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国的“一统”及其政权组织（转载于中学历史教学园地）

如何理解中国的“一统”及其政权组织

——虞城县高级中学 高力涛

作者简介：

高力涛，中教一级教师，联系电话：13598381947

中国什么时候有的“一统”？“一统”下的中国政权又是如何组织的？如何去理解其历程的大概脉络？又比如，秦的统一及其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在此历程中到底充当着什么样的角色？……我想到现在，有许多人对此的认识和理解是模糊甚至是偏颇的。笔者想通过此文说说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文章粗浅地把“一统”下的中国政权组织变迁历程，分了三个大时期：部落联盟时代；君主时代；共和时代

部落联盟时代

这里的部落联盟时代，大致在夏代之前，这个时候，没哪个被推举出来的首领说“天下”是自家的，就是所谓的“禅让”，贤者上，或能者上，黄帝的地位不就是打架打出来的么（以武力平定四方）。打架有能耐，就会引起攀龙附凤的“一统”效果，谁都想寻求姻亲式甥舅或盟兄式“大哥”的保护——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一统”形式——其实就是一个不同姓氏间的部落联盟。

天下一家又不一家（血缘和家长），这里很形似西欧各国王室间的关系（尽管从血缘上看，中国部落联盟甚至不如西欧各国亲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不是西欧各国王室的（外）祖母么。或许，谁统一谁都是自家血亲（兄弟）在打架，比如在“一战”中，人家西欧各国就是（表）兄弟间在打仗。

对于各部落在结亲或拜把时候有没有理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各组成单位（部落）在整体中的地位，组织运行有没有类似契约式的规范，以及王的地位，等等，必然有约定俗成的惯例。但作为一个“一统”整体是没有争议的。

君主时代

夏启后，领导人不再（主动或被迫）传能（贤），而是传子，从这个意义上讲，部落联盟虽然还是联盟性质，但首领对国家的主权关系似乎发生了质的变化。世袭的事实使得联盟成为了这个家族的私产，这么一个联盟，不更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一统”整体么？“一统”成为历史传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儿。我们似乎应该承认夏商周君主以及后世君主对“天下”主权的拥有，我们之所以没有这个意识，是因为我们少了点儿“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这一君主下的“一统”模式一直持续到1912年元月。

夏启、商汤（甚至周姬发）没有集权，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能力，但有那个欲望。因为一次开会迟到就可以斩杀一个部落的首领，就是夏启权力欲望的体现，那个被斩杀的部落首领也是一只可怜的“鸡”，用来吓唬其它的“猴”。夏商周模式几同，但周的一统能力显然更强，分封自家子弟到更广大区域（黄河、长江中下游，北至燕国，西甚至至昆仑山），这就意味着统一不仅在形式上，还在于姬家文化在广泛地域的渗透上，“姬家文化”周礼成为先进文化随着分封制而畅游“全国”，这种在文化上的一统奠定了后世“春秋一统”最重要的基础（尽管直至汉朝，连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各地风俗文化依然相当迥异）。文化“一统”是一种更深刻的心理暗示——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儒家即拥有你是否为人的判断标准）。

不可否认，周王的分封使得诸侯权力很大，但周可以通过任命诸侯国内的“卿”和“监”，来控制诸侯（“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周夷王（西周第九代王，倒数第四位君主）可以把齐国国君抓回来煮了，说明周的集权能力还是很强的。而后期之所以诸侯战乱是周王室能力问题，而不是制度问题。王无力通过自身的监视系统来控制诸侯，又瞎特么折腾，坐视诸侯做大，导致后来无法收拾的局面。

我们可以这样反问，是不是周王没有名义上的权力或制度设计来阻止这一切呢？显然不是。这与汉七国之乱，晋八王之乱，唐藩镇割据，清末东南互保，辛亥后南北十数省瞬间独立，道理是一样的。

君主时代的政权是如何组织的？这里笔者主要谈三个问题：君主如何独揽大权，各地如何集权于中央，职业官僚如何而聚。

1，君主如何独揽大权

自夏启以来，“天下”属于君主（王，天子，皇帝），谁敢否认这一点，谁就会人头落地。问题在于能力，你能力顾及不到，体制设计、政权组织再高明也都不会足以让你独揽大权。如之奈何？哭么？你得感谢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信息传输能力，当然还包括物质基础积累。

从夏启到明清，君主集权能力之进步，蜗牛一样地前进。在体制设计上，到了朱明朝，君主才开始事无巨细地全面掌握天下——这本是君主自始至终的权力，只是到此才有这样的体制设计与之匹配而已。但这种设计却依然并不意味着可以给予君主所有的权力独揽所必要的保证。

2.各地如何集权于中央

历朝历代，所谓地方机构，都是中央（君主）的派出机构或君主的监察、直辖机构。秦之前为封国；秦之后，郡：君之耳；县：悬之地，其它诸如，“道”、“路”、“州”、“府”等，至蒙古元，所谓“省”，字面上就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即元在各地设置的“行走着的中央机构”。

各地如何集权于中央？明清综合以往经验教训，采取的是双重管理模式，即中央各部门可以直接对接管理地方各职能部门。地方各部门，既要听命于督抚，也可直接对中央（君主）汇报情况，任何“地方官”，哪怕七品县官，督抚等封疆大吏都无权直接任免。他们只有参劾权，然后再由中央（君主）“圣裁”（内阁或军机处是君主的“秘书处”）——一般为了督抚面子，都会准的。

饶是如此，当中央财政紧张或预决算紊乱时候，中央（君主）也会失去对各省的约束，导致地方割据，春秋战国之乱也就不足为奇了。

3.职业官僚如何而聚

君主需要职业官僚来参与自己的政权组织，帮自己打理政务。柳宗元据此说，这就是“公天下”，因为大家都可以凭口才、杀人技术、种田技术、文字技术和聚财技术（捐纳等）……凭借这些技术你可以在君主那里获得一个参与管理国家的机会，即“公天下”。只是你得过一个入门坎。

“民主”又如何？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其参与者都有入门坎。你得满足一定的标准，才有权利消费大家兑出来的公权力。否则，便是对其他人权利的抢劫。你若是“人民”的敌人，那么你只能是被专政的对象。

鉴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动乱，人们觉得似乎有必要把君主集权能力再上升一个阶段，这便出现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这是一个非常早熟的组织设计，它超越了同时期生产力水平，以至于会反过来抑制生产能力发展。因为生产能力的每一次发展，统治者都要考虑到更多的政治成本，这使得他们不愿意扩充自己的能力去顺应这种发展，而是采取了最笨的办法：围追堵截（重生产，鄙视技术，轻视交流，厌恶逻辑思辨，实行思想专制等）。

共和时代

中国从1912年正式进入共和时代。国家属于全体国民。共和时代下的中央集权和君主时代的中央集权不一样，这里必须值得啰嗦一下。共和时代的中央集权是民众通过签约形式（约定好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赋予公权力拥有集权的能力，是单一集权（权力较为集中）还是复合集权（权力较为分散），都是可以商量的。但是君主时代的中央集权，严格来讲，不是“中央集权”，而是“君主赋权”，因为你个人是没有权力的，集哪门子的权力？你所谓各层机构都是君主给你的权力，当然，如果你以革命者思维非得强调君主对国家的主权享有是非理性，非逻辑的，那就是另一个结论了。

说到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的“一统”，我们得感谢一个人，袁世凯，是他实际主导了南北议和，清帝退位等中国式“光荣革命”。中华民国从清帝手里获得了爱新觉罗家族对这个国家的所有主权——几乎清帝国的全部版图，是为中华民国“一统”之法理所在。

而“一统”下的“共和时代”中国，其政权组织形式几乎是像西方学习的结果。不管哪种组织形式，都可以通过民众大会来约定，只是我们没有现代议会文明，也没有契约精神，便只能枪杆子里出政权，武人登上历史舞台，能者上。

中国是否能走出乱治交替的政治周期，与议会文明和契约精神能不能在中国孕育并健康成长，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