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亚夫:“教好”常识是中学历史教师的基本任务

[日期:2017-09-19] 作者:历史组 次浏览 [字体: ]
原载《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6 年第 7 期 我强调重建中学历史教育常识有二十余年,一个基本理由是,中学历史教育不是单纯的专业 教育,也不是一般的人文知识普及教育,更不是特定的政治或思想品德教育,它理应是公民 教育,而选定好常识、运用好常识又是良好的公民教育的基石。缺少对历史常识的理解和认 识,公民就不会做历史的和现实的判断,再多的历史材料也是在展示历史的流水账而已…… 中学历史教育所划定的常识范围,除了部分地遵循已有的学科知识逻辑外,必 须考虑公民教育逻辑。抑或说,现代公民必备的历史知识、技能和视野属于历史常识。历史 常识解决的问题是现代公民将如何运用历史知识、技能和视野去参与社会生活,以及哪些历 史知识、技能和视野可助于公民获得批判性思维、提高人文智识、发展行动能力、实现人类 福祉。再具体些的问题,则包括:我为什么要尊重事实?我为什么要掌握搜集事实的能力? 我为什么必须依据事实讨论问题?怎样运用证据说明自己的观点?真相对我有什么用?我 是否能够知道真相?我依靠什么工具和方法了解真相?过去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为什么要 对和我不相干的事感兴趣?靠谱儿的历史和不靠谱儿的历史、是玩意儿的历史和不是玩意儿 的历史对于当下的我,除了娱乐性外还有什么…… ——赵亚夫 人们常常把普惠性的知识叫作“常识”。当然,中学所教[1]的历史知识属 于这类普惠性的常识。 所谓普惠性,主要包含以下意思:(1)它提供国民或公民[2]用以发达智识、增 进福利乃至消遣娱乐的基本知识;(2)它满足国民或公民进一步发展知识力,抑或学习、理 解和运用其他学科知识(无论是作为一般性的教养,还是致力于学术研究)所需的基本认 知;(3)它是国民或公民参与社会活动——最为重要的是指社会、政治方面的公民实践—— 所必备的基本能力。 常言道,基础教育中的历史教育功能,一是作为集体记忆——国家与民族— —且依赖传承、留存具有特定的意义或价值的历史记述,二是作为个体的人文教养——事 实上,其知识都经过了比较确定性的解释后,成为正解的知识被接受——且时常地表现为 见多识广的谈资(哪怕仅仅通过文字),即历史知识、方法和视角,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 自己和社会,也确实能够通过刨根问底式的探究,深入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认识。一言以 蔽之,中学历史教育功能在于理解人和社会,其核心部分是理解人的行为及观念所造成的 历史影响。 然而,就中学历史教育而言,无论是对知识记忆还是阐释,都是基于习惯性经 验来传授普泛性知识的。普泛性知识的特征是学生在获得这类知识时,只在认知层面知道什 么,而无须在认识层面进行深究。其着眼点是“知道了”,即从学科知识的角度掌握了“基 本知识”。普惠性知识则基于“知道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要知道”,其目的在“知道怎样 知道”或“知道付诸行动”,即从理解的角度探究知识。“普泛”和“普惠”是两个层次的 概念、两种教学思路,其看待常识的视阈不同,实践路径也不同。前者的认知基础是接受你 应该得到的知识,后者的认知基础是建构你可能接受的知识。 过去,学界定义中学历史教学是教授“被公认”的历史知识,把“普泛”当作 “普惠”,强调理所当然地接受指定的共同记忆。现在,虽有重视历史知识要惠及公民的智 识而非臣民的智商的主张,但绝大多数人在涉及历史知识作用的问题时,仍坚持认为历史知 识除了学科需要外,其实并无真价值[3]。因此,历史作为学校的一门课程,若不能应对考 试文化,简直与“闲科”无异。“普惠”不过是学理上的一厢情愿,“常识”也几乎变得稀 缺。如今,越是强调历史教学的专业化,常识越不具有普惠性,以至奇怪到,常识往往成了 反智的东西[4]。 一、中学历史教学所限定的历史常识 中学历史教师依照教科书教学是铁定的事实!现在一些地区到了不按照历史教科书备 考都不是好教师的地步!中学历史教学的“实际”是什么?不是“教教科书”吗?不是“为 了考试而教吗?”尽管有部分个案的存在,但那一定要附加“超级学校”以及“超级学校中 的超越教师”的条件,不是普通学校、普通教师能够有的待遇。现实是不讲道理的,也是残 酷的。唯一有道理或稍显公平的地方,倒是大家共同面对的课程标准和教科书——被严格规 划的历史教学。到高三还要添加考纲和考题,基于课程标准和教科书变化来的东西。 中学历史教学范围是被“课程标准”(过去的“教学大纲”)划定的;中学历 史教学顺序是被教科书限定的。整个中学历史教学从目标到内容,都有严格控制(和缓地说 叫“规范”)。事实是,课程目标越具体、繁复,对教学内容的控制力就越强;教学越偏倚 考试效果,对知识的控制欲就越强。 还有,人们只能看到教师在教学设计、材料选用、教学方式方面各有长短,而 不能苛求教师在知识体系、材料习得、教学方法方面各有新意。道理很简单,对于“普及历 史知识”而言,你应该教什么[5]是有服从性的,包括服从政府的指令性政策和指导性意见 [6],服从教科书权威,服从应试导向,以及服从学科教学法规范。譬如,在观念方面,因 历史教师排斥学科理论,往往以研究实际问题(眼前的教学内容)为借口丢掉了理应研究的 真问题(对知识的探究)。特别是在新课程背景下,不得不如跟风一样跟进层出不穷的教育 理念,并由新理念决定选择、组织和实施知识的标准,无端地造成了诸多的假事实、假现象、 假问题。其实,中学历史知识更新,尤其是知识体系更新,不仅要十分慎重(毕竟关涉公民 观念),而且必须基于学科教育理论(毕竟关涉专业),那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践系统, 显在地受(1)国家意志的影响,(2)学科研究水平制约,(3)教科书的支配,(4)考试制度的控制, (5)教师资质的限制,(6)学生兴趣、智力水平的左右,(7)地域和学校差异的摆布,等等。从 正面观之,中学历史知识=被限定在一定的常识范畴内的知识,其范围、结构、概念一定时 期内应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它们不稳定甚至随便折腾,起码反映出两个问题:社会浮躁或混 乱;学科没有主心骨。 中学历史教育、教学以及它赖以成立的历史知识之所以在范围、结构、概念方 面处于相当的稳定性,还因为其具有义务性。义务性内在地包含着基础性,即作为现代国家 的国民或公民理应养成怎样的义务感,如责任、正义、爱国等,用学科术语表述,就是养成 怎样的历史意识或历史认识。当然,不是只讲个人义务,也强调国家(政府)应尽的义务。 国家(政府)确保其国民或公民自由思想,历史涵养爱国、爱人类的情怀。 在现代国家举办的学校历史教育中,无论采用集权的还是分权的方式,历史意 识或历史认识都体现主流的价值观(含政府主导)。因此,历史学科所体现的人文性,也内 在地体现了思想性,以至历史知识或宽或窄,或深或浅,都与养成怎样的人性和人格、启发 怎样的理性和智慧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人文性即历史知识理应生发的价值、意义——唯有 对历史知识进行阐释,才赋予历史知识以人文性,也只有当历史知识凸显了人文性时,历史 教育才有灵魂。所以历史教育不能回避澄明其价值、意义的问题,因为人文性就内在地包含 着教育价值和意义。但是这不等于说,历史知识与生俱来的人文性可以自然而然地产生教育 价值和意义。事实是,不阐释抑或解释历史知识,历史知识就不会说话,更不会说真话。因 此,历史教育有探究的义务,特别是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探究的过程,已成为学习者通过历 史获得真理和真相的必要途径。于是,历史教育、教学过程的本质就是探究——一个经历了 批判性思维“审辨”的过程[7]。用教育学的概念,这个过程叫“建构”;用历史学的概念, 这个过程叫“史料实证”。 正是中学历史教育的义务性、人文性、探究性特征,决定了它须采用历史常识 进行国民或公民教育,并达成提高国民或公民素养的目的。这就要求历史常识在知识性质上 具有事实性、方法性、评判性的特征。当然,中学历史教育的时间和空间也是限定历史常识 幅度和深度的重要因素,但相对于课程和知识的性质而言,那不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二、中学历史教学为什么越来越忽略常识 有一种现象叫“课改”,也有人比喻为“瞎折腾”。其表现很多,概括地说:(1) 不消停。特别是这 10 多年来,一直在与时俱进,教师们即便跟着狂奔,也不见得能够跟上 “课改”步伐。(2)不讲理。“课改”赤裸裸地绑架了教师和学生。明明是在贯彻长官和专 家意志,却偏偏说是“为了学生的发展”“为了教师的成长”,而事实上发展者、成长者就 像白痴一样令人摆布,只有没完没了学习的份儿,到头来还自认啥也不懂!(3)不实际。“课 改”徒然产生了很多专家、新理念(有些干脆说就是口号)和新概念,但有几个专家是实践 中走出来的?有多少新理念、新概念是扎根于本土实验的?专家们不下课堂、不了解学科的 真问题,凭什么制定“课改”方案、课程标准?新理念、新概念不是基于切实的学科研究, 怎能指导实践、解决真问题?一味地跟着教育原理跑,且教育原理几乎都是舶来品,如何能 够解决棘手的学科问题?怪就怪在,我们似乎处在了靠理念解决问题的时代,谁有本事把理 念当成理论,能够运作行政资源,谁就可能凭理念(就是想法)掀起和推动“课改”浪潮。 于是,“课改”的本质反映了个别利益的最大化。从根本上说,它要解决的不是教育问题, 更不是人的发展问题,而是服务于意识形态并附带着解决某些专家、某类学校的发展问题。 当然,因为陪衬多,特别是各方面的获利者群大[8],人们会有轰轰烈烈的、着实进步的错 觉。但是,我要说那是以小利掩大丑,别指望大规模的“课改”能解决真问题,更何况这其 中还有盲目地被外国理论牵着走的事实。举两个现象: 一是教育理论太过随意,也太过任性。从国外引进理论没什么不对,但需要结合本土 环境进行实验,需要有个内化过程。不是先进理论就一定能够绽放出鲜艳的实践之花。我国 的基础教育和国情尤为复杂,怕就怕一刀切。可是我们的“课改”有个坏习惯——一味图“新” 且是一边倒,只信(外国)理论不讲(本土)实验[9]。如上所说,一旦某些专家的理念借 助政府的行政权力演变为了“课改”政策,人们就盲目到不顾常识的地步,诸如忽视教育实 验和本土经验、忽略国外的多元教育体制[10],至于学科教育“趋势”之类,只是专家根 据自己的研究所做的概括性预测[11],等等。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学者总能找到和 得出明确的、全球性的共同“趋势”“素养”[12]呢?难道不是惯性思维在作怪吗?这个 惯性思维恰恰依赖特定的体制和意识形态!首先,有行政权力作后盾,唯上不顾下[13], 我们崇拜的西方哪有国家用如此的大盘子让几个专家折腾——他们自然只有羡慕;其次,“课 改”专家们乐此不疲地“创新”,从中体味的快感正是由“兼济天下”放大的自我存在—— 哪里体现出民主?一个专家的创新若被行政化,他就是“课改”皇帝,实践者不过是他的臣 民而已。 二是历史学科教育失格、失位。历史教学在“课改”中的进步可谓昙花一现,但变来 变去始终找不到自身的位置和方向,也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如前所述“靠理念吃饭”的 人太多,结果当课堂教学越来越花哨时,我们用形式虚构了实在的内容;当教学结构越来越 宏大时,我们用刻意的设计替代了朴实的思考。另一方面,坚守传统教学思想的人变相地改 造了历史课堂的走向,结果当“史料”(多采用今人的总结之语)铺天盖地时,我们却不自 觉地偷换了史料的概念;当历史教学越来越“专业化”时,我们着实在做的事就如同“学术” 的虚张声势。本来,中学历史教育无外是基于历史事实来培养学生的判断力、理解力和批判 力(或反思力),并借此成熟学生的社会参与力和行动力。而现实中,我们或在弱化和稚化 乃至庸俗化历史知识,以应付口号式的历史教学任务,或在将历史知识程式化(也包含所谓 的专业化),以满足应试教育(本身无教育可言)的需要。于是,历史课程改革已成羁绊, 课改的调子越高就越难实现,也离历史教育的真价值和意义越远。 以上两个现象让我们把常识丢了!历史教育疏离了常识,任何的“做历史”就 成了假象。因此我说,偏离了常识的历史教学(追求高大上或娱乐效果)其损失不是一星半 点,它正在瓦解学校历史教育的整个基础。 三、基于常识且又要超越常识 历史常识不是固定不变的,如古人所持历史常识,今人或许就当学问作了(大 多知识已不实用)。最典型的例子是民国时期优秀的历史教科书,如吕思勉、钱穆和顾颉刚 的作品,现在的大学生读来也比较费劲(那时读书人少,要求也不同)。其实,什么样的知 识能够作为常识,随时间、对象等变化各有不同。基础教育的某些通则,像政府导向的价值 观、实际的生活需要、学科的教育功能等也多有变数。最妥当的审视办法是结合本土实际和 社会生活需要。 不过,因为在定性、定向、定位历史教育时,现代学校有着明确的公民教育目 的和目标,所以由何种知识构成历史常识还不是难题。其一,传承历史记忆不是历史教育唯 一的目的,记忆什么和为什么要记忆,皆与开民智、讲文明相关;其二,熟悉历史故事不仅 是为了满足兴趣的需要,启动和维持人们的历史好奇心,皆与知人性、辨真伪相关;其三, 理解历史事实不是为了积累史学经验,一切用于探究历史的技能和方法,皆与思维品质、行 动能力相关。总之,中学历史教育不针对史学去做学科化的学问训练,更反对为了应试所进 行的机械且程式化的备考学习。历史教育核心的东西,其实很简单,仍然在掌握基本的人文 常识以及由其提升的知识力和行动力。何谓学科品质呢?运用历史知识[14]进行公民教育 ——知道(以先进文化作基底)人之所以为(使之成为文明的)人的道理。从根本上说,就 是使历史知识作用于公民的智力开发和精神解放。因此,将什么知识作为常识,基于常识拓 展和提升智识,以至超越常识建构自己的思想范式,显得格外重要。 具体地表述历史常识的内容,可以看这样几个方面:(1)人类文明史的发展线索, 特别是各种制度史的脉络;(2)人类文化遗产的作用和价值,包括曾经辉煌的伟大文明和重 大的警示性遗产;(3)人类过去经历的及正在持续经历的重大变革,包括不同群体、个人为 了应对各种力量所采取的行动;(4)人类的现实社会和生活环境中蕴藏着哪些历史因素,即 今天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情感、制度、行为规范与历史的关系。总之,历史常识具有 鲜明的主题性质,它既包含经典的人文故事,也着意探究其对当下文化、传统、信仰、价值 观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它既看重历史的同情之理解,也把当今事件中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作为 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来理解;它在把握历史的历时性的同时,也重视从多元角度解释历史的共 时性特征,进而更深入地理解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历史命运。历史常识能够帮助人们将过去、 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而不是留守过去、发思古之幽情。历史常识能够反映人类智慧,其中 折射多彩的人性、美善、科技等人类文化之光,教学要基于它而踏实、超越它而感性。 所谓“教活的历史”,旨在历史对学习者有上述功能,或曰它能启迪智慧。引 申说,“历史学即史料学”一语,针对史学或许是对的,但针对中学历史教育则行不通,我 们也不能就此演绎出一句“历史教学即史料教学”。道理很简单,中学历史教育所阐释的历 史事实,虽基于历史材料,但也不全用历史材料说话[15]。否则,政府、专家、教师就没 有必要那么强调历史教科书了。历史教科书是历史常识的载体。“用好教科书”便是基于常 识来教,可这显然不够。所以针对好教学(善用历史材料)、好教师(善于历史方法),我 特意强调需超越常识。 我强调重建中学历史教育常识有二十余年[16],一个基本理由是,中学历史 教育不是单纯的专业教育,也不是一般的人文知识普及教育,更不是特定的政治或思想品德 教育,它理应是公民教育,而选定好常识、运用好常识又是良好的公民教育的基石。缺少对 历史常识的理解和认识,公民就不会做历史的和现实的判断,再多的历史材料也是在展示历 史的流水账而已。遗憾的是,现实的历史教育正因为缺少由事实(经过精选)构建起来的常 识反倒使错误的史观、史事混成为虚构的常识,诸如因滥用历史二分法而形成的庸俗的“历 史分析”、由固化的历史思维所确认的自古以来的“历史判断”、将政治意志与历史经验以 及民族情感与历史知识有意混淆所产生的“历史解释”,等等。 中学历史教育所划定的常识范围,除了部分地遵循已有的学科知识逻辑外,必 须考虑公民教育逻辑。抑或说,现代公民必备的历史知识、技能和视野属于历史常识。历史 常识解决的问题是现代公民将如何运用历史知识、技能和视野去参与社会生活,以及哪些历 史知识、技能和视野可助于公民获得批判性思维、提高人文智识、发展行动能力、实现人类 福祉。再具体些的问题,则包括:我为什么要尊重事实?我为什么要掌握搜集事实的能力? 我为什么必须依据事实讨论问题?怎样运用证据说明自己的观点?真相对我有什么用?我 是否能够知道真相?我依靠什么工具和方法了解真相?过去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为什么要 对和我不相干的事感兴趣?靠谱儿的历史和不靠谱儿的历史、是玩意儿的历史和不是玩意儿 的历史对于当下的我,除了娱乐性外还有什么…… 我们清楚,当下的历史教学不解决这些问题。整个历史学科都陷入困境!这仅 仅是因为它不具备“实用性”吗?大学历史教育为走出困境,找了一条“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的路,又怎样呢?社会的历史教育借助现代传媒搞“百家讲坛”等,其中红火的 部分又都是哪些内容呢?电视剧更是典型,不戏说、不穿越、不缠斗、不杂糅、不调侃,谁 看呢?即便是“正剧”,不触动时弊、不掺杂意识形态因素、正经八百地说历史事实,谁待 见呢?现实是,盯着史学的“实用性”做文章效果不大!无论成功与否、价值几何,对中学 历史教育皆无借鉴价值。一句话,历史学科的困境根子不在其是否实用。中学历史原本就是 让史学能够实用的途径!结果呢?社会越是发达历史(课)越不实用,难道不值得深思! 历史教育的困境源于其自身人文性的缺失,包括人文知识和体认两部分。首先, 人文知识基础太薄弱,历史知识过于教条。表现为:僵化的史观;刻板的叙事;狭窄的思路; 简化的概念。加之应试教育雪上加霜,使这些表现恶性循环于大中小学,严重地破坏了历史 教育的人文基础。如果说中学的历史是“背多分”,大学的历史又是什么呢?绝大部分的师 范大学还强调“满足中学需要”,讲的太多,读、写的太少;听的太多,讨论的太少;教科 书的知识太多,经典的人文知识太少;关注政治太多,理解文化太少;技术活儿太多,自我 思考太少。如今美其名曰打造“匠人精神”,可是连基本功都不行,除了教科书只能乱翻书 (读书不得要领)的教书匠,哪里凝聚得了什么精神!人文知识严重缺乏,历史便没了趣味、 没了智慧、没了思考的价值,当然更没了人文精神,这才是历史教育的最大问题。其次,历 史教育不能简单地记住什么,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都需要体认,就是给学习者自由思 考历史问题和建构历史知识的空间——通过探究过程掌握学习技能和习得“做历史”的方法, 以便体会思的乐趣、体悟做的过程,提升对人类过往行为及经验的理解和评判能力。因此, 体认的过程便是批判的过程,亦即对人文知识的内化过程或锤炼公民智识的过程。没有这些 过程,人文知识就容易有选择地变性,使其博雅成为恶魔般精致的杀人工具。历史上最深刻 且最惨痛的教训,莫过于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借助学校历史教育所实施的罪恶。 我强调,基于公民教育的历史常识,须精选知识并有严格的限定范围,而且它 不宜过深也不宜过泛[17],为的是给学习者留下充分探究的时间和空间。这样,就需面对 以下两种倾向进行反思—— 一种是打着“求真求实”的招牌把中学历史教学引向“史学教育”;另一种是 沿着“求新求变”的路子尝试各种“创新教育”。 前者的表现是:强调历史阅读和材料引证,把还原历史真相作为教学的目的, 鄙视历史教育理论,反感讨论教育价值和意义。其教学特征是:注重讲授事实,大量引用历 史著述,相信自己讲的内容是客观的、没有价值附加的真历史。当然,在材料、结构、阐释 方面具有相当的深度。 后者的表现是:借用新技术、新手段、新媒体活跃历史教学,强调教育理念对 历史教学的改进作用,关注历史教学的表面效果。其教学特征是:注重活动形式,引入材料 虽多但着眼其趣味性,相信通过语言、情节、活动等技巧能够让学生喜欢历史,在知识的处 理、材料的选择以及讲解的内容方面却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 我尊重它们的合理部分,同时持警惕的态度。特别是当“核心素养”风行时, 很有可能会将二者整合为模棱两可的教条。欲客观且不得不说教;欲专业且不得不流俗;欲 素养且不得不备考;欲发展且不得不塑造,等等。其实,真的要抓“核心素养”就不必装得 很“史学”,更无须过度消费教育理论的东西。与“核心素养”相匹配的无外是“关键知识” 和“关键能力”(或技能与能力)。通俗些说,就是选择怎样的历史知识,以达成怎样的公 民能力。“核心”不过是对重要、中心的教育内容的强调。“素”即平素、日常;“养”即 培养、养成。“素养”在中文语境里实难确定,教育理论家将其靠近“学科品质”,或许是 个办法,起码扩大了推理(解释)的余地。仅就历史教育而言,“关键知识”和“关键能力” 的用语,更容易把握(定位公民教育)和操作(熟稔公民知识和确认公民能力)。持“关键 知识”“关键能力”不包括“态度和价值观”的观点,具有典型的教育功能主义特征。从分 析哲学(思辨哲学则是整体视角)看,在你决定什么是“关键知识”的同时,已经包括了对 知识的定向,即涵盖了所欲培养的“素养”。同理,你所确认的“关键能力”也一定内在地 包含着与之相对应的“素养”。“素养”没有那么神秘,抽离了“关键知识”和“关键能力”, 它就是个空壳儿。为什么“学科核心素养”会在数字(究竟是几个)和学理(究竟是什么) 上纠结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把想象当成理论了。本来是面向合格公民做有普惠性的大众课改, 结果又要通过“核心素养”把学生培养成全知、全能的人。 坚守公民教育理念,必须开放历史课堂,并面对所有学习者建构教育意义明确 的历史知识结构=坚守常识,不管是用“全球史”还是“文明史”的思路和方法,历史常识 不能是无用、无知、无聊以及太过学科专业化的,而必须是全面反映人类过往经历、以文明 发展为主线、充满批判性思维、能够破除迷信观念、容纳多学科合作和实现跨学科学习的。 我们需要基于公民教育而使历史常识具有普惠性=做历史教育[18],避免让学校历史教育沦 为政治宣传工具,或变成时髦的伦理游戏。既然中学历史教育不能做、也没有必要做纯粹史 学的传声筒,那单纯的、客观的、无偏见的历史知识传授就只是自己对自己的抬举[19], 那么何不将其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学问体系,针对公民教育主旨来确定历史教育专业赖以生长 的历史常识呢! 我以为,重建中学历史教育常识的理念和技术路径已经找到了,下面是要有自 信打造它。这个自信来自哪里?一是我国悠久的史学传统,首先是回到简明、务实的传统; 二是近百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的历史教育积累,尤其要基于国内历史教育学的经验;三是 开放的信息资源和社会,容易让我们找准自己的学术位置;四是我国有广大且复杂的实践区 域,如何服务于我国的人文教育发展是中学历史教育研究的方向;五是国民有接受公民教育 的必要和愿望,致使中学历史教育有广阔前景。 如何夯实为公民教育服务的历史常识基础?要看其方向是否正确——有助于 健全的公民社会发展,要看能否找到适宜的方法。对于后者留在以后再说,这里先概括地提 出四个词汇:(1)结构:针对历史常识体系;(2)概念:针对历史常识涉及的学习领域;(3)能 力:针对历史常识所作用的公民行动;(4)意义:针对历史常识所提升的公民智识。 (本文作者根据 2016 年 5 月 17 日在陕西师范大学教师卓越班的讲座整理完成) [1]本文所说的“教好”常识如同做好历史教育,非“教书本”的“教”。引申说,所教历 史知识应有普惠性,即历史知识要对学习者产生教育意义。 [2]我在自己的历史教育文章中,比较严格地区分了这两个概念:(1)国民,即有一国之国籍 的居民,其政治属性,既可以是公民(充分享有国家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也可以是臣民(在现代社会,身份上或许是公民,但只尽义务,无论观念还是事实上都极少 甚至没有自主权利);(2)公民,不仅享有法定的国民身份,更为重要的是对法律所规定的 权利和义务,具有自觉的行动力和完全的自控力。其公民智识和参与能力是通过教育养成的, 历史又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学科。本文将国民和公民并提,一是区别现实中不同层次的历史教 育,二是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即便麻烦也需读者自己选择实施历史教育的方向。以下同。 [3]若具体考察人们所说的“学科需要”比较复杂,可是结合到现实就会发现,中学历史学 科存在的原因无外两大原因:一是政治教育需要;二是课程设置需要。至于从学科本义阐发 的思维、消遣价值,要么是次要的,要么是隐性的,而且这些工具性价值都可以被其他学科 替代。 [4]凡熟悉中学历史教学的人都能够举出若干例子,或在认识和概念方面,或在事实方面, 如“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一穷二白”“汉化”等。 [5]请注意,我这里用的是“应该”一词,既不是可以教什么(教师是自由的),也不是必 须教什么(政府并没有强制)。这说明,教学在今天依然有较大弹性。关键看,自己要成为 怎样的教师。 [6]在现实中,教师很难做严格的区分。比如,课程标准是指令性的“教纲”,还是指导性 的“文件”?不要看教育、教学专家怎么说,要看是否强迫你去执行。凡是通过行政命令要 教师去做的事,都属于指令性行为。像“三维目标”“核心素养”等等,以此类推。 [7]英文“Critical thinking”一词,我们有两种译文,一是直译为“批判性思维”,二是意 译为“审辨式思维” [8]大规模的课改总会给更多人实惠,如教科书编写者和各类培训者。 [9]所谓的实验区,不要信!那多是造假的专区,想要什么数据都可以拿出来,而且一实验 就成功。然而,教育实验是个复杂过程,理论假设在实验中失败是极为正常的事。失败不意 味着理论假设全然无用,恰恰是没有尝试失败的教育实验都值得怀疑。 [10]西方教育体制在分权的情况下,任何“先进理论”都不可能形成一元化模式(化)的 教育理论和实践。如历史课程,除日本、韩国、新加坡外,欧美澳等地区的民主国家都实施 州颁布的“课程标准”,既有单科的历史,也有综合的社会,其课程定位、结构、内容五花 八门。 [11]就像时装流行发布一样,“趋势”不等于满大街流行;也像车展中推出的“概念车” 一样,“真实存在”的未必是“现实流行”的。只有针对高度集权体制时,“趋势”才等于 “现实”。同理,预计全球教育趋势,若不是从原则方面呈现其本质特征的话,十有八九都 是唬人的。 [12]以“素养”为例,(1)为什么国外用“关键技能”(Century Skills,美国)、“核 心能力”(Century Competencies,经合组织)、“关键能力”(Key Competences, 欧盟)、“综合能力”(General Capabilities,澳大利亚)等,我们非用“核心素养”(Core Competencies,台湾译为“核心素养”)?(2)英文“Competencies”“Capabilities” 一词,究竟理解为“能力”好还是“素养”好?(3)中文“素养”一词的语义、语境是什 么?在教育现场,能够理解为“素质的养成”吗?(4)作为一个指导课改全局的词,是否 要考虑我国的种种现实,如开始时把“三维目标”说得那么了不起,原来其寿命不过十来年! 等等。我不是反对用“核心素养”的概念,而是反感拉大旗做虎皮的作风、草率的结论及强 迫接受的做法。 [13]借助体制发迹的专家,最大的好处不仅仅是可以通吃——利益最大化。还有就是:体 制不会错,我自然也不会错,而且往往靠体制护佑自己的正确,课改是既保险又名利双收的 活计;即便体制错了,大学者们都可以全身而退。教育不存在事故,毁人也不讲条件! [14]这里所说是理论层次的历史知识,包括思维、方法、能力和视野。 [15]这里不用“史料”的概念,而用“历史材料”的概念。严格地讲:其一,中学历史教 学难得用一手材料或原始材料——史料,而是将教科书作为教学蓝本;其二,中学历史为教 学之用,所选材料的范围广,也不及史学那么严肃;其三,从对材料的加工过程看,中学历 史教学也不可能像史学那般精细;其四,我们主张中学历史教学也引入史学家的研究方法— —像史学家一样工作,而现代史学领域大大拓宽,史学家所用材料的范围不再局限于传统“史 料”;其五,我们编制教科书时大多不依赖“史料”,更多采信当代历史学家的著述,其中 的错、歧义可为证。 [16]“重建”有多种意思:其一,近代中学历史教学构建之时,就面对选什么知识的问题, 即常识性知识关乎教育的目的;其二,学科的常识性知识一向受史学和教育两种功能的制约, 即常识性知识关乎教育的专业性;其三,在中学历史教育学自成体系后,常识性知识需要在 理论上重新说明和建构,我为此提出公民教育说(20 世纪 90 年代)。 [17] “深”或“泛”,都是相对而言的,主要指学科知识无须刻意炫耀教师的史学功底, 把教学内容和材料搞得艰深,而需针对学生是否能够理解和自主探究来定深度。同理,“泛” 就是浅层次的、表面的知道,不求探究,甚至画书了事。其实,如果是主题学习的话,一般 都比讲述法学得更深透、更开放。 [18]我习惯用“历史教育”的概念,并使其包括历史教学。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历史教学” 这个宽泛的概念呢?其一,教育在学理上是上位概念,在学科实践中“如何教学和怎样施法” 是由历史教育思想决定的。其二,我同意《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任鹏杰主编关于历史教育“上 位不清,下位糊涂”的观点,在我国长期的教法研究中,忽略的恰恰是历史教育问题,重视 的是“术”的功能。 [19]从实际出发,凡遵循课程标准和教科书讲授的历史知识,凡有考纲限定的历史教学, 其求真求实的程度相当有限,这还不考虑教师个人的学养、教学时间、学生兴趣和接受能力 等因素。 (原载《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6 年第 7 期)