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的“理性”与启蒙运动的“理性”辨析

[日期:2018-11-22] 作者:历史组 次浏览 [字体: ]
人教版必修三《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一课提到文艺复兴的内容之一是崇尚理性,又指出启蒙运动的核心是理性。学生和很多老师对这两个“理性”很困惑,不知道怎么理解它们的涵义,如果相同,作为不同历史阶段、侧重点不同的两场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内容,本身就好像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如果不同,区别又在哪里。事实上,这两个“理性”在不同时期的涵义确实是不同的,下文将阐释之。

一、文艺复兴的“理性”

岳麓版教材认为:“理性”一词有多种解释,一般是指看待社会与自然现象的一种科学态度,这就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追求真理,谦虚务实;也指认识事物所应坚持的逻辑思维方法。此处所给的两种解释,并不是完整地阐释文艺复兴的“理性”或启蒙运动中“理性”的含义,也不能理解为全部适合于文艺复兴的“理性”和启蒙运动的“理性”,而是在不同阶段,涵义各有侧重,前一种“理性”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含义,后一种是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

从文艺复兴的文化基础来看。文艺复兴借助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当代寻找理论支撑。古希腊人思考世界万物,人文主义精神开始萌芽,现在所用“哲学”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本意是“爱智慧”。希腊先哲为了追求智慧,孜孜不倦,前赴后继。智者学派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是指人对周围世界的了解程度,即人掌握的知识,强调了人的价值,突出了人的智慧与价值标准。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还发明了一种求知途径“精神助产术”。这种崇尚知识的理性精神为后世所景仰。亚里士多德学识渊博,在众多领域达到了专家级水平,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由此可见,文艺复兴推崇的古希腊人文主义,主要指对人和人类社会的了解,这种理性精神主要指知识。罗马法中体现的公平正义理念和对人天然具有某些共性的判断,也是一种知识的体现。只不过这种知识是抽象概括出来的,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所欣赏。文艺复兴再现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予以发展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如提倡追求幸福和物质享受,崇尚理性和科学,“宣称理性是‘人的天性’,‘知识是快乐的源泉’,‘知识就是力量’”。[1]

从文艺复兴的内容看。从“文学三杰”、“美术三杰”到欧洲的拉伯雷、塞万提斯等人的作品来看,无不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和身边自然世界强烈的求知欲。在这场洪流下面,隐藏着对时代的深入了解,对未来人的力量的渴望。这一切是知识的支撑,也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彼特拉克提出以“人的学问”代替“神的学问”,拉伯雷在《巨人传》中“融入了天文、地理、气象、航海、生物、人体生理、医药、法律、哲学、语言等大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显示了作家学识的渊博,更体现了作品的贯穿思想——‘使人的灵魂充满真理、知识和学问’。……强烈地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冲破精神奴役,追求新思想、新知识的热切愿望”[2],体现了文艺复兴追求知识、理性、科学的主题。塞万提斯塑造的堂吉诃德,除了具有荒诞、令人匪夷所思的特征之外,也是一个学识丰厚的人,对社会和文化的观点与看法常常独具己见,让人赞叹。这些文学作品是那个时代的反映,饱含了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理性的渴望。“美术三杰”对人物包括人体、情感、性格、内心的精准刻画,离不开艺术家本人对人性的洞察和了解,也不能没有对芸芸众生的观察和本人的生活感悟,更需要对现实中人类和人类社会相关知识的掌握。《最后的晚餐》对现实世界正确的再现和对事物精确的描述,令人震惊于达·芬奇对世界了解的深度与广度。

因此,文艺复兴的“理性”“主要是指‘知识’或‘智慧’,是强调人对社会的认识,而非近代理性主义”[3],“是指人对自己的认识和控制,对世界、自然的能力,这在本质上是‘知性问题’,而不是理性问题”。[4]

二、启蒙运动的“理性”

关于启蒙运动“理性”的解释,刘宗绪认为“启蒙运动是在17世纪唯理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唯理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笛卡尔虽然是唯心主义者,认为依靠人的抽象的理性演绎,就可以得到正确的认识”,因而“所谓理性,就是人的思考和分析,这同中世纪的神学迷信是相对立的。正是这种理性学说,成为18世纪启蒙思想的先驱” [5],这实际承认了人的推论能力可以获得知识,了解并认识这个世界。人教版《启蒙运动》这样说:所谓“理性”是指人自己思考,运用自己的智力去认识、判断和理解事物的能力。此理性强调的是一种能力,而非这种能力的指向即理性所要理解的内容。岳麓版教材对理性的解释之一是“认识事物所应坚持的逻辑思维方法”。二者都认为“理性”是人类通过推理可以深刻了解世界的思维方法,也即现在所说的理性主义。

启蒙运动中“理性”的体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不满足于人性表面上的解放,他们还要满足人性的需要,彻底实现人本身的解放。他们向过去获得了追求人性解放的正当性,但是没有具体的可资借鉴的方法,只有依靠自己,依靠人类理性的力量,解决当代人的需求。因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运用自己的智慧,构建了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三权分立、主权在民、人民革命权利、君主立宪制等设想,以保障天赋人权的实现。这些政治理念的出炉不是试验的方法,更非前人成果的借鉴,而是启蒙思想家们运用自己的思维设想出来的,这种方法即是启蒙运动的核心——“理性”。启蒙思想家采用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研究运用的方法还有区别:科学研究常常使用培根提出的实验方法、逻辑推理的归纳法,笛卡尔的演绎法等理性主义思想,但启蒙思想家们的方法则是人类理性能量的体现和对理性的充分信任,创造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新方案。正如《全球通史》所言:“这些哲人受被牛顿证实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很大,相信存在着不仅控制物质世界、而且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按照这一设想,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以便发现种种有效的自然规则。他们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传统——受到理性的检验”。[6] 准确地说,此时期的“理性”是资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认为遵循理性标准可以构建起理想的未来社会。

理性精神起源于希腊。从早期自然哲学的兴起,到后来的智者学派、苏格拉底等对人和人类社会的探索,对知识与道德的不懈追求,使得“理性”的内涵不断拓展,并为后来的文艺复兴继承。柏拉图对人类理性能力的自信,则成为后世理性主义的滥觞。当然,也不能说文艺复兴的“理性”与启蒙运动的“理性”毫无联系,它们都是人文主义精神在不同阶段的体现,都是对人自身价值的肯定,也是人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途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自身的解放。

【注释】

[1] 朱维之、赵澧、崔宝衡主编:《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2] 朱维之、赵澧、崔宝衡主编:《外国文学史(欧美卷)》,第78页。

[3] 董小川主编:《世界文化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5页。

[4] 董小川主编:《世界文化史》,第134页。

[5]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8页。

[6]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