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类型分析（转载）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历史时期。

这个时期上承1905-1913年“亚洲的觉醒”时期的民族民主运动的余波，下启第二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开端，形成了内部的各个不同的独特阶段，亚非拉是一个由于共同原因而遭受同样苦难经历和由于共同目的而面临同样历史任务的统一体。亚非拉地区又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社会情况复杂的多元体。对待这个既具有统一性、也充满着多元性的变动激烈的世界，决不能用一个模式去到处套用。类型分析无疑是寻找解决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多样化发展的途径之一。这种分析将展现出这种运动的丰富多采的历史内容及其发展的历史趋向。

一

类型分析首先有助于对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特点的理解。

熟悉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人都知道，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坚决反对用俄国革命的模式去铸造东方的革命运动，坚决反对用欧洲的观点去观察东方的革命运动。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列宁这些话是指亚洲地区而言的，但其思想实质也适用于非洲和拉丁美洲，它为我们分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类型，提供了指导思想。

亚非拉不同于欧洲的基本特点，是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复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力量的多样性和这种革命运动的多类型性。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辽阔的亚非拉地区，社会经济关系要比欧洲复杂得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远非欧洲所能比拟。在一些国家中，资本主义关系有了较大发展，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形成了这两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即使是这些国家，也与欧洲国家有着悬殊的差异。在另外一些国家中，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资本主义关系比较薄弱，资产阶级有较多政治经验，而无产阶级还不能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有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更为落后，封建宗法关系、甚至原始部落经济占着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没有产生。面临着这种实际情况，必须具体分析各国国情，然后加以综合归纳，深入探讨这个地区革命运动不同于俄国和欧洲革命的“更多的特色”.

亚非拉国家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决定了各国的革命运动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打击帝国主义及其支柱封建主义，因而都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人类历史上，反帝运动是最能把更广大爱国阶层吸引进来的人民革命运动。不同阶级和阶层不仅在一定条件下都能参加反帝运动，而且各个爱国阶级和阶层，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有可能举起反帝的族帜，领导民族民主运动。

综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的民族民主运动，从领导力量上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五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集中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新的历史时期和总的趋势。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属于这个类型的，还有越南、朝鲜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第二个类型是以土耳其为代表的、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是大量的,普遍的,但最有代表性的是土耳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土耳其之所以有代表性，首先在于凯末尔领导革命的结果建立了民族独立国家-土耳其共和国。这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建立起的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国家。这是民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取得胜利的标志。其次,土耳其革命后,土耳其政府还进行了十几年的民族化、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些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具体效果，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它提出并寻求解决民族独立国家面临的发展民族经济、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新历史课题。最后，在革命和改革过程中，形成了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凯末尔主义。从这三点看，土耳其确有代表性。仅次于它的，是印度的民族民主运动。埃及的华夫脱运动也属于这一类型。

第三个类型是以尼加拉瓜为代表的、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小资产阶级在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中的作用问题，是值得研讨的课题。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经常站在亚非拉革命运动的前列。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但是革命运动的宣传者、组织者，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成为革命的领导者。领导伊朗真盖尔运动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就是一例。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领导的抗美游击战争，则是它的突出代表。桑地诺运动的钢领，是用武装斗争来拯救民族的荣誉、恢复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桑地诺本人在晚期为正义的社会理想而做的实验中，提出了“人人有工做、有活干”的口号。这反映了一位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家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事实。

第四个类型是爱国封建贵族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属于这个类型的有两个国家。第一个是阿富汗的封建贵族知识分子及其政治代表组成的青年阿富汗派。这个爱国派别的政治纲领是实现国家完全独立、实现现代化改革和建立君主立宪国家。在阿富汗经济落后、既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无产阶级的情况下，青年阿富汗派举起民族民主旗帜，领导了1919年的抗英独立战争，接着又领导了10年的改革运动。第二个是以海尔·塞拉西一世为代表的青年埃塞俄比亚派。这个爱国的封建贵族政派也曾进行过政治、行政、军事、教育、社会和经济改革。但它最著称的业绩，是领导了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抗意战争，从而以爱国封建贵族领导民族民主运动的独特类型而载入亚非现代史的篇章。

第五个类型是爱国部落酋长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出现这个类型的条件在于三个相互联系的因素:经济发展特别落后、没有新的阶级和面临帝国主义的侵略.北非摩洛哥的里夫部落就是这种情况，阿布德·凯利姆就是这样的爱国部落酋长。他的政治纲领反映在六条《民族誓约》中。建立完全独立的里夫共和国，是他斗争的目标。武装抗击法国和西班牙侵略者，是他的主要斗争形式。他还进行部落酋长制、军事体制、国家政权等方面的改革。特别是他领导的里夫部落人民反对西班牙和法国帝国主义的独立战争，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增添了一个独特的类型。

这些类型的多样性在民族民主运动的共性方面，表现了它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同时，这些类型的多样性都具有时代的鲜明特色。无产阶级领导型的自不待言，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型的各种运动也无不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小资产阶级领导型比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型更激进、更靠近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就是贵族知识分子、封建国王和部落酋长，也不是20世纪以前的那个模式了。他们都受着新时代潮流的熏陶，赋有某些资产阶级民主的因素，力求在可能的范围内，实现其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目标。

对于非无产阶级领导型的民族民主运动，除应从反对帝国主义这个总的革命斗争去估计它的进步意义之外，我们还应从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实际出发，进行客观的和深入的分析。阿富汗王国实行类似欧洲18世纪的开明君主制，对不发达的阿富汗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我们不应该以经济发达国家的尺度去衡量它。凯末尔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走上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自然是一个进步历史现象，我们也不应该以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标准去非难它。总之，民族资产阶级、爱国封建贵族和部落酋长型的运动,尽管是违背了民主形式的要求,但是“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能是正确的”。列宁非常重视恩格斯这句名言,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记住这个深刻的原理，并把它运用到“20世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许多亚洲国家”的实际中去。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亚非拉非无产阶级领导型的民族民主运动，也应当作如是观。

二

类型分析有助于对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改革运动的理解。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内容是丰富多姿的，它决不是单一的政治运动。改革运动就是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亚非拉的民族独立国家来说，改革运动涉及到用经济独立巩固政治独立、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和建立繁荣富强的民族国家的问题。

建立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趋势来说，最早出现于受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压迫下的拉丁美洲。到了19世纪下半期，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历史趋势，在亚洲和非洲地区，日益迫切地提上了历史的日程。亚洲首当其冲，受欧美殖民侵略威胁的日本，最早建立了民族独立国家,但很快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从而脱离了亚洲民族民主运动而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1905-1913年的“亚洲的觉醒”是20世纪初期兴起的规模巨大的民族民主运动，它的核心是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深入之处，就在于把改革运动作为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重要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相继提出并探求解决的途径。

两次大战之间亚非拉的改革运动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在同一时代的条件下，各地区因长期形成的历史、民族、文化、宗教、心理和习俗的不同，在改革的目的、内容、方法等方面而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在同一地区内，也同样由于上述因素而表现的相对稳定性，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各自区别的一面。但是,从总体上看,地域性特征成为类型分析的主要依据。

这个时期的改革运动可分为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中东地域型的改革运动。

中东地域型的改革运动中由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1923-1938)、阿富汗的阿马努拉改革(1919-1929)和伊朗的礼萨汗改革(1925一1937)这三大改革运动组成。中东地区是伊斯兰文化圈的中心地区。现代化改革都要触及伊斯兰传统文化。因此，世俗化成了这三大改革运动的共同点。中东三个国家都是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尽管国家形式不同,但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巩固政治独立,因而现代化和民族化就构成了它们改革的基本特点。

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是中东地域型改革运动的原型和代表。阿富汗和伊朗的改革大体上采用了凯末尔的模式。但凯末尔改革是在1918一1923年民族革命战争的基础上进行的。土耳其又处于欧洲和亚洲的交界处，伊斯兰文化圈和欧洲文化圈的交错冲突，使土耳其的改革同其他中东国家的改革相比具有不同的深度。这不仅仅表现在民主共和制方面，而且表现在废除“哈里发制”的宗教与政治分离、宗教和司法分离、宗教和教育分离等世俗化运动方面。1928年，土耳其宪法删去了“伊斯兰教为土耳其国教”的条文，同时又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土耳其作为一个世俗国家而长期屹立于中东伊斯兰文化圈地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今天的上耳其，98%的居民是穆斯林;而它依然是一个世俗国家。对改革固定下来的成果，国外的观光者都为此赞叹不已。

凯末尔改革的民族化和现代化也比阿富汗和伊朗强烈。例如在文化改革方面的文字改革工作，即废除阿拉伯字母拼写土耳其语而开展的拉丁字母化运动，就是企图摆脱阿拉伯文化的影响；把土耳其历史作为各级学校的课程，都是为了发扬民族意识，振奋民族精神。凯末尔实行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改革，不但重视振兴工业，而且还吸取了苏联计划经济的经验，从而证明它不单纯是西方式的现代化改革。至于社会习俗方面的改革，也体现了它破除封建迷信和提倡科学的现代化精神。

同凯末尔改革相比较，阿马努拉在阿富汗的现代化改革则是失败的改革。由于阿富汗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没有形成一个现代化的政党来领导这一场改革运动，没有一个切合实际的总体设想和执行方案，以及机械模仿、急躁冒进，终于导致了改革的失败。礼萨汗在伊朗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功 。他的行政改革促成了国家的统一 。他的经济改革也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他的法制改革则把欧洲式的法典引进到伊斯兰教神权的封建伊朗社会中来。他的社会习俗改革表现了世俗化和现代化精神。但是，他的民族化却渗透了复古主义和大伊朗主义精神，并有强烈的反共倾向。

中东三大改革运动无论成功或失败，无论各自有什么不同，都在世俗化、民族化和现代化方面体现着它们地域性类型的特点。

第二个类型是北非地域型的改革运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北非地区出现了三次改革运动。这就是柴鲁尔在埃及的改革（1924年1-11月）、②阿布德·凯利姆在里夫共和 国的改革(1921年9月一1924年10月）和海尔·塞拉西一世在埃塞俄比亚的改革（1930年11月﹣1935年10月）,

在这三次改革运动中，柴鲁尔的改革时间最短，改革的条件却和里夫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大同小异，当时埃及面临着英国侵略的严重威胁，柴鲁尔内阁存在的10个月的短暂时间中，解决英埃关系问题占去了它的大部分时间。为了加强民族主义实力以对抗英国侵略，他把埃及政府官吏的民族化放在重要地位。他也整顿了管理体制和重视对教育的拨款，但他在经济改革上没有重大建树，而且完全忽视了军事方面的改革。柴鲁尔内阁是在既无军队支持，又无人民依靠情况下倒台的。

凯利姆建立的里夫共和国是一个很独特的民族独立国家。在里夫部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凯利姆的"现代的、民族的、欧洲式国家"目标差距极其悬殊的情况下，总统制、内阁制、议会制只能是部落人民的陌生的初级课程。改革的起点很低，保留了原来的部落酋长制，只是限制了酋长的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凯利姆改革把重点放在军事体制的调整和国内秩序的整顿上。他建立了一支统一的军队来代替分散的部落武装，并改变了无政府状态的弊病。这表明他的改革意识同保卫民族独立国家的民族意识融合在一起。面临的西班牙和法国严重侵略的威胁，使他不得不迫切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从事一些防御急需的改革。

海尔．塞拉西一世的改革是北非三次改革中最大的一次改革。改革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保卫民族独立国家而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根本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权制第一个类型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它属于革命民主型的民族主义.

革命民主主义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核心。早期锻造自己的民族主义理论时，就与章太炎的“夷夏之辨”划清了界限，从而在萌生之际就属于革命民主主义范畴。他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反满反帝斗争，从理论上概括为民族主义，把斗争的目标明确地归纳为反对满洲贵族把持的国家政权。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的民族主义的理论特色，表现在他把民主主义作为原则界限，同“排满”、“灭满”和“仇满”严格区别开来，

孙中山民族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从根本上讲，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与时俱进”的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进取精神。在辛亥革命以后，他顺应世界历史的潮流，进一步发扬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认识到直接反帝斗争的重要性，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把民族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民主主义时期，他的民族主义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开始，以“中国民族的自求解放”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终结经历了新旧两个不同阶段。他把扶助工农、联共和吸取亚洲各国民族主义思想，注入于自己的民族主义。他晚年在《大亚洲主义》讲演中，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批判，提出了自己民族主义的文化观。所有这些，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并造成了深远影响。

第二类型是甘地的民族主义思想，它属于宗教道德型的民族主义。

甘地的思想体系是一个独特而复杂的体系。它的哲学思想是把宗教道德与政治相结合的真理观，是宗教真理观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综合体。他爱一切人，但恨殖民制度;他用印度的历史传统，特别是印度教的文明来对抗西方文明。他的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把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并用政治来提携宗教。宗教哲学在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观中占着中心地位。他的哲学是印度资产阶级的宗教民族主义哲学。

甘地的民族主义理论把人的道德完善看作最深层次，把民族独立国家看作直接目标，把建立地方分治的公社联合体看作最高理想。独立的民族国家包括在他的“自治”概念之中;未来的理想社会体现在“不占有”、财产“委托说”和“公社联合体”等概念上。非暴力的政治原则和方法，集中了政治与道德的结合，以恢复手工纺织为中心的、把行会式的手工业和宗法制农业所组成的经济模式，也是甘地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民族团结是甘地社会思想的总纲，种姓平等、各宗教徒团结、男女平等、统一民族语言和实行民族教育，则是这个总纲下的分支。

甘地的民族主义的中心是用印度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印度教的道德哲学去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争取印度的独立和自治，最终建立他理想的和谐的乌托邦社会。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特点，总是把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到反帝斗中来;同时又始终坚持和平、仁爱、感化和非暴力等个人良知和道德修养的原则。他强调自我净化、自我训练、自我支配，把个人人格和非暴力相结合，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总之，甘地的民族主义不仅体现了资产阶级与小生产思想的并存，而且体现了宗教道德哲学与政治的交织，带着神秘而矛盾的浓郁印度色彩。第三个类型是凯末尔的民族主义思想，它属于现代世俗型的民族主义。

凯末尔的民族主义是穆斯林世界中独树一帜的民族主义。他的思想体系是由六项原则组成的凯末尔主义，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改革主义。圆这是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进步思想体系。它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中逐步形成的，在巩固民族独立的过程中逐步发展的。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就是进步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凯末尔的民族主义的中心是民主主义。六项原则中，有三项原则(共和主义、平民主义和世俗主义)是属于民主主义的。因此，它成为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反对封建主义、反对神权主义和建立、巩固共和国的战斗旗帜。凯末尔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根本问题是独立的民族国家的问题---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和巩固的问题。在国家政权问题上，它把基点放在了国家和社会的世俗化问题上。这是凯末尔民族主义的基本特点。

土耳其封建专制制度是封建神权的专制制度，它的两根支柱是素丹制(王权)和哈里发制(教权)，土耳其素丹是封建王权和封建神权的象征，又是穆斯林世界的哈里发。面对着这种庞大复杂的封建专制制度，用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武器是不够的，因此，凯末尔在共和主义之外，又加了一个世俗主义。他用世俗主义的思想武器，废除了哈里发制和素丹制，实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保证了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以后，他继续坚持这个原则，把宗教和法制、宗教和教育相分离，并在社会改革中扫除一切受伊斯兰教影响的陈规陋习。这样，以世俗化为特色的，包括民主化、民族化、现代化内容的凯末尔的民族主义，在亚非拉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史上，占有它的重要篇章，

除了上述三个有代表性的类型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民族主义思想的小的类型。如长期被人遗忘了的青年阿富汗派的代表人物塔尔齐的思想、华夫脱运动的领袖柴鲁尔的思想、尼加拉瓜的桑地诺的思想，等等。这些民族主义思想在理论深度上不如上述三个类型，也未完全形成为思想体系，但各自的特点还是鲜明的。此外，两次世界大战中，还有一些民族主义思想正在完善自己的体系，如贾·尼赫鲁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型的民族主义思想、苏加诺的综合团结型的民族主义思想，等等。在这里就不加以分析了。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类型分析重在主要思潮，而不在搜奇找异;重在真正具有时代代表性人物，而不在包罗万象，各色俱全。通过以上主要类型的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民族主义思潮发展的多元化总趋向。

总起来说，以上有关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五个类型的分析、有关改革运动三个类型的分析和有关民族主义思潮三个类型的分析，显示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历史画卷。

[本文作者彭树智，1931年生，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