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友西老师访谈录：“中学历史教学法”学科发展史(转载于《历史教学》）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校本部家属区。

采访者：杨朝晖。

记录者：曹小文、金邵爽、王龙、金晓洲、董继泽等。

问：于老师，您好！作为历史教学法研究领域的老前辈，您能以自己的角度讲一讲这些年历史教学法的学科发展史吗？我们对这一领域的那些年那些事很好奇。

于：好的。其实去年（2012年），赵亚夫老师曾带领他的研究生来我这里做过类似的访谈。此后，他们就按照我们提供的人名单分头到北京和上海两处进行访谈。不过，如今对于这个话题我又有新的想法。而且，学科的发展过程是客观存在，这是改不了的。我们就先从这说起吧。我把历史教学法学科的发展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1949年之前

于：我于1933年出生，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也有历史课，但全国还没有统一的历史教科书。当时，中国向美国学，搞的是“六六学制”：小学六年，中学六年，中学历史课六年均有。有一版历史教科书是杨人楩写的《高中外国史》，那个书写得相当的好，但是侧重点不同。那时的教学法比现在差远了，教学手段很简单，就是一支粉笔、一块黑板，教具很少。当时全国师范院校中开设历史教学法这门课程的也少。师范院校也不多，比如北京，就一所北京师范大学。这就是中学历史教学的状况。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陕北榆林念中学。此地有一所师范学校，而教我的老师中，没一个是历史师范毕业的。他们也没学过教学法。当时，能否教好历史课主要在于教师自身的史学素养够不够、学识渊博不渊博。后来，我在北平就读于汇文中学。这所学校的老师就有大学毕业的了，但当时从事历史教学的人基本上仍未经过专业培训。教师的历史知识丰富扎实，其教学效果就好。有一个辅仁大学毕业的历史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老师姓许，他课讲得好，慷慨陈词，有爱国心。当时，许老师竟能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角度来讲历史，解释共产党执政会为中国带来怎样的前途。这个水平就与陕西榆林中学的历史教育水平有了天壤之别。

1949—1960年

（一）接受苏联专家的援助

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教学法仍是一门薄弱学科。当时师范院校大多用何炳松翻译的《历史教学法》，这本书包含中小学历史教学。这本书实际上是一部世界通史纲要，教学建议只占一小部分，包括教学评价等，和咱们现在熟悉的历史教学法不一样。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府号召全面学习苏联，此书就被弃用了。

1955年，人教社出版了卡尔曹夫的《中学苏联历史教学法概论》，很薄的一本册子，专门讲历史教学方法，其背后的指导思想是当时苏联通过的一份专门指导历史教学的文件决议。可是，这本书很薄，难以组织成一个学期的课程。

新中国成立后，以前的历史老师恐怕有些不合时宜。找什么人教呢？只能找老解放区的中学历史老师来讲。老解放区的历史教学存在一个问题：战争时期，各方势力长期拉锯胶着，教材变来变去，教法难以一致。再者，老解放区的中学历史教师的文化水平不如北平的，所以效果并不好。于是，只能请苏联专家来做指导。

当时，中国驻苏联的外交参赞是胡济邦。她对苏联情况非常了解，来华指导的苏联专家名单就是她拟定的。指导教育学的是崔可夫，指导历史教学法的是普希金。崔可夫在北师大讲完教育学后，北师大即刻将讲义整理好，并发至全国，很完整地介绍了苏联的教育学。后来，咱们就将苏联的《教育学》翻译过来了。这部书是苏联教育部长凯洛夫写的。一直到中苏关系紧张前，全国各师范院校都是采用凯洛夫的这本《教育学》做教材的。

指导历史教学法的普希金是个不通中文的教授。他听课时带一个翻译，中国老师在讲台上说一句，他的助手在下面给他翻译一句。听完课，这位普希金教授就要评课，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尽管存在语言障碍，但他评一节课的优缺点时总能评得细致到位。

（二）教学流程得到统一

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历史课教学情况不统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教育部请崔可夫从他听过的众多堂历史课中推荐一节课作示范。于是，北京女二中的宋毓贞老师（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就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内给来自全国各地的历史教研员做了一堂公开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一堂公开课。上完课，崔可夫当场作总结。

崔可夫从历史课堂教学的形式流程方面一一点评，包括教师的发型、衣着、仪态、语速和情感，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教育性如何。他提到，教师步入教室后，先得组织教学：第一步是环视教室，集中学生注意力。第二步是点名，检查学生出席情况。下一环节是提问，目的是帮助学生回忆上节课内容，一是检查学习效果，二是便于导入新课。第三步是导入新课。导入新课要过渡自然，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与内容，提高他们学习的注意力。第四步是讲授新知识，这是教学的主要内容。第五步是复习巩固，可以是教师小结，也可以是提问学生，问题要围绕本节课的核心内容，检查学生是否对重难点掌握了、理解了。最后一步是布置作业。从此以后，历史课的历史教学流程算是固定下来了：回顾、导入、授新课、复习、布置作业。这个流程就一直用到1966年以前。1976年后，依旧采用这套流程，只是形式上稍有损益。总之，至此全国的历史教学模式就算统一了。当然，这种统一严格来说是不包括乡下的。

（三）中华人民共和成立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纂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内没有现成的新历史教科书。起初，我们把国民党时期的历史教科书拿来，删去反动言论，剩下的精简成书。这样的教材结构不完整，行文不严谨。有一段时间，学校在上课前会给老师发临时讲义。讲世界史的时候情况好一些：直接拿苏联的世界通史译本来讲。所以，这段时间世界史教材比中国史教材内容丰富。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中央快速从全国抽调人才到北京编写历史教科书。这就是1953、1954年左右的事儿了。其实从1949年起就一直着手做这事，等到编完第一版可能就得到1954年了。编完教材后，中央决定将各科骨干教授留下来，组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叶圣陶任社长。历史的骨干成员中，有一位先生叫漆侠，搞宋史的，来自河北。还有苏寿桐先生。以后教材就逐步地正规了。1949年后第一本由咱们自己人编纂的较为系统的历史教科书是1955年版。与过去比，教材比较稳定，这是一大进步。但是，与国外的历史教材相比，它的变动性还是较大。比如，美国的历史教科书是五年修订一次。而我国的情况是根据需要随时改动。这就给历史教学带来了一定困难。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教育人才极度需求

于：1949年初，中国人才需求量极大。当时历史教师太缺乏了。因为中国和苏联不太一样，我觉得跟全世界都不一样。有一个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政治课，苏联也没有政治课。怎么办呢？他认为你讲好了历史课本身，阶级性就有了，所以他认为历史课能起政治课的作用。你上好历史课了，就不需要再有政治课了。当时是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这六年每个礼拜要上三节历史课。但是我们中国不这么认为，中国认为历史就是历史。

可是中国当时也没有系统的政治课。怎么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朝鲜战争就开始了。开始以后，咱们就设立了一个时事政治局势政策课，也就叫时事政治。那会儿没有这号教师，就没有学过这么一个专业的教师。所以北京市委就决定在每个学校每个班，每周上一次时事政治课。那教师从哪儿来的？就从复转军人来，他们要有文化的人，可以讲。另外一个，就是想留高中毕业生讲。

然而高校招生名额大于中学毕业人数，因此只能号召社会青年前来报名。当然招生主流还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我高中毕业那年（1952年），中学毕业人数就小于高校招生人数。所以学校就得动员学生全都报考大学。而对于个人而言，上不上大学是你政治要不要求进步的一种表现。所以，高中毕业生不上大学是不行的。

我毕业那年碰到一个问题：当时全国的中学，一个学校平均不到一个党员。有些中学缺党员来宣传党的执政方针。于是就要从某些学校调一些党员或是党的宣传员毕业生到那些中学去支教。最后，教育部特批在全国范围内留下了100个高中毕业直接任教的名额，北京有70名，我就是其中之一。我讲这事就想说明当时的一个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中学急缺师资力量。这个现象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显得尤为明显，各个部门都需要人才，就动员人们考大学。生源结构没变，依然是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复员军人。我因为是共青团员先进分子，服从组织安排1952年留校任教，教的是政治课。但课时越来越少，就向党支部申请报考大学。得到批准后，我于1957年报考大学。自1958年高校扩招学生后，考试与教学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学的教学被考试指挥，这个现象之前是不明显的。

（五）创建北京师范学院及历史系

问：咱们学校也就是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是不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

于：咱们学校的成立也基于这种情况。当时，由于全国各地都缺中学教师，于是政府在各省组建地方师范院校来培养师资力量。起初，外省师范学院师资力量薄弱，只能来北京中学挖人才。于是北京教育局赶紧组建了北京师范学院。学校建成，却招不来学生。当时北京的八大高校就已经把应届学生招尽了，咱们学校根本招不上人来。所以，我们就从离京较近的省份里招生。最初，咱们的学制是一年制专科，分学科培训授课。高中毕业生在此受训一年就回去任教，这种师范培训就很匆忙了，教学效果可想而知。第二年就改成两年制的专科。第三年，咱们历史系就聘来三位教授、副教授：成庆华、田农、马奉琛，其中成庆华是共产党员。后来又从中学请来了戚国淦、宁可、齐世荣、谢承仁等。当时他们有“四大台柱”之称。咱们当时力量最雄厚，就招了第一批本科生，生源多来自山西、内蒙古、河北，也有北京的学生。

1960—1980年

（一）开设历史教学法课程

于：招生以后，学校开设了历史教学法课程，但是没有老师讲授。于是也想跟外地挖点人，从东北请来的一个副教授叫滕净东。后来他做了历史系主任，副主任是戚国淦。于是就让戚老师兼任历史教学法的讲师和教学法教研室的主任。戚国淦原是北京三中的历史老师，燕京大学毕业的。他历史课讲得好，后来被北京教育局抽走去编历史教材。除了戚老师，还有陈庆华和宁可兼任部分课程。戚老师公务繁忙，就找来北京二中的教导主任黄一欧（毕业于北师大历史系）来上这门课。他讲课出神入化，比如说，讲北洋军阀史时，下课后学生全体鼓掌。现在，出了名的纪连海就曾提到过这位黄老师。他说，怎么能把历史课讲活，就是从黄老师这里得到的启发。黄老师在讲广州起义黄兴被打掉一根手指时，用了拟声词“啪”，把这段历史说得活灵活现。可惜，黄老师因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无法进行正常的人际交往。于是就又找了一名老师，姓唐。她是东北师大毕业，在华东师大进修过。又留了一名世界史的本科生，叫那娅静。由她俩辅助黄老师教学。后来，唐老师又回到中学执教。于是，1961年学校决定让我留校到历史教学法组任教。黄老师负责台前讲课，我负责课后辅导、找实习单位，指导学生实习。

黄老师和我私下交流时谈到历史教学法这门课在教学过程中是上不满一个学期的。他建议我和北师大联系一下。我于是联系到北师大的丁西玲老师，得到听李光增老师课的机会，两所学校互相听课。

后来，系里又让我做历史教学法教研室主任。当时齐世荣任主任，跟我说，你们这课也得是一个正经完整的课程，不要叫“历史教学法”，教法太单，你们就叫“历史教材教法教研室”，包括两项，比较全面。于是我们就一直沿用了这个教研室的名称。后来我感到人手不够，就向系里申请要人，于是1978年叶小兵毕业后就留校任教了。一个人还不够，我就跟齐说，还得给我两个人。1981年就留了赵亚夫。我当时有一个规定，凡是留在我这个教研室的人，必须到基层教两年中学的课。所以后来就让叶小兵在蒲黄榆中学代了两年课，赵亚夫也是。

（二）兄弟师范院校教学法课程开设

问：您了解其他兄弟师范院校教学法课程开设的情况吗？

于：有了历史课，有了自己招收的学生后，各个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就要开设历史教学法的课程了。在此之前，全国能开历史教学法的高校只有北师大和华东师大。华东师大的校长刘佛年是研究教育学的，有“中国的凯洛夫”之称，其教育学素养在圈内被视为最高。华东师大学学科建设得好，有条件率先开课。北师大的情况大体相似。开课以后，主要以卡尔曹夫的小册子为教材。在全国来说，没有国家出版的历史教学法方面的教材，也没有哪个大学自己出版。因为那时出版很严格，国家没有允许，自己不会出，尤其是教材，所以没有。

这就出现一个难题：有过一线教学经验的老师拿着这份讲义尚可讲授，新教师就难了。于是，北师大就请当时北师大附中的历史老师张习孔来讲，效果很好。后来，又请河北的李光增老师来讲授这门课程。后来，该校的本科生丁西玲和孙恭恂毕业留校从事历史教学法的教学工作。孙恭恂是吴晗任北京史学会会长时的秘书，历史专业知识扎实。

1980年以后至今

（一）《中学历史教学法》教材诞生

问：第一部《中学历史教学法》教材是怎样诞生的？

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教学法教研室主任丁西玲是地下党，因为我也是党员，所以就觉得很亲切，互相也经常交流思想。丁老师跟我说，咱们是不是联合着到国家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去申请一下，让咱们组建一个编写大学的历史教学法教材的历史工作组，这样全国师范院校的历史教学法就可以拿这个东西做依据，各自编写讲稿讲课了。我当然很同意。我们俩就去教育部，跟师范教育司讲了我们的想法。师范教育司的同志很热情，说可以啊。后来他们就提出，只你们两个学校是不是太薄弱了，你们再联系几个学校一起来办更好。于是，我就开始联系。因为当时只有一个教育局有教学研究室历史教研组，组长就是赵恒烈。于是我们就找赵恒烈，他愿意来参加。距离最近的就是天津了。于是我们去了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跟他们谈。原来天津师范学院当时教这门课不是大学教师来担任，而是由《历史教学》杂志的一位老编辑来担任，就是卢士林。于是就把他请上。

于是，1980年，由丁西玲老师牵头，请来北京教师进修学校的赵恒烈老师（专著不多，文章多，文思泉涌，手快。吸收新学说快，听课多）、天津师范学院的卢士林老师和我成立了一个小组，我们写了一个申请报告。然后教育部就同意了。

因为只是提议，还没有写出来一个成熟的大纲，于是我们又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讨论，编写了《中学历史教学法大纲》（草案），我们交给师范教育司，同意了。于是我们就依据这份大纲（草案）开始历史教学法教材的编写了。参与编写的还有孙恭恂、叶小兵、潘缉熙和马卫东。我们采取了两个步骤编写。首先，个人写成初稿后，由各校分头负责修改，然后汇总、统编，由卢士林和孙恭恂对全书做了内容的修改和文字的通串工作，并由卢士林、丁西玲、孙恭恂三位同志统编定稿。编写这个教材孙恭恂老师的贡献很大。天津师大李光霁、北京师院周发增也参与过讨论，北师大张显传提出过修改建议。

我们的这套教材出来以后，大家都很高兴，也就是说各地的师范院校的历史系，要是有力量就可以组织编写中学历史教学法的具体教材了。那时候有名的中学历史教学法教材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的很多。像广东著名中学历史教师李可琛先生也编写了。我们编写的这本四校联合版《中学历史教学法》使用范围最广。

（二）《中学历史教学法》（高教版）的诞生

四校联合版教材发行一年多以后，高教社计划将各学科教学法的教材出全，就想请我再编一部中学历史教学法的教材，由他们出版。我这版（教材）1988年面世，那时全国各地均有相关作品出版，像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春元老师的《中学历史教学法》、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可琛老师的《中学历史教学法》，还有华东师大在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龚奇柱老师的《中学历史教材教法通论》。当然还有我们的这版。后来，这部教材还评上了国家优秀教材奖。因此，四校联合版的教材也就没用几年。

问：您的这部教材又是怎样具体编写的呢？

于：当时可参考的教学法教材很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咱们中国一边倒学习苏联，历史教学法就是用卡尔曹夫的《中学苏联历史教学法概论》。

这本书的内容比较全面，第一章，叫历史的课堂教学。第二章，是教师怎样讲述教材。第二章包含四小点：第一点是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的阐释；第二点是叙事性的叙述；第三点是历史的描写；第四点叫谈话。第三章是学生的独立作业。这个学生的独立作业下面又分了几点。第四章，年表的学习。第五章，历史地图的学习。第六章，历史人物的评述。第七章，历史文件的利用。第八章，文艺作品的利用。第九章，历史教学的直观性。第十章，乡土教材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第十一章，学生知识的巩固和考察，里边就是有复习，有知识的测验。第十二章，教师的备课。然后是附录。

这本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苏联的实际情况编写而成的，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但都不具体，没有结合具体史实内容。但其目录框架还是给我们很大启发，比如地方史教学。因为苏联有一个思想：一个人连家乡都不爱，你让他爱国，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对这部分很重视。此外，还非常强烈地强调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强调爱国主义。有关这些我们也都借鉴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搜集整理借鉴了很多中学历史教师的实践经验，然后把他们进行筛选、概括、提升。我们最后呈现的是14章，后面附录有白寿彝、苏寿桐、王剑英、邢弈斐、李可琛、钱昌明、赵恒烈、时宗本等13篇有关历史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文章。叶小兵和赵亚夫也参与了部分章节的编写。我请齐世荣先生对教材做了主审。1992年，这部教材获得全国高等学校教材优秀奖，成为全国师范院校使用最多的教材，之后又修订了三版。

（三）成为第一所招收历史教育学硕士的高校

历史教学法这门学科发展中也有招收研究生的问题。“文革”前，这门课基础薄弱难以招收研究生。后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咱们北京师范学院的校长仓孝和就建议将此课发展为历史教育学，也要招收研究生。有一次北师院开全校的教研室主任的会。开完会以后，仓孝和校长就说：“于友西，你留下。”（仓校长）说：“你回去跟老齐说一下，你从今年开始招研究生。”我说：“我还不是正教授，我怎么能招研究生呢？”仓校长说：“那你就别管了，你跟老齐说，我让你给他说的，他能解决。”我回来就照原话跟齐世荣说。齐世荣当时什么话也没说。过了几天，在《光明日报》登报了。那时全国招研究生的学校、导师都登报。报上写着：历史教育学：齐世荣、于友西。当时我还是一名讲师，只能和齐世荣联名招收研究生。这样我就成了硕士生的导师了。咱们学校就成了全国第一所招收“中学历史教学法”硕士的高校了。

那会儿刚开始招研究生，别人也不太了解。叶小兵说：“我报，我报在职研究生。”于是，1985年叶小兵老师以在职研究生的身份成了全国第一届历史教育学研究生。后来第二年没招上来，1987年招上来的是张静。我就招了这么两个研究生。

（四）全国历史教育学位点的发展

问：全国历史教育学位发展的历程如何？

于：上海师范大学的李稚勇称我是他老师，就是因为他的学校有课程但没有硕士学位的授予权，只能来咱们这儿（首都师范大学）答辩。四川那边的吴景贤老师虽然带了研究生，但是没有学位点，所以也得到咱们学校参加答辩。像他的学生陈辉就是来咱们学院答辩的。后来，别的学校慢慢地也得到了硕士生的授予权。

长期以来，历史教学法没有博士点。北师大曾经申报了一回，上面以教授年纪太大为由拒绝了。后来，北师与首师联合申报，本来已经获批了，谁料因为当年天津师范和咱们都得到了这个授予权，教育部又以不能同时给两个授予权为由，都给否了。之后，北师大的教授们老了，咱们这边人手又不够，这个发展机遇就错过了。不久，北师大那边又有了新情况：心理系的林崇德可招收各学科教学心理的博士生。这样一来，北师大的教育学院就都可以招博士生了，历史教学也能招博士生了。华东师大也是这么解决的。以至于近几年有的学校有历史教育学博士的授予权，却没老师。不过最近随着教育大发展的潮流，咱们学校也获批招收历史教育学博士了。这样我们这个学科就开始繁荣了。这就是咱们这个学科一个粗略的发展过程。

在统整校对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孙恭恂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邹兆辰教授、叶小兵教授、历史学院书记付冉老师以及北京教科院原历史教研室主任张静老师的审读及人名、时间、年代、顺序等史实细节的矫正与查正，在此特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