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释要避免辉格式解释(转载)

[日期:2024-02-28] 作者:历史组 次浏览 [字体: ]

辉格式解释,从狭义上说,是英国辉格派史学叙史的主要方式,他们往往站在辉格党的立场上去叙述英国宪政发展史,将托利党当做历史进步的代表,贬低或批判反对势力托利党,认为其阻碍历史发展,英国近代宪政史是辉格党不断战胜托利党历史;从广义上讲,它是一种存在于历史研究与教学中的解释模式,主要观点有,带有后见之明去叙述、筛选历史,忽略历史复杂性、逻辑性,造成历史简单化、模式化;以进步史观对历史进行道德评价,往往脱离时空情境,以今天眼光去审视人物等。辉格式解释的存在,不利于历史解释素养在教学中落地,长此以往,会制约学生的思维能力。基于此,笔者结合教学实践,浅谈如何避免辉格式解释,以抛砖引玉。

  1. 避免后见之明筛选历史,忽略历史复杂性、逻辑性

    历史书写存在概说,使我们容易陷入到辉格式解释的误区中。辉格式解释通常以后见之明,对历史进行概说,有目的地筛选史实,忽视那些看似关联不大的细节、场景、人物。这样可以“获得一些确定的、明晰的历史事件的轮廓或答案”[1]。复杂的历史变得简单化、模式化,丰富灵动的史实被淹没,只剩下了一些泛泛而谈、冰冷的结论。

    讲授甲午战争爆发背景(原因)中,我们往往会从以下角度出发,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了扩大海外市场,清政府避战求和,寄希望于列强调停,朝鲜东学党起义等,精选素材,设计问题,组织课堂讨论。这样的教学不能说没有价值,比如思路清晰,学生能快速掌握原因。认真思考一下,不免存在问题。

    其一,骨感型结论太多,大量中间环节被过滤,学习体验感较差,只简单了解结论,很难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思考,探究欲望无法被激起,思维层次难以提升,课堂思辨性也不足。如日本对外扩张,为什么会与中国发生战争,与西方国家难道就不会吗?中日关系特殊性是不是需要说清楚?战争一般是矛盾累积到和平手段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是不是要补充战前中日交恶的史实,否则教学会很突兀,缺少对历史事件演进完整性认识。

    其二,以后见之明去分析原因,尤其受到战争走向与结果影响,造成对战争基本逻辑缺乏认知。因为日本战胜了中国,所以想当然认为日本敢任意发动战争,战争也一定能取得胜利。要知道发动战争,日本需要取得道义上支持,否则战争发动几率很小,就算开战了,失败概率也很大。况且日本要想好一旦失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另外,清政府对战争态度是否用“避战求和”就能解释?是否忽略了一些历史细节?

    甲午战争包含了无数人物在不同时空下的实践,教学中要突破辉格式解释,就需要回到当时历史现场,挖掘相契合的史料,从史料中重新梳理填补淹没的史实细节,构建出事件的复杂逻辑。可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从中日关系特殊性挖掘史实。为什么日本对外扩张与中国发生战争而不是欧美国家?主要是日本与中国存在地缘上的冲突。当时东亚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日本要对外扩张,须踏上大陆,走两条路:一从中国南部、从台湾进入华南后,再向南亚;一经过朝鲜半岛进入辽东半岛,进入西伯利亚,之后通向欧洲[2]不管哪条路,日本与中国都会有交集。但中国认为日本不能损害我的利益,日本觉得受到中国的“威胁”。当中国越强大,日本敌视愈发加剧。当这种敌视达到顶点时,日本又没有其他选择时,战争爆发可能性极高

第二,从更长时段补充战前中日博弈的史实。朝鲜历来是中国附属国,1876日本开始控制朝鲜,中日开始围绕朝鲜开展斗争1882年与1884日本发动壬午政变与甲申政变,试图取得朝鲜的主导权。中国镇压了这两次政变,之后一直到战前十余年中国一直控制朝鲜因此,中日在朝鲜问题上存在矛盾。虽然1885两国在天津进行谈判,签订《天津条约》,达成共识,暂时缓解了两国日益紧张关系,减少了战争可能性,但始终没有解决两国的根本矛盾。最终矛盾激发到只能战争解决。这样补充史实,把断裂的逻辑链条补上,叙事更为贯通。学生对战争爆发认知不再突兀,更容易体验历史。

第三、回到当时历史情景下去梳理史实。对日本来说,要发动战争需要道义上支持,包括国内民众与国际舆论等。首先需要了解国内民众对战争态度。战前日本不断渲染仇视中国气氛,国民战争情绪狂热。东学党起义后,日本派兵去朝鲜,如果军队没有打出一个结果是没有办法回来的,因为很难向国民交待,必须要跟中国打。因此民众支持政府,加剧了战争爆发。其次需要厘清当时国际社会对日本发动战争的态度。日本精通世界生存法则,利用国际法不断编造舆论,掩盖事实真相。丰岛海战爆发后,日本贿赂英国《每日电讯》《泰晤士报》等知名报刊的主笔,撰写观点倾向于日本的文章,以此影响西方舆论[3]。因此日本创造了比较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西方纵容日本侵略。总之,日本取得了战争的道义支持。

清政府对战争态度怎样?用“避战求和”来解释,显然不够有说服力,因为无法解释为什么清政府最后对日宣战。要回到时代环境去理解这个问题。李鸿章等少数人认为战争能不打就不打。但大部分中国人流露出盲目自信,觉得日本是“岛夷小丑,外强中干”[4],不足为惧,借战争好好教训一下。朝廷有很多清议派官员,他们不了解中日实际情况,反对避战求和,要求对日作战。甲午这一年,慈禧要把权力完全交给光绪,围绕在皇帝身边的年轻一代,政治新人、政治边缘人,总希望皇上尽早树威[5]。这些人很多是清议派官员,认为如果能打赢日本,能为皇帝树威。因此他们希望朝廷与日本开战。更重要的是,日本发动战争后,清政府不敢轻易对日妥协,只能抵抗到底,一旦妥协清政府的正当性就不存在[6],民众会丧失对政府信心,朝鲜有可能沦为日本属国,天朝上国脸面将不复存在。因此,清政府须与日本开战。这样,我们就厘清了其中缘由。

  1. 避免夸大历史人物作用,非历史态度评价人物

    辉格式解释强调人物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把历史发展归咎于某个党派或个人。同时坚持进步史观,将历史简单划分为进步正义阵营与反动黑暗阵营,认为历史是前者战胜后者的结果。以此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审判,这样容易把历史人物简单归类到正义或反动一面,非历史态度去评价历史。

    教学中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容易犯辉格式解释错误,不是过于褒扬就是肆意贬低,都不符合历史解释宗旨。以袁世凯评价为例,曾经问过一些学生,他们对袁世凯有怎样的认识?给出的答案基本上都是贬低、反动。袁世凯搞阴谋权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废除共和,复辟帝制等,一心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仿佛凭借一己之力阻碍中国近代发展。这样的评价存在较大问题。一方面,把历史演变归于袁世凯个人作用,过于夸大他的历史作用,犯了以人论史错误。试想一下,明显违背唯物史观。袁世凯真的能主导历史变迁吗,答案是否定的。另一方面,以今天道德尺度来看待袁世凯,既然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是正义阵营(当然,这一点无可非议),袁世凯等势力就自然被划入反动阵营中,对其大肆批判。

    学生之所以会对袁世凯形成这种刻板、脸谱化印象,一方面与教材有关,教科书基本上将袁世凯描写成反动人物(统编教材这一点上有了很大进步),学生有了先入为主观念;另一方面与我们的教学方法与思维观念有关,对袁世凯的教学还停留在滞后水平,较少留意教材之外,尤其是学界研究成果。历史课到底能带给学生什么,我想要有真实的历史知识,要传递正确价值观,培养良好史观,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要有理性的质疑精神,分析历史事物做到理性客观,切忌对历史存在偏激。为此,可以尝试这样处理。

    新课标要求在尽可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尝试验证以往的说法或提出新的解释[7]。因此,借助史料,创设情境,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悟历史,质疑传统认知,对袁世凯评价提出新的解释。如下:

    材料一  1912年李大钊评价袁世凯说到,武汉起义后之袁项城,事业历史,前此曾国藩、李鸿章之所瞠目惊心,不敢为,不能为者。袁项城动声色,除旧布新,定国事于至危极险之倾。俟我民国之袁项城,丰碑铜像,巍巍高立于云表,最后之一日。尔所谓拿破仑之雄才大略者,以视我袁项城何如?尔所谓克伦威尔之热心魄力者,以视我袁项城何如? 尔所谓华盛顿之德量信念者,以视我袁项城何如 ?——瞿骏:《重大问题的再历史化 ———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引导学生思考,史料对袁世凯是怎么评价?与你印象的袁世凯形象有何不同?李大钊是历史见证者,对袁世凯高度评价。这样正面评价不是个例,当时有人认为他是“民国的第一个雄才,政府里一点也不曾残缺,真是整整齐齐,只有袁世凯做大总统时,有这种气象民国在这时,很有些太平的气概[8]通过情景,学生能神入历史,回到历史现场,感受袁世凯另外的一面,有利于客观评价袁世凯,避免一味道德贬低。

    历史课程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人类历史发展进行科学的阐释,将正确的思想导向和价值判断融入对历史的叙述和评判中[9]人物评价不能脱离其生活的时代环境,否则对人物不公平,扭曲真实历史。因为历史上任何人物的任何行为,都仅仅是整个情境中的一部分而已[10]。因此,对于袁世凯的行为实践,要从时代大环境变迁下进行审视,避免夸大人物历史影响力。可以创设情境,如下:

    材料二  政党群兴,党争随起,党争线错综复杂,使许多场合都弥漫着党派敌视的气氛与情绪,甚至发展为暴力冲突和暗杀行为。普选徒具形式,议会里只有一批政客在吵吵嚷嚷,对国民实际利益却一无所补。——苏全有:《对辛亥革命影响的冷思考》;金冲及:《他们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五四时期先进青年思想变动轨迹的剖析》

    材料三  “洪宪帝制”的祸首之一梁士诒说过:在皇帝的统治下,权力将会更加稳固,因此有可能彻底进行基本财政改革。——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四   即使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顾颉刚仍观察到“一般社会”皆以为称帝是“英雄事业”,“太息其垂成而失”。——瞿骏:《重大问题的再历史化 ———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引导学生思考,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状况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哪些有利条件?(从政党政治、议会体制、社会秩序、民众心理等方面思考)。假如生活在当时,你会如何看待袁世凯称帝?通过史料解读,学生能够知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背后,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在推波助澜,包括普通百姓、遗老遗少、不相信共和的知识分子等。他的实践活动是民国建立后社会乱象下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并不能主导历史变迁。学生对袁世凯的认识得到深化,无形中渗透了唯物史观学习方法,形成评价人物的理性态度,以历史视角同情理解人物。当然也要让学生知道袁世凯复辟帝制与他本人的野心、手腕并不是没有关联,否则又陷入到片面认识境地。

    历史解释是以史料为依据,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与方法[11]也就是说,历史解释是一个严肃理性的流程,是落实核心素养,提升思维品质,养成正确价值观的孵化器。教学中避免辉格式解释,是对历史解释本质的回归,符合历史学科的宗旨。避免辉格式解释是一项综合的教学活动,需要我们不断研读课标与教材,认真了解学情,广泛涉猎与教学相关联的背景知识,把核心素养落实于备课教学每个环节,真正做到理性全面认识历史,充分发挥历史学科育人的功效。

  1. 姜静:《辉格式历史解释的形成、特点及困境根源》,《史学月刊》2022年第1期,第98页。

  2. 马勇:《甲午战争十二讲》,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3. 陈悦:《西方人眼中的甲午战争》,https://www.krzzjn.com/show-1817-121117.html202269日。

  4. 陈悦:《沉没的甲午》,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5. 马勇:《甲午战争十二讲》,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年,第68页。

  6. 马勇:《甲午战争十二讲》,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年,第79页。

  7. 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44页。

  8. 瞿骏:《重大问题的再历史化 ———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些思考》,《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第133页。

  9. 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2页。

  10. 姜静:《辉格式历史解释的形成、特点及困境根源》,《史学月刊》2022年第1期,第100页。

  11. 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5页。

     

    作者简介:

    姓名:朱仁乐

    出生年月:19905

    职称:中学一级教师

    联系方式:19170593765

    地址:江西省樟树市滨江新区樟树市滨江中学

    就职单位:江西省樟树市滨江中学

    研究方向:中学历史教学

    电子邮箱:106127218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