选拔制度大体经过了世官制、荐举制、军功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几个时期，其中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延续1300多年，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官员选拔方式。科举制形成了以考试为中心的相对公平的选人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形成了国家用人的主动权与调节权，用人从散漫、主观，向统一化、制度化、法制化方向转变。士人读经学而考试入仕，实现了贯彻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与选人用人的高度合一，是中华民族一项伟大的制度创造，影响深远。

反腐倡廉的监察制度。为官以德，一方面靠的是为官者自身修养与内在约束，另一方面也要有制度上的监督与规范。监察就是中国历史上王朝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其目的是约束官员遵守法典，防止权力滥用，维护中央权威，保障政令畅通。中国历史上的监察制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中央集权政治形态的产生而出现，大体萌芽于战国时期，奠定于秦汉并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监察机构与官员的相对独立性，监察权力的约束和制衡，监察法规的不断完善，既是传统中国监察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监察制度的核心，更是珍贵的制度遗产。中国历史上的监察制度，不仅是中华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世界政治文明史上也具有独特地位。

礼法合一的法律制度。中国传统法律起源甚早，经过了以礼为主、由礼到法、以法为本、援礼入法等发展演变阶段，形成了体系庞大、内涵复杂、独具特色的法律制度体系，具有追求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基本特点。传统法律实现“德政”的目标方向，礼法合一、德主刑辅的约束与规范方式，对于中华文明诸多特征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保障与推动作用，其中追求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影响至为深远。

制度建设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往往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制度设立不仅是区分社会形态与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更是中华文明的标识性载体。无论是君主制、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阶段性变化，还是土地制度、人才选拔制度、法律制度的演变，均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与制度的内在联系及相互作用。中国传统制度构建具有稳定性与变化性相互交织的特色，共同反映了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本质特征，是中华文明不断呈现出新形态的核心表现。深刻把握制度变化的内在规律，是科学认识中国历史发展演进、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特色”历史内涵的重要标准。

2.治理体系是“中国特色”的内在驱动

制度体系需要通过治理体系表现出来，治理体系是制度体系的运作阶段，是制度体系完善与否的检验，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不断将治理的成功实践上升到制度体系，不断调整制度体系中不适应治理的内容，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重要特点。有了制度并不代表一定有成功的治理，历史上相同制度下的治乱盛衰实践，深刻证明制度不是万能，必须深刻理解治理也有其自身规律。“有治人，无治法”，治理的核心是人，治理能力的高低对制度贯彻落实的作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能把制度完善与治理能力完全等同看待。

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重视国家治理的民族。先秦时期就已有了丰富的“治理”思想，将“治”与“乱”并举，明确提出了“治理”“治道”等概念。秦汉以后，“治理”“治道”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成为衡量国家政治善恶、官吏为政好坏的标准，更多地被引入了政治实践领域，形成了两千多年富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

大一统的治理体系。中国传统治理体系的核心特征是大一统。维护国家统一与中央集权，是历代国家治理的首要目标。在大一统的治理追求下，逐步形成了“要在中央”的中央集权治理体系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地方治理体系。大一统治理体系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治理的组织机制，是调动全社会资源，维护政权稳定与发展的政治保障。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国家治理坚持中央集权一元化的治理主体地位，符合历史发展要求，适合国情，虽有不少教训，但总体是积极成功的。

以民为本的治理体系。民本思想是传统中国治理体系的独特内容，是调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思想与手段。在民本思想影响下，中国历代有为的政权都十分重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劝民农桑，保障农业生产与社会稳定；奉行以农为本的基本国策，防控土地兼并，打击豪强地主，巩固立国之基与统治之序；通过改革调节贫富，缩小差距，维护社会稳定，体现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

德主刑辅的治理体系。德是自律，法是他律。治理国家与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全面规划。中国传统治理体系中，从夏商周时代的以礼治为核心的治理体系，经过春秋战国以德治国、以法治国与隆礼重法思想的交锋与融合，秦朝实行严刑峻法而速亡的政治实践，到汉代中期以后形成了德主刑辅的治理体系。历代有为的政治家、思想家都遵循儒法合治的治国理念。德主刑辅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特征和根本手段。

选贤任能的治理体系。伴随人才选拔制度体系的构建，传统中国也在积极建设选贤任能的治理体系。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成为历代贤明统治者和思想家的主流意识。重视德在选拔人才、治国理政中的作用的思想很早就出现。但仅有德，没有才，无法治理好国家。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本，各取所长、人尽其才的用人原则，是中国古代选贤任能治理体系的核心特征，也是一条基本的选人用人经验。

严格吏治的治理体系。官吏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支柱，是国家治理的具体执行者，也是国家与民众联系的重要纽带。“明主治吏不治民。”治国先治吏，吏治清明与否关乎国运盛衰，均为中国历史上思想家与政治家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中国古代形成了包括选拔、任用、考核、监察、奖惩、教育等在内的吏治治理体系，成为引导、监督、约束官僚群体，推动国家治理的重要机制。“重德尚能”的行政考核机制，“激浊扬清”的御史监察系统，“沙汰冗官”的精简吏员措施，以及“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基层实践原则，均是这套治理体系的核心表现。以德法相容、宽严相济为基本内涵的吏治思想与实践，是吏治治理体系的突出特征。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吏治治理体系，其系统性、严密性、连续性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

遵循法制的治理体系。法治是规范社会、约束政府、强化治理的社会公平保障机制。“任法不任智。”传统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以法制建设推动法治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法者，治之端也”的律令体系，“援礼入法”的法律儒家化构建，“疑狱谳报”的慎刑措施，构成了中国古代法治治理体系的鲜明特点，体现了法制与社会相融合的特征，反映了法治治理体系的成熟与完善，在世界法制史上，也是令人瞩目的亮点。

讲信修睦的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亲民、重民、顺民，保障人民生活，加强社会治理，缓解社会矛盾，理顺国家与社会关系，不仅是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诸如强调国家与民间相结合的社会救助，重视听取、疏通民间舆论的方法，注重乡村治理的理念，是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体现，反映了传统中国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相统一的社会实际，承载着中华文化“讲信修睦”的优秀传统。

“华夷一家”的治理体系。在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下，边疆民族治理体系是保障国家稳定的安全机制。“边境强则中国安”，正是对这一机制的很好说明。历代虽有“华夷之辨”的声音，但主张民族融合的“华夷一家”是历史的主流。历代政权在治理边疆时，一方面“以德化之”，另一方面又创设出独特的边疆管理机构，加强控制。历代政权还不断迁移内地人民到边疆地区，传播先进的经济、文化，推动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同时，传统中国还采取“分而治之”的政教分离治理和“因俗而治”与“用夏变夷”的移风易俗治理，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加强民族文化融合，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机制。

“协和万邦”的外交治理体系。中华文明是开放的文明，是交流互鉴的文明。以和为贵，和平共处，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亲仁善邻，怀柔远人，以德服人，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基本方式；天下太平，大同之化，不闻以兵，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理想追求。基于此而形成的“协和万邦”的外交治理体系，是推动传统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机制。

“天人合一”的生态治理体系。中国古人在“天人合一”观念引导下，较早就有尊重自然的思想，努力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步形成了万物共存的理念，并积极倡导“与时禁发”的可持续治理措施，主张适度开发自然资源，不可竭泽而渔，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来保障生态治理机制的实施。这些理念与措施，不仅是传统中国生态治理体系的重要体现，也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传统中国生态治理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

中国历史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内涵丰富、价值独特的治理体系，所蕴含的基本治理目标精神，如维护大一统中央集权、法律与教化相结合、以民为本、崇尚法治、任人唯贤、循名责实、社会公平、协和万邦、天人合一等，是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驱动。

中华民族不仅高度重视制度与治理体系建设，而且高度重视制度与治理体系的守正创新。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治国理政制度与治理体系内涵，正是中华文明历史传承与文化传承的结果，是中华文明独特历史发展道路的反映。

3.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的精神导向

价值体系是制度与治理体系构建的精神导向，制度与治理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二者相互作用，互相影响，构成整体。中国历史上，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追求理想政治的观念等，都是这套价值体系的核心体现。

构建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中华民族重视主流意识形态构建，注重以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同制度与治理体系相配合，有效维护了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

先秦时期，宗法等级分封制的制度与治理体系同礼乐主流意识形态相配合，是国家构造的核心精神。秦汉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构建出大一统、天人感应、五德终始、德主刑辅、三纲五常等理论体系，服务于时代政治需要，改变了官员信仰混乱问题。此后，儒学取得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上的独尊地位。以儒学为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是一种僵化停止的思想，而是有鲜明的特色：

其一，重视历史的传承性。先秦的礼乐文明，在秦汉以降的主流意识形态中仍占有重要地位，是构成秦汉以降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先秦时期的“治理”思想与“治道”观，在秦汉以后得到尊崇。先秦国家治理的“大同”“小康”社会思想，仍是秦汉以后儒家推崇的理想社会形态。先秦的民本、德治、法治、天下观、自然观等思想，在秦汉以后主流意识形态中也得到继承。

其二，重视与时俱进。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主流意识形态也随时代变化而调整。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儒释道并重、到宋元明清理学等，随着社会变化而呈现出新特点，包容吸收改造了一切有益的思想文化内容进入主流思想。因此，历代主流意识形态虽以儒学为核心，但是其他有益于国家治理的思想也并没有受到完全排斥。

其三，重视与政治实践相结合。中国传统主流意识形态注重同制度与治理体系紧密结合，将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体现的价值观，落实在选贤任能的标准制定上、国家治理的具体措施上。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要求选拔官员、考核官员，制定国家发展目标与具体措施，使主流意识形态不流于空泛口号，而是与整个政治实践相统一。

其四，重视与社会相结合。中国传统主流意识形态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构成，其所包含的仁义礼智信以及天命论等基本价值观，符合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特征。其所吸收的佛道思想中弃恶扬善、因果报应、理想世界等内容，与受压迫与剥削的下层民众的精神向往不无相通之处。国家还注重扶持有积极意义的民间信仰，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

提倡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体系。中华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丰厚积淀，是五千多年文明的珍贵结晶，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和演进，形成了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价值体系。

中国历史上，“天”与“人”是人们思考自然、个人、社会、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重要概念，以“天人合一”为中心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观念系统。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倡导的是把“天”与“人”合起来看，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人的和谐，二者是共存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天人合一”的核心精神是以人为本，“究天人之际”是中国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独特方式，也是中华文化对世界的重要贡献。天地万物和谐共生，是中国人追求的最高境界。贵“和”持“中”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的内在特质。

在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而不同的核心理念指引下，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多元文化并存、官方信仰与民间信仰互存、善于融合外来文化的突出特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文明随之也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政治特征和文化传统。无论从文献记载意义上的传说时代，还是考古学意义上的文明探源，均表明中华文化较早就蕴含着多元性，但又有着不断“向内凝聚”的特点。历经史前时期、夏商周三代的不断发展，多元一体格局初步形成。秦汉大一统政治实践推动着文化上的一统，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但道家文化、法家文化等其它文化依然存在。随着佛教传入与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了儒释道融合的特色，并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特征。历史上的中国，在广袤的地理空间中，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数十个民族文化长期并存，使中华文化始终呈现出色彩斑斓、独具特色的文化图景与精神川流。中华传统文化是多元性与统一性的完美融合，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丰厚与多姿多彩。

中华文化历来就有兼收并蓄的传统。一种文化体系有没有活力，有没有发展潜力，关键看它是否具有开放性与兼容性。中华文化既然是多元一体的，那就说明它具有吸纳外来文化的能力与胸怀。汉唐以来，不但在宗教文化，还在科技文化上，都有中外文化交流的丰富内涵。中华文化吸收了外来养分，多元文明汇合的特征越来越丰富，同时也显示出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和包容精神。观念上的“和而不同”与实践中的“会通融合”，塑造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深厚特点。

对于民间信仰，中华文化同样体现出兼容并包的特性。民间信仰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大多具有非官方性质，在信仰对象、信仰目的、信仰仪式上，都与官方宗教礼仪有一定的差异。当然，民间信仰与官方宗教礼仪也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往往能够相互融合、互相影响。如有的政府官员，在政府活动中执行的是官方宗教礼仪，而在日常生活中尊奉的可能却是民间信仰；同时，有的官方宗教仪式则是在民间信仰的基础上形成的。民间信仰也有多元性、兼容性特点。

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一方面受皇权控制，呈现出服从于皇权、服务于皇权的世俗化特征，成为封建帝王除却儒家经义与正统礼教之外教化万民、巩固统治的又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工具；另一方面，民间信仰又具有地域文化认同、族群文化认同、历史文化认同的文化功能，在缓和地方社会矛盾、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协调乡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传统国家注重扶持有积极意义的民间信仰，如妈祖信仰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中国民间信仰历史悠久，在与外来文化的交锋与交融中，是体现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特性的一支重要力量。追求理想政治的治理思想体系。中华文化自先秦时期开始就形成了追求理想政治的治理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不仅限于国家治理的某些具体措施制定上，而是在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与价值导向确立上。

《尚书·洪范》首先提出了“彝伦攸叙”的治国理念，强调治国制度设计，应当顺应常理，施行顺遂。这一思想对周初“民本”“德治”等人本思想的萌发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民本思想在春秋时期的蓬勃兴起，应当与“彝伦攸叙”的治国理念影响有关。探讨“政”与“治”的关系在春秋时期已经很普遍，“治”是与“乱”相对立的概念，理想的“政”是“治”，而不是“乱”。如何达到“政治”？诸子百家各自都提出了独特见解，但民本、法治、德政、公平、正义是其基本精神。春秋战国时期，在对“政治”“治理”等概念的探讨中，还形成对“治道”的探索。“治道”即国家治理之道、为政者需要遵循的原则，其概念与周初“彝伦攸叙”的思想内涵一脉相承。“治道”是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追求、选择、确立、遵循合适的“治道”，在“治道”思想指导下治国理政，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所在。“治理”手段与“治道”精神的高度统一，是中国治理的显著特色。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体系的价值追求还突出表现在重视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处理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自孔子开始的儒家学说重视思想的连续性与传承性，道统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传承过程，尧舜禹汤周就是儒家尊奉的理想政治模范。道统强调坚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以仁义忠信作为立身准则，以中庸之道作为处事方法。儒家道统观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本秩序和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为政者与士人应当不懈追求的理想目标。“士志于道”，就是儒者对人生的要求。“表彰六经”，就是为政者将体现在儒家经典中的“道”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王朝可以变，具体的制度可以变，但“道”不可变。

政统或治统，指的是政治传统的连续性与继承性。与追求文化与道德维护的道统不同，政统强调的是政治制度的连续与传承。中国历史上各王朝政权存在着民族之别、大小之分、地域之隔、正统之争，但大都没有脱离“政统”的轨迹。三代圣王的王道政治，是后世积极追求的理想政治目标，秦汉以来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是后世王朝普遍认可的现实政治形态。

中华文化自先秦以来传承有序，广纳众采，博大精深，与时迁徙，不仅与制度与治理体系相得益彰，更集聚了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永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