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这次战略转移的落脚点选择在哪里，即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哪里，是关系长征的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事实上，红军长征最后到达陕北，三大主力会师陕甘，并不是长征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而是在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党和红军依据敌我情况的变化，不断改变原定的设想和计划，最后一步一步确立的。 在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之前，中共中央曾于1934年7月23日授命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周恩来在后来的回忆中曾经说过，这支部队的使命主要是探路。经过充分准备，在任弼时等人的率领指挥下，8月7日，红六军团全军9000余人从江西遂川县的横石、新江口地区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县的木黄与贺龙、关向应、夏曦等领导的红三军（红二军团）胜利会师。这次西征，历时近80天，一路历尽艰险，胜利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探明了沿途敌人的兵力，查明了道路、民情，实现了红六军团的战略转移，并且一路播撒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后来的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起到了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便作出了放弃中央苏区，红军主力突围向湘西转移的决策。其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沿赣、粤、湘、桂边境到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和红二、六军团一起创造新的根据地。 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奋战，红军于12月1日冲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至此，部队人员已折损大半。这时，敌人已经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并在红军前进的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紧要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主张得到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多数领导人的赞成。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并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草塘）召开会议。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新行动方针，这就是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 渡过乌江天险后，中央红军于1935年1月占领遵义及其附近的桐梓、绥阳各县。随后不久，蒋介石便纠集川、滇、湘、桂、黔各路军阀，连同中央军一百五十多个团，几十万重兵意欲合围红军，聚而歼之。面对敌情的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上作出了新的决定，放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决计乘敌人合围以前，从遵义地区移师北上，渡过长江，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并与红二、六军团造成三路红军的协同作战，以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准备渡长江北上。这时，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渡江入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立即调集重兵，企图堵击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由于敌情的变化，红军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云南境内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在此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月5日至7日，在扎西境内召开会议，果断决定暂缓执行渡江入川的北进计划，改向云贵川交界的扎西地区集中，在川、黔、滇边境进行机动作战，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川、黔、滇边境实行机动作战的指示精神，1935年2月10日，由于各路敌军纷纷向扎西逼近，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主力迅速调头东进，二渡赤水河，向敌人兵力薄弱的黔北（桐梓、遵义地区）进攻，并于2月下旬在遵义战役中击溃王家烈部8个团，击溃吴奇伟部两个师，缴获枪2000支以上，俘虏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二渡赤水之后回师遵义这一仗，打开了黔北的新局面。 对此，3月4日的《红星》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的机关报）曾有明确的论述，在其《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中，不仅向全军指战员传达了建立黔北新苏区的决定，而且论述了桐梓、遵义胜利对于建立黔北新苏区的意义。社论指出：“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也是反对五次‘围剿’以来一年半中空前的大胜利，这个胜利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追剿，初步地奠定了我们创造黔北新苏区的基础。”并号召全体红军“继续奋勇作战，消灭敌人，尤其是周纵队和四川军阀”，以“巩固遵义、桐梓，完全奠定黔北新苏区的基础。”社论还指出，“我们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战略战术正确领导之下最高度发扬运动战的特长，让敌人尝一尝我们铁拳的滋味！我们要配合红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的胜利，为着继续消灭敌人，打胜仗，赤化贵州而战！” 在川、黔、滇边境进行机动作战，创造新苏区的同时，中央红军始终没有放弃北渡长江（或金沙江），向北发展，转入川西北的战略意图。遵义战役后，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进一步调动敌人，打乱敌人部署，中央红军又向西三渡赤水河。敌人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纷纷向川南调动。红军于是又向东四渡赤水河，接着，向南急进，渡过乌江，逼进贵阳。中央红军趁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乘虚进军云南，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这就为红军继续北进奠定了基础。 5月12日，党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场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讨论了中央红军渡金沙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进，经冕宁过彝族区到安顺场，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会理会议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胜利翻越大雪山，创造了无数个人间奇迹。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胜利会师，18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懋功，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粉碎了国民党军妄想消灭红军的企图。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总兵力达十多万人，主要集中在懋功、理番一带。这个地区，纵横千里，都是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不利于红军急需休整补充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前途。这时，南面的“追剿军”薛岳兵团已被中央红军拖得疲惫不堪，北面的敌军胡宗南部兵力尚未集结，东面的川、陕、甘之敌，派系庞杂，矛盾甚多。因此，红军在战略上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正是北上东进的有利时机。根据这一情况，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北上，即到川陕甘边建立革命根据地。但是，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主张西进或南下。从此，在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开始了反反复复的北上南下之争。 为了统一战略方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县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这个问题。根据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于28日发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和破坏，红四方面军主力迟迟未能北上，耽误了一个多月时间，给了蒋介石以充分的调兵遣将堵截红军东出北上的机会，使红军不仅丧失了进攻松潘的有利时机，而且再次处在了危险的境地。党中央不得不改变行动计划了。 根据敌情的变化，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会议上又作出了以主力迅速占领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的决定。随后，中央红军踏进人迹罕至、生死莫测的草地，走上了“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红军将士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8月底以前走出草地，到达四川最北边的班佑、巴西一带，并胜利占领包座，打开了北上甘南的通道。 自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北上以来，张国焘不仅多次从中作梗，而且与党中央的政治分歧也越来越明显。穿过茫茫草地后，张国焘又对北上发生动摇，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和分裂红军。为解救红军于危难，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巴西会议上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巴西脱险后，党中央率红一、三军于11日北进到达甘肃境内俄界。 为克服由于张国焘的阴谋分裂所造成的危局，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俄界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会议指出，中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个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一、三军也拉上这条绝路，应该单独北上。由于红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损失，因此，中央改变了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 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然后翻越岷山，于9月19日占领甘肃哈达铺。当时在哈达铺并无敌军，红军缴获了大批军粮和公盐，并且获得了一些国民党地区的报纸《大公报》《山西日报》等，党中央和毛泽东从报纸上了解到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了解到陕北有一个大的苏区根据地，有一支活跃的红军，还有游击队和很好的群众基础。根据这些报纸，红军军事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决定首先要到陕北去。同时，党中央还最后完成了对部队的整编工作，正式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共约7000多人，下辖3个纵队。 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在榜罗镇休息期间，党中央从榜罗镇的一所高级小学校得到很多报纸杂志，从报纸中进一步了解到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同时也了解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罪行。于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举行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陕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认为陕甘支队应迅速到陕北同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合。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原定的战略方针，作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英明决策。 根据榜罗镇会议作出的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新的战略决策，党中央率陕甘支队通过通渭地区，翻越六盘山，又经过1000多里的艰苦行军和英勇作战，从甘肃进入陕北，于1935年10月18日抵达铁边城。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驻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随后又同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至此，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2.5万里的长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终于找到了长征立足点，抵达最后的目的地，胜利地实现了历史性的战略转移。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宣告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以红军的胜利而结束，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