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飞：波斯帝国御道与邮驿体系功用探析（转载于《新华文摘》）

波斯帝国史料因牵涉面广，分为数个板块，且总量稀缺，分布不均。以奥姆斯特德为代表的欧美学者以往在研究波斯帝国道路时，主要依靠古希腊史料和旧约等传统文献，其视野局限于希罗多德笔下那条从萨狄斯到苏萨的“王家大道”，对其他道路和邮驿体系所知甚少。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研究出现转机。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在波斯波利斯遗址发掘了诸多新埃兰文泥板文书，经哈洛克整理翻译出版了《波斯波利斯要塞泥版文书》（Persepolis Fortification Tablets，以下简称《要塞文书》）。其中Q卷引人关注，它是苏萨和波斯波利斯之间的驿站对旅行者发放补给的档案记录，涉及大流士统治中后期（前509—前494）。可以说，这一文献重见天日意义重大，它扩大了学者对波斯道路覆盖地理空间的认知，使传统文献中的零散记载焕发新生。

在这一文献刺激下，法国学者布里昂研究了波斯帝国的道路网络、邮驿体系和官方管理，其论述基本勾勒出了波斯帝国道路交通的历史框架。美国学者格拉芙、古尔本和英国学者库尔特则对波斯御道的路线走向、道路交通和信息交流有所探讨。他们认为，波斯帝国的道路网络与邮驿系统对其治理国家发挥了应有作用。近年来以吴欣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也不时涉猎这一领域，切实推进了波斯帝国的道路研究。

综上所述，国外对波斯道路的研究较为系统深入，而国内研究则相对薄弱，很少有人关注新的出土文献和研究进展。事实上，除了译介国外学术成果，波斯帝国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因此，本文拟从疆域空间与道路关系上，来探讨波斯帝国在克服时空阻碍方面取得的实际进展，换言之，本文主要关心道路与邮驿体系在波斯帝国治理辽阔疆域方面具体发挥了何种功用。同样，中国古代秦汉王朝在结束战国林立之后疆域广袤，为了治理，也采取了与波斯类似的修建道路和驿站等措施，因此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将波斯与秦汉王朝利用道路和邮驿治理国家的成效进行比较，以期发现两者的异同。

作为西亚北非古代文明的集大成者，波斯帝国在征服地域上超越前雄。居鲁士建国后，波斯人从伊朗高原出发向西、西南扩张，征服了亚述、埃及和小亚地区，往东则深入中亚，吞并了索格底亚那、巴克特里亚及印度河流域等地域。到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人建立了历史上首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面积约647万平方千米，远超亚述帝国的165.32万平方千米和罗马帝国的414万平方千米。作为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国家，波斯帝国人口众多，其居民分为70多个族群。这些族群除了共同受波斯人统治外，在政治体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差异极大。

从种种材料来看，波斯诸王深谙帝国“广土众民”之特征。相比之前的亚述君王，大流士开始重组名号来表达王权新观念，其中“辽阔大地之王”和 “各省万民之王”这两个称谓明确体现了帝国土广民众。大流士在铭文中也屡次夸耀自己统治地域广袤，族群众多，如在波斯波利斯的楔形铭文中这样说：最伟大的神阿胡拉玛兹达……授权大流士统治这辽阔大地，其中有许多地区：波斯、米底和其他操不同语言的地区，有山区，有平原，从海的这边到海的那边，从沙漠这端到沙漠那端。从大流士开始，历代波斯诸王在铭文中按照惯例都要历数从法尔斯到边陲的每个地区和族群。这些铭文宣传意味浓烈，政治色彩鲜明。在这种语境下，帝国疆域广袤与族群多元的治理困境被波斯大王有意识地回避了。倒是古希腊作家因身处城邦这种小国寡民的迥异环境，敏锐地发现，波斯帝国作为一个庞然大物，在大王巡游或防御外敌时有其不便或天然弱点。如金口迪奥指出，波斯大王在诸都之间巡游可享各地气候之宜，但因道阻且长，其春冬两季大都耗于漫漫长旅。色诺芬也曾发现“王国之强，在于疆土辽阔、人口众多；但由于距离遥远，军队分散，如对其发动迅攻，则强而弱”。

面对广土众民的现实，波斯帝国从中央到地方缺乏一套一以贯之的官僚系统，实行集权缺乏坚实的体制支撑。在地方层面，波斯大王遂简政放权，尽可能少地干预地方事务。而地方总督在军事、内政上大致自主，在日常管理上基本自治。

然而，波斯大王在某种程度上又需实行必要的中央集权，整合差异极大的民族与地区，任免和指导行省总督等重要官员，且在帝国范围内传达政令、调遣军队和调配资源。然而，实行集权必须正视疆域广袤和交通落后的严峻现实，道路建设非常迫切。据色诺芬记载，波斯帝国首位君主居鲁士在对外征战扩张时就充分意识到道路的重要性，为了波斯军队顺利出征，他会抽调部分士兵专门负责修路。他们一般携带各种工具走在军队前面，根据路况需要随时修路。在建国后，面对辽阔疆域，居鲁士为尽快了解各地局势，首先研究马匹奔跑一天的里程，根据路程远近设立一系列驿站，配备了负责信函传递的马匹和人员。这和秦国吞并关东六国之后的局面和应对较为相似。秦在统一之后，即意识到“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统治极为不便，于是大力加强交通建设。在战国道路的基础上“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修建驰道、直道，形成了全国道路交通网。

在波斯帝国之前，近东地区的诸多王国已经开始修路。其中，亚述帝国为调遣军队并传递情报在两河流域北部山区修建了最初的国家级干道并设置了驿站。正是在上述基础上，波斯帝国继续发展道路。

波斯帝国从萨狄斯到苏萨的道路在希腊文中被称为“hodos basilikē”。这一术语译自波斯文，意为“大王的干道”或“大王之路”。实际上苏锡安那（Susiana）与米底之间经过巴比伦尼亚的道路以及卡里亚的道路在古典文献中被同样命名。据此布里昂认为，波斯帝国多条道路都可以称为“hodos basilikē”。而现今英语学界则相应译为“royal roads”。因此，本文将波斯帝国的国家级干道统称为“御道”，它们构建的道路网络称为御道网络。为区别起见，希罗多德笔下的那条道路则专称之为王家大道。

据希罗多德所述，这条王家大道从萨狄斯出发，穿过吕底亚、弗里吉亚，渡过哈勒斯河，再依次穿越西里西亚等地到达苏萨。对每段路程，希罗多德按照波斯长度单位帕拉桑该斯（parasangs，约5.4千米）来计算，全程长450帕拉桑该斯，约2600千米。一个人日行150斯塔迪昂（stadions，约28.89千米）的话，走完全程要90天左右。

然而，最为重要的御道却是近畿道路，即帝国首都帕萨尔加德、波斯波利斯、苏萨、巴比伦、埃克巴塔纳之间的道路。波斯大王一般都在近畿道路上来回巡游。其中，波斯波利斯和苏萨之间的御道使用最为频繁。据《要塞文书》估算，这条路约长600千米。目前，考古学家在这条路上发现了众多遗迹。

此外，《要塞文书》还提到了大约750个地名，涉及城市、城镇、村庄、行省、地区等，基本覆盖帝国全境。从《要塞文书》编号Q和V的档案来看，波斯波利斯除和苏萨联系频繁外，还和以下诸地联系较多：阿拉霍西亚（15次）、阿里亚（6次）、亚述（2次）、巴比伦（2次）、巴克特里亚（2次）、德兰吉亚那（3次）、埃克巴塔纳（1次）、埃及（1次）、赫卡尼亚（1次）、印度（16次）、坎大哈（6次）、卡尔曼尼亚（31次）、黎巴嫩（2次）、米底（3次）、帕提亚（1次）、萨迦提亚（4次）和萨狄斯（4次）。显然，《要塞文书》中几乎出现了所有的东部行省，且波斯波利斯与之联系较多，但西部行省如萨狄斯、巴比伦、埃及等同样被提到。这充分说明波斯帝国当时依托御道和邮驿体系可以在广袤疆域内组织人员互动交往和物资运输，尤其是以苏萨和波斯波利斯两地为起点和终点的官方旅行几乎可以覆盖东部所有行省和若干西部重要行省。根据这份文献和其他资料，还有几条长程道路值得一叙。

通往东方行省的主干道从巴比伦出发，途经欧皮斯、贝希斯敦悬崖，穿越扎格罗斯山脉到埃克巴塔纳，然后经伊朗高原北缘，途经拉盖（Rhages，今伊朗德黑兰附近）、里海关、赫卡尼亚到达巴克特里亚，而后经喀布尔河谷，穿越兴都库什山的开伯尔山口到达印度河流域的塔克西拉。帝国末年，波斯大王大流士三世和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都走过这条路。而正是这条道路在后世被称为呼罗珊大道（khorasan road），是陆上丝绸之路穿越中亚联结东亚与西亚的主干道。从波斯波利斯到印度，还可以取道南线，即从伊朗高原南缘经卡尔曼尼亚和格德罗西亚前往。此路直线距离较短，《要塞文书》中提到的印度人、阿拉霍西亚人、阿里亚人和卡尔曼尼亚人很有可能由此到达苏萨。不过，这条路有一段途经格德罗西亚，气候恶劣，路况奇差。而上述北线和南线可以由一条经由阿里亚、德兰吉安那和坎大哈的道路来串联。

波斯和叙利亚巴勒斯坦行省连接的主要道路是穿越上美索不达米亚的传统道路。在波斯帝国时代，它从北亚述的阿尔比勒渡过底格里斯河、哈布尔河到乌尔法和哈兰，在卡尔赫美什（Carchemish）以南骆驼丘和提尔-巴尔西普（Til Barsip）要塞附近渡过幼发拉底河，到达卡尔赫美什。另外一条道路从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尼西比斯往南沿哈布尔河渡过幼发拉底河，然后与从巴比伦西去的道路汇合沿幼发拉底河右岸西行到达卡尔赫美什。从卡尔赫美什既可西行，由西里西亚关进入小亚，又可沿海洋大道等其他道路南下埃及。

总之，通过古典文献以及《要塞文书》等资料综合判断，波斯帝国的御道网络以近畿道路为核心覆盖帝国主要地区，其总里程达到了8000千米，一说1.3万千米。相比之下，秦汉时期中国的御道——驰道所覆盖的地域可能没那么广阔，秦朝公路长度可能也只有6800千米。但因秦汉在地方实行郡县制，在行政管理上较波斯深入地方，无疑更依赖道路，所以道路分布随着时间进展趋于密集，干线支线疏密交错。贾山说，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而汉武帝时期的驰道，当时几乎可以遍达“天下郡国”。

波斯驿站滥觞于居鲁士时代。到大流士时期，波斯帝国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邮驿系统。依希罗多德所述，波斯帝国在御道沿线设置了驿站、客栈、仓库等一系列配套设施。目前，因史载不详，这些设施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朗，但其中驿站无疑最为关键。

（一）驿站

对于驿站，波斯人称为“angareïon”，而希腊作家则惯用希腊词汇“stathmoi”来指称。从源头上说，波斯驿站可能在亚述驿站启发下形成，但两者差异很大。据国洪更老师研究，亚述驿站尚处草创阶段，其并未沿御道直接布局，而是设在没有御道的偏远地区或新征服地区，远离腹地，数目有限，人畜等必备工具不足，服务尚待完善。

与之相比，波斯帝国驿站完全沿御道线路均匀布置。换言之，御道即驿道，和驿站紧密结合。不仅如此，波斯帝国驿站设置也较为人性化。希罗多德和色诺芬提到波斯人按步行一天的路程来设置驿站。王家大道总长450帕拉桑该斯，其间设111座驿站，走完全程需90天。色诺芬记载，从萨狄斯到库纳克萨全程长499帕拉桑该斯，共有77座驿站，小居鲁士大约从春天出发到仲夏走完，所需天数无疑超过驿站之数。两位作家记载的驿站数目和旅行天数并未完全吻合。从《要塞文书》所载驿站一般按天向差旅人员配给来看，驿站大致按普通人日行里程来设置。据哈洛克估算，每两座驿站大概间隔25~30千米，琼斯则估为28千米。

在空间分布上，波斯驿站因沿御道分布，其覆盖的地理空间比亚述驿站覆盖的地域要远为辽阔。从古典文献记载来看，波斯驿站在帝国西部尤其在两河流域到爱琴海沿岸的地理分布相对清晰，而在帝国东部存在的证据则异常稀少，地理分布几近未知，不过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寻。波斯大王的希腊御医克泰夏斯提供了一则简短但却重要的史料，即他曾“估算了从以弗所到巴克特里亚、印度的驿站数目和帕拉桑该斯以及行旅所耗费的天数”。马其顿人阿明塔斯的著作《波斯御道上的驿站》内容大都散轶，现存残篇仅记载亚洲高山地区向波斯大王提供油料一事，但从书名可知其应记载了波斯帝国亚洲内陆腹地的驿站。后世的《帕提亚驿程志》则记述巴比伦和巴克特里亚之间若干路段设有驿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两部著作细节的缺失。而现存公元前4世纪巴克特里亚出土的阿拉米文书则提到当时一位名叫巴亚萨（Bayasa）的高级官员在从巴尔赫前往瓦尔努途中，从驿站领取了大量补给物品。依据这些信息判断，波斯帝国在帝国东部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等边陲也设有驿站，且能有序运转。

学界对波斯波利斯与苏萨之间的驿站了解较多，波斯帝国在此约设有21个驿站。其中，希达利（Hidali）是第12个驿站，位于两都中间，地理位置重要。《要塞文书》提到其储存了7立方米谷物，并有27条记录提到它向过往官方差旅人员发放配给。此外，乌兹库拉斯（Uzikurraš）和库尔杜苏姆（Kurdušum）这两个驿站也值得关注，《要塞文书》各有20条相关记录。

至于波斯驿站具体的人员构成、物资配备与服务内容，则史载不详。希罗多德说驿站配有人马，色诺芬则提到驿站的马匹由马夫照料，另有专人收发公函、更换马匹。而从《要塞文书》Q卷来看，驿站仓库备有啤酒、葡萄酒、面粉、饲料等各类物资，可向少量的官方人员发放补给。而从色诺芬对小居鲁士出征的记载来看，驿站显然也向军队提供大宗补给。其中，最好的驿站占据空间很大，拥有足够的水和燃料，周围也有饲料，可承载3万多名士兵或5000多头牲畜。因此综合判断，波斯驿站配备的人员、物资比亚述驿站要丰富，且服务内容多。

（二）信差与公文递送

在使用邮驿体系的人群中，信差无疑最受瞩目。在古希腊文中，波斯信差一般被称为信使（aggeloi）、送快信的人（hēmerodromoi）或骑马送快信的人（hippeuš）等。在波斯文中，信差则名为“astandai”或“astandēs”。

而《要塞文书》的新埃兰文则用“hutlak”和“pirradazis”指称信差。前者字面意思为“被派出去的人”或“在马匹上奔驰的人”。他们被认为是普通信差，一般奉总督或大王之命出行。对于后者，盖尔谢维奇认为它源于古波斯词汇*frataci，原意为“跑在前面的人”，可理解为“快速奔跑之人”，哈洛克将之译为“快速信差”。从《要塞文书》记载来看，这些快速信差大都独自出行，偶尔两三个人结伴而行，一般奉王命来往于各地督府和大王驻跸处。

这些信差因采用逢站换人换马接力的方式传递公函，效率很高。希罗多德说：“雪、雨、暑热、黑夜都不能阻止他们及时全速到达指定的目的地。”色诺芬的描述则更加生动：“有人说，采用这种做法，信札会像飞鹤一样传递出去；无论这话是否属实，但有一点毫无疑问，这种做法的确使信的传递达到了最快的速度。”

至于这些快速信差传递公函的确切速度，史无所载，难以定量分析。20世纪初，李普尔推测信差从苏萨到萨狄斯全程最快需8~10天，军事学家富勒认为7天即可。张国刚也采信了7天说。按照张提供的里程（2400千米）和天数计算，信差每天驰骋约342.86千米。科尔伯恩则对7天说强烈质疑。他认为，波斯骑手当时在没有马镫和马蹄铁的条件下骑马，实际约需11.6天。汉代中国尚无马镫，骑术、路况与波斯帝国相仿，以汉代中国的驿传速度来佐证较为合理。王子今提到，汉代赵充国率军在湟中与羌人作战时，信差去长安报告作战方案及回程传达宣帝意见，往返前后不过7日。按现今公路西安到西宁1242千米来计算，当时驿骑行速为每日400千米左右。由此来看，波斯的快速信差最快7天即可从苏萨到萨狄斯的估算大致成立。

上述波斯御道与邮驿体系皆为波斯帝国官方修建管理，因此它们也主要发挥政治和军事功用，即为帝国统治辽阔疆域和众多人群服务。

（一）通讯方面

在前现代社会，通讯手段并未独立。载有政令、军情的信件或口头话语必须由人来传递，波斯帝国也不例外。从希腊文献来看，波斯帝国也会使用声音、光（烽火）等快捷手段来传递信息，但那是在特定的紧急情况下发出的简单信号，指令清晰明了。复杂信息、重要命令等仍需靠人在道路上奔走传达。

从各种文献和铭文资料来看，波斯帝国官方通讯几乎覆盖帝国全境，旧约全书《以斯帖记》中波斯信差疾驰传诏的生动场景即能体现。当奸臣哈曼获得王令屠杀犹太人时，王的书记“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驿卒传到王的各省”。而由于末底改和以斯帖的努力，大王回心转意，于是书记“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实（埃及）一百二十七省的犹大人和总督省长首领。末底改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圈快马的驿卒，传到各处……于是，骑快马的驿卒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

从具体地域来看，安纳托利亚地区同波斯大王的通讯因记载较多而为今人熟知。而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官方通讯也有不少资料，波斯总督和犹太人围绕修建圣殿一事屡次上书大王的记载即为一例。而埃及总督阿尔沙米（Aršam）在巴比伦或埃兰时，曾通过书信获取埃及的信息并向埃及下属下达命令。目前有10封书信是阿尔沙米直接写给埃及下属的，另外3封下属书信则提到他们之前曾致信阿尔沙米。这些都证明波斯与埃及之间的通讯是顺畅规律的，波斯官方通讯在埃及覆盖的地区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广泛深入。上埃及尼罗河上游厄勒番丁岛（Elephantine）出土的阿拉米文献提到一位名叫哈拿的犹太人在信中说，大流士二世曾通过埃及总督下令：厄勒番丁的犹太人遵守不吃发酵面包、不饮酒、不工作的古老规定。而这封信则证明波斯官方通讯在埃及甚至能触及偏远的南方边陲和边缘人群。关于扎格罗斯山以东的通讯状况，传统文献鲜有记载，但《要塞文书》Q卷记载两大都城与中亚及南亚各地人员来往频繁，其中若干记载显示“快速信差”曾从阿拉霍西亚地区前往波斯大王处，其内容无疑属于官方通讯。不仅如此，一则文书还直接显示一名名叫哈布卡巴马（Harbaukbama）的官员作为巡视员（tidda-huttira）在大流士24年被阿拉霍西亚行省官员派遣前往波斯大王处。此外，阿富汗曾出土了一组公元前4世纪后期的阿拉米文书，其中10封书信显示索格底亚那库米（kuhmi）当地波斯官员巴加凡特（Bagavant）与其上司巴克特里亚总督阿赫瓦马兹达（Akhvamazda）沟通频繁。其中，两人曾就在竭石（Kish）修建城墙和壕沟一事反复通信磋商。因此从这组书信可知，中亚边陲与波斯中央以及中亚波斯官方上下级之间也时有通讯发生。

官方通讯的对象一般上至大王，下到总督，并偶尔波及各地族群。大流士在《贝希斯敦铭文》中宣称：我把这个铭文分送全国各地，人民共同遵循。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在巴比伦、埃及等地发现了该铭文的多个版本。综合这些信息可以看出，《贝希斯敦铭文》其实是大流士颁发的告示，通过御道与邮驿体系通令广大臣民，且以不同材质展示。其他文献也证明，波斯大王不时诏告臣民。如小居鲁士前往小亚赴任时，携带了一封波斯大王致所有爱琴海东岸沿海居民的书信，内容为“朕委任居鲁士前去统治以卡斯托鲁斯为首府的那些民族”。

然而，大王与各族人群之间的通讯一般是单向的，大王昭告臣民的渠道是畅通的，而各地人民向大王上书陈情言事则非常困难，他们无权使用御道和邮驿体系。而总督与大王之间的联络是双向的，较为频繁。波斯大王已经习惯通过书信向总督发号施令，形成了一套文书传递收发体制。呈给大王的报告通常送往苏萨，携带王命的信差则分别前往行省。每个行省一般都有一个王室文书，负责宣读大王诏令。而诏令权威如同大王亲临。当巴该欧司奉命前往萨狄斯处置意欲谋反的欧洛伊特司时，首先用大王的几封书信来试探王室文书和卫兵们的态度。在看到他们对书信非常尊敬后，遂宣读另外两封大王书信，命令卫兵除掉了欧洛伊特司。波律阿努斯记载波斯名将达塔迈斯在围攻锡诺普时，接到大王命令撤退的书信，遂依令而行，对信件则按例献祭尊崇。

一般很少记载政令从大王发出到信差骑马传递，再到总督受命执行的过程，大流士通过信差命美佳巴佐斯迁移派欧尼亚人的记载相对完整地再现了这一过程。更多情况下古希腊作家径直说大王和总督有书信来往或彼此反复磋商。在这些语境下，“邮驿体系”静默不语，但其事实上在有序运转，支撑着总督和大王之间的通讯联络，《要塞文书》Q卷提供了鲜为人知的若干鲜活细节。在爱奥尼亚人起义期间，萨狄斯总督阿尔塔费尔想必和大流士有频繁的书信沟通和人员往来，《要塞文书》一则记录可以证明：达乌马获得了4.65巴尔面粉。23个男子每人（获得）1.5卡。12个男孩每人获得1卡。他携带了阿尔塔费尔印鉴的文件。他们从萨狄斯出发前往波斯波利斯。第27年9月。（在）希达拉（发放）。显然达乌马受阿尔塔费尔派遣前往波斯波利斯公干。米底人达提斯在公元前490年之后曾率军在希腊作战，但在此之前尤其当爱奥尼亚人起义之际他有何动向，史无所载。而《要塞文书》却提到，达提斯其时去过小亚西部，回程时从驿站领取了补给。

然而，时代所限，大王和总督之间的通讯也很难及时发送接收，空间阻隔带来的信息迟缓在文献记载中不时可见。米利都僭主阿里斯塔哥拉斯计划进攻那克索斯，请求阿尔塔费尔提供船只。从希罗多德行文来看，后者从决策、上报再到批复实施，耗时漫长。在形势多变的境况下，波斯总督如此决策无疑会贻误时机。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便宜行事。波斯大王虽然客观上向总督放权，但主观上有时不免过于依赖书信强行指挥地方事务，弊端也很明显。亚历山大东征之初，任波斯帝国海军和沿海军区总督的迈农自知无法与之正面对决，遂放其东行，在其后方爱琴海畔依靠雇佣军和海军联合作战，力图切断亚历山大的后勤补给。现代学者如奥姆斯特德、博斯沃思认为，迈农审时度势，决策合理，对亚历山大威胁很大。迈农不久即死，其部下仍按既定部署作战。然而，大流士三世身处后方，不明军情，决定集结主力与亚历山大决战。因此他命人接管雇佣军赴巴比伦集结。此举全盘放弃了迈农的战略部署，前功尽失。

总体来看，依靠御道和邮驿系统，波斯大王通过书信可以相对及时地了解各地事态并加以应对，已经在设定范围内做到了集权。然而，在当时条件下，通讯依赖道路交通，仍有时代难以克服的距离感、滞后感，无法像近代电报那样即时通讯。因此波斯大王在诸多方面也颇受掣肘，必须分权，在外交谈判、日常事务上给使节、总督相当的权力。由于波斯在行省以下地方共同体基本自治，因此波斯大王的书信主要传至行省总督这一级，范围对象相当有限。相比之下，秦汉由于在各地实行一体化的郡县体制，且邮、亭、传、驿分布较为密集，如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且采用步递、车递与马递等各种方式来传递不同种类和级别的信息，中央与各级地方信息交流则相对更为频繁通畅，除了皇帝制书可以在地方郡国快速传达之外，地方郡县乡里之间也因为各种邮驿设施可以实现信息交流。此外，信息沟通的内容较为丰富，仅皇帝诏令就几乎覆盖所有类型的主题和活动，而这是波斯大王书信所不能比拟的。

（二）军事方面

自古以来，军队即非常依赖道路，波斯帝国也概莫能外。库尔提乌斯说波斯御道为“军事道路”，一语道破了御道的军事战略功能。可以说波斯军队出征与修路密不可分。在建国之初，居鲁士即命人为军队出征开路，薛西斯在希腊皮埃里亚行军时也曾派士兵伐木修路。正是凭借御道和邮驿体系，大流士夸耀“波斯士兵曾经在远离波斯的地方作战”，“波斯的军威曾经远扬四海”。

波斯帝国在军事上看重道路，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波斯的军事防御体系都是沿着御道部署。御道上的险要之处均依山势走向设有关隘，如西里西亚关、叙利亚关、里海关等，而幼发拉底河、尼罗河等大河的渡口处则修有要塞。一遇敌情，这些津关险塞就成了防御屏障，可以卫护重要城镇和首都。

另一方面，波斯帝国调遣集结军队主要使用御道。波斯帝国除1万名“不死军”外，没有常备军。各省则由当地出人组成军队，每年在该省或毗邻地区集中检阅，如小亚所有波斯军队一般在吕底亚的卡斯特卢斯平原集结。当帝国要求各地出兵时，各地军队由部落首领或行省总督率领经御道到指定地点集结。如波斯在进攻希腊时，其陆军在萨狄斯附近的克利塔拉汇合，进攻埃及时则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科集结。

通过四通八达的御道，波斯帝国有能力集结帝国各地的兵力。薛西斯为征服希腊，从各处搜集人力，其麾下大军从民族类别和地域构成来看颇为驳杂，连东部边陲的巴克特里亚人、花剌子模人、索格底亚那人、印度人等也都不远万里赴战。大流士三世则称，波斯大王率所有军队参战是传统。他在高加美拉战役中集结了来自帝国各地的军队，以骑兵见长的巴克特里亚人、索格底亚那人、萨迦人等都远道而来。波斯士兵在集结的时候，走南闯北，对途经区域和路况比较熟悉。色诺芬率军在底格里斯河左岸山地行进时，捕俘问路。俘虏熟知周遭地理，对道路东南西北的走向一清二楚。

波斯帝国固然可以集结帝国全境的军队，但实际难度很大，辽阔的疆土、缓慢的后勤补给严重限制了集结规模、移动距离。在波斯军队出征过程中，行省总督负责提供面粉、马匹饲料等诸多军需物资。然而，依靠肩扛手抬、牲畜驮载的传统运输手段，转运的物资毕竟有限。当大军行进时，它会很快耗尽所经地区的物资。小居鲁士率军从萨狄斯到幼发拉底河时，物资给养依靠驿站，供给无虞。过了幼发拉底河，物资供应就难以为继，色诺芬说“有时为了要得到水或新鲜草料，居鲁士把穿越荒原的站弄得很长”。正因如此，小居鲁士死后，希腊首领集体讨论返回路线时，不同意原路折返，因为途经地区物资已尽。

在这种情况下，波斯大王集结各地兵力，毫无疑问需要时间来克服空间问题。希罗多德提到，大流士为报马拉松战役失败之仇，大规模征兵，为此“亚细亚忙乱了整整三年”。薛西斯在平定埃及之后，计划出征希腊，从各处搜集人力、储备物资，历时“整整四年”。大流士三世在伊苏斯会战后，长期按兵不动，任由亚历山大从容南征埃及，显然在集结兵力，所以在高加美拉会战中其军队“庞大，是因为有大批援军”。时间不足，距离就难以克服。波斯大王阿尔塔薛西斯为平定小居鲁士叛乱，曾命令每个地区的军队到埃克巴塔纳集结，但印度和其他分遣队因时间仓促、距离遥远未能赶到。大流士在伊苏斯之战时，因时间不足也未能召集巴克特里亚人、索格底亚那人、印度人等族群参战。

集结大规模兵力后，波斯大王必须刻意挑选宽阔场地才能施展兵力，且考虑到后勤补给困难必须尽快与敌决战。大规模集结带来的另一问题就是行军速度迟缓。波斯军队一般白天行军，行军过程中携带家眷、辎重车辆甚多，加上道阻且长，速度缓慢，在突发性事件中显得尤为迟钝。公元前500年小亚希腊人起义进攻吕底亚，波斯人一再退却，萨狄斯几至沦陷，直到此时波斯援军才陆续抵达，波斯军队反应迟缓由此可见一斑。

可以说依靠御道和邮驿系统，波斯大王有能力集结帝国全境的兵力。但库尔特据现有资料推断，波斯军队大规模集结的次数相对较少，常规作战可由雇佣军或驻屯军来完成，显然距离是个不容低估的因素。某种程度上，波斯帝国这种平时兵力分散、战时集结的做法其实是对广袤空间、补给不足和交通滞后等多重困难的一种明智应对。而这让希腊作家大惑不解，他们对波斯帝国“军队分散”的印象异常深刻。故伊索克拉底认为，对付这种从多地集结而来的敌军，不能坐等他们攻击，必须趁其兵力分散之际抢先进攻。而以此来考察秦帝国，也有相同之处。秦汉虽然大修道路，但也很少集结全国的兵力对外作战。然而，道路对于秦汉两朝的军事却大有裨益。有秦一代，战事不断，北逐匈奴，南征岭南，这与直道等军事道路的兴修密不可分。而两汉进击匈奴，开发西域，更是离不开道路。不仅如此，两汉经营西域几乎是长期稳定的常规行为，而这显然离不开两汉在西北所修道路与邮驿的稳定运转。

（三）税收方面

在波斯帝国，所有国家收入和王室领地收益均被视为王室收入。其中，赋税是王室最重要的财源，也是衡量大王与地方关系的一个指征。大流士和薛西斯在铭文中宣称“我统治他们，他们向我交纳贡赋”。在很大程度上波斯大王统治各地则有权向各地征税；而各地向大王纳税在观念上则意味着臣服。

从居鲁士开始，波斯帝国即对民众征税，但当时并无固定税制，而以礼物形式呈现。经过改革，大流士确立了征税制度，帝国治下各行省均需缴税。在行省治下，各个民族则是交税的基本单位。按希罗多德列举，总共有70个族群交税，总额达14000尤卑亚塔兰特。这一额度在波斯帝国历史上基本稳定，希罗多德提到小亚的赋税额度从萨狄斯总督阿尔塔费尔到他所处时代一直没变。

有些民族如埃西欧匹亚人、科尔启斯人和阿拉伯人则不用纳税而贡献礼物，其贡物从人到象牙、乳香等不一而足。然而，实际上纳税族群包括免于纳税的波斯人都要上交礼物。关于波斯帝国征收礼物的记载不胜枚举。波律阿尔库斯总体上说，波斯大王靠全亚洲的物资来维持奢侈生活。斯特拉博提到，波斯大王向沿海居民征收白银，向内陆居民征收燃料、药物、羊毛、牲畜等。波斯大王宴饮使用的华服美饰、金银器皿、食材、饮品等也都来自各地贡奉。

毫无疑问，上述赋税和礼物从各地被定期送到巴比伦、苏萨、波斯波利斯等首都国库中去。阿尔沙米命人将埃及国库钱财运往巴比伦的记载则明确说明赋税可经长途运输到首都国库。《要塞文书》Q卷有两条记录与国库钱财运输直接相关：一条记载巴特萨（Battesha）奉苏锡安那总督之命将巴比伦国库钱财运往波斯波利斯，一条提到苏萨国库中的白银被司库曼努亚（Mannuya）运到波斯波利斯近郊马特兹什（Matezzish）。此外，《要塞文书》还记载了税赋或实物贡品（bazi?）的运输，如文书提到有些差旅人员奉命将阿拉霍西亚等行省或个人的税赋长途跋涉运送至苏萨。不仅如此，山羊、绵羊和牛作为常见的实物贡品也经常被提到。而《要塞文书》所提运送苹果和其他水果的人，他们或许也与此有关。大流士在营造苏萨和波斯波利斯时，所需物资如雪松、柚木、青金石等大都由各行省贡奉。这些物资运输里程很长，在当时条件下，必须借助御道和邮驿体系才能从四面八方汇于苏萨。

然而根据现有文献，上述赋税和礼物在御道和邮驿体系上的传输难以从速度、效率来定性定量分析，但可以评估波斯大王积累的财富规模。在这方面，古典作家记载亚历山大在波斯帝国国库劫掠的战利品是极好的证据。其中在苏萨，亚历山大获得4万~5万塔兰特黄金白银；在帕萨尔加德，获取了6000塔兰特白银；在波斯波利斯，劫掠财富则多达12万塔兰特白银。根据上述记载，现代学者估计亚历山大在波斯共获白银4680吨。这个数目是惊人的，“在古代世界，恐怕没有第二个王室搜刮过如此巨额的财富”。除了钱币，亚历山大在波斯还获取了不可胜数的礼物。对这些钱财礼物，迪奥多罗斯等一再强调是波斯大王经过长期积累形成的。

关于波斯赋税和贡物征收的强度和影响，一直争论纷纭，在此不再赘述。可以肯定地说，御道网络和邮驿体系在经年累月地运转，赋税、贡物由此可以定期向上输送，否则波斯大王不会积攒如此巨量的财富和礼物。而这些财富和礼物稳定地往上输送，某种程度上维系了大王与各地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御道和邮驿体系的稳定运转，确保了大王能够持续获取赋税和礼物，感受各地的忠诚，在观念上实现对辽阔疆域的统治和大王权威的宣示。狄农曾提到，波斯历代大王从尼罗河和多瑙河汲水运来和其他珍品一起收藏，作为帝国疆域广袤和统治泽被四海的象征。

因为波斯帝国在政治体制上没有区分王室与国家，所以税收和礼物都流向王室，由王室集中调配资源。而秦汉王朝尽管在观念上家国同构，但实际运行过程中，皇室财政与国家一般财政既有区分，又有密切联系。或许政治体制上的不同也决定了双方利用道路在调配资源的能效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尽管秦汉王朝也会利用道路和驿传系统满足皇室“珍无用，爱奇货”等消费需要，不远万里以驿传系统转运南国果品——“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但秦汉官方利用道路调配资源主要满足国家职能，如供应都市消费、补给军需供应、维持仓廪储积以及赈济灾区贫民，因此秦汉利用道路的功用范围相较波斯广泛，且其动员和调配资源的能力要远强于波斯。当然，带来的负面因素也相较波斯为多，如极大地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波斯帝国在建立后，面临着疆域广袤带来的巨大交通和通讯压力。在吸收以前近东国家的经验基础上，波斯帝国兴建了道路里程长、覆盖地域广的御道，并完善了邮驿体系，在当时条件下极大提升了远距离交通能力。通过御道和邮驿体系，波斯大王构建了相对成熟的通讯体系，通过书信能较为及时地了解并干预地方事务，任命和指导总督等重要官职；通过御道和邮驿体系，波斯大王可以在当时条件下快速调动部队，且能集结帝国各地的兵力；通过御道和邮驿体系，波斯大王还可以汇聚整个帝国的税收盈余和礼物贡品，掌握赖以生存的核心物资。

可以说，波斯帝国依靠御道和邮驿体系牢固掌握了维持帝国的关键资源如信息、军队和税收。因此，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波斯帝国之所以在内部叛乱、地区分裂等棘手问题威胁下没有崩溃，且成功地维持了幅员辽阔的疆域，统治了文化多元的万民，正是御道和邮驿系统在背后默默运转，发挥了巨大的联结、黏合和凝聚作用。换言之，波斯帝国的御道和邮驿体系，实际上是滋养和支撑波斯帝国的生命线。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秦汉王朝的直道等道路和邮驿设施在国家治理上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然而，与秦汉相比，波斯帝国缺乏一套从上到下一以贯之的官僚行政体系，其对广袤疆域的治理缺乏坚实的体制支撑，在信息沟通、军事集结和资源调配上的能力、规模和深度上要远远弱于中国的秦汉王朝。从这方面来看，道路和邮驿体系固然重要，但需要和国家组织体系、经济水平等其他因素形成合力方能发挥最佳作用。而秦汉中国正因为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和遍布基层的郡县制等因素，其对道路和邮驿体系的使用效率和深度要远远优于波斯帝国。

不过，波斯帝国正是因为综合治理能力较弱，其通过道路主要掌握关键资源，对地方事务则干预较少，扰民不多，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国家的治理成本。而反观秦汉尤其是秦在统一之后通过道路对地方管控较强，大规模征发百姓服役和组织士兵远征，扰民疲民，毫无疑问加重了国家和百姓的负担。所以道路和邮驿体系对于国家治理是一把双刃剑，妥善利用会使国家长治久安，但过载使用也会使民困国贫，秩序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